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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一個人戰勝不了自己,制度設計得再縝密,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他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礎和根本。他深刻地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們共産黨人更應該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在廉潔自律上作出表率”。從反腐倡廉的實踐來看,如果説反腐倡廉中反對“四風”是“破”,那麼,“三嚴三實”則是“立”。如果道德自律是可能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制度反腐與心理建設結合起來,築牢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精神長城。因此,有必要系統闡發關於道德自律的理論思考。
“心外無理”與價值信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道德自律作過形而上思考,並對心理建設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過於強調以“破心中賊”為己任的陽明心學。王陽明系統地提出道德自主自律、創立“破心中賊”的心學體系。對關於道德自律的形而上思考具有現實意義的,是陽明心學關於“心即理”、“心外無理”的第一個理由。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理”,“聖人之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諸於心”。他既強調道德行為是由道德意志生發而來,同時又強調道德自主自律是人心的內在本質,從而為人心道德尋找本體論的根據。“心即理”的提出是他有感於朱熹判心與理為二,忽視了道德實踐所致。“心外無理”以及後來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有感於當時的社會風氣。針對當時人們言行不一的情況,王陽明頗有感觸地説:“功利之説,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于聖賢之學。”這種知行分離的情況,在生活中突出的表現,就是口講聖賢之學,而實求私欲功利。這就提醒我們,要做到道德自律,首先必須相信人類內心存在某些神聖的道德價值,這些道德原則是人為自己所設立的不能褻瀆的道德“立法”,這不是由於害怕懲罰,而恰恰是做人的基本人格所要求並不可丟棄的。
習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們黨員、幹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他批評,在一些人那裏,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噱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産主義是虛無飄渺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於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後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心裏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
“知行合一”與反對形式主義
既然人心中存在關於神聖價值的信仰,那麼,為什麼有的人會在行為中表現出來,而有的人卻表現不出來呢?這裡就有一個知與行的關係問題,究竟是知先行後還是知行合一?因而支持道德自律的形而上思考的第二個理由,便是陽明心學所強調的“言必信,行必果”的“知行合一”説。以往人們較多注意王陽明學説的唯心主義成分,並且王學研究者多側重於王陽明與朱熹的對立,較少注意到王學恰恰是從朱學中脫胎而出。其實,王陽明思想的基本內容和重要論題都是在朱熹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例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説就是針對朱熹的“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因為從倫理學的意義上講,陽明心學中的“知”實質是一種“德性之知”,即“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而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合一”,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心學所具的正能量作用而不致誤解的關鍵。具體説來,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説有三層意思: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裡主意是指統帥、打算,功夫即指途徑與方法。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裡知既指一般的知識,也包含意念、知覺、動機、意志,在王陽明看來,這一知的實質已經包含了行。因而,他強調,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若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且須要徹根徹底。第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説主要是針對割裂知行內在聯絡的“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在這裡,“行”不僅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道德實踐活動,而且指主體的道德判斷和道德抉擇的道德意識活動,這一豐富的思想內涵恰恰為人的道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行合一”説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在社會道德生活中,既突出了道德意識的內在性、主觀能動性,又強調了人們的道德意識對於道德行為的決定性,能夠使人自覺地依循內心的道德規範,並付之於道德實踐活動。
在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繫上,習近平同志提醒我們要注重反對形式主義。他強調,在形式主義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實效,文山會海、花拳繡腿,貪圖虛名、弄虛作假。他批評:有的不認真學習黨的理論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學了也是為應付場面,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無心也無力在實踐中認真運用;有的習慣於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有的抓工作不講實效,不下功夫解決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有的下基層調研走馬看花,下去就是為了出出鏡、露露臉。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看“門面”和“窗口”,不看“後院”和“角落”,群眾説是“調查研究隔層紙,政策執行隔座山”。他再三告誡我們,實幹興邦,空談誤國。他要求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做到講實話、幹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