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原刊載于2008年10月7日，僅作為資料參考。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體現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將迎來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這是30年以來的第7個三中全會。此次全會的主題將定位於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30週年，在人們看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必將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告訴《瞭望》新聞週刊，每屆中央全會都很重要，通過全會凝聚共識，形成理論，部署戰略和整體佈局。從黨的十四大以來，一中、二中全會的作用穩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歷屆三中全會，則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可以説，要看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高明之處”，可通過觀察三中全會的“出手”，來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之所以三中全會的議題大多鎖定發展與改革，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這是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是中國共産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中心工作。而從30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黨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方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並進行著逐步演進與探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分別標誌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瞭望》新聞週刊力圖從“歷屆三中全會”這一視角縱向切入，簡要勾勒出黨治國理政的思路圖。

　　十一屆三中全會：

　　實現偉大歷史轉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撥亂反正、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會議。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在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共産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誌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這是多位接受本刊採訪的研究者的共識，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掀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此後的六年間，即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國的改革進入了啟動階段。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是在農村。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率先實行包産到戶為發端，在整個農村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農村體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改革的同時，城市裏的工商企業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試點，即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在這一階段整個體制還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導，而市場調節的部分剛剛開始萌生”，常修澤長期從事體制轉軌研究，他認為，這一階段的改革特點在於正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