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為何定格中國

　　古今中外，人類有一個共同的頑疾，貧窮。

　　如果翻閱世界銀行公佈的全球貧困人口分佈會發現，最近30年，全球貧困版圖發生了一次巨變。

　　其中，最大的變量，是中國。

　　按照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到2020年年底，中國現有貧困人口，已經全部實現脫貧。

　　25日上午，一場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宣佈：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這個堪稱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定格在了中國。

　　西方國家也有一些人，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

　　他們覺得中國扶貧代價巨大。

　　把投入説成“代價”，給扶貧標上了“價”，顯而易見，在一些人的邏輯裏，扶貧是一場“買賣”，而且是“虧本買賣”。

　　中國，絕不會這樣考慮問題。原因，也藏在世界銀行的一組數據當中。

　　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貧困標準，2013年，雖然中國還沒有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標準，但是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已經低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

　　在中國發展的進程中，無論發展階段如何，我們一直在關照最需要幫助的那群人，不讓他們掉隊。

　　扶貧的公平邏輯，和經濟增長的效率邏輯，在中國這裡，並不矛盾。

　　不久前，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就評價中國稱：

　　“中國實現了惠及大多數人口的非凡的收入增長。”

　　中國的發展，從來都不是“成本-收益”的簡單邏輯。“不計成本”的中國扶貧，計的，是什麼？

　　就在本次脫貧攻堅總結和表彰大會10天前，最新一期的《求是》雜誌出刊。頭條文章是習近平總書記8年前的一次講話。

　　現在回看，正是這次講話，埋下了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種子。

　　2012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

　　在十八大後扶貧考察的首站，習近平總書記上來就説到：“有的地方貧困，原因是多方面的，不等於工作沒做好，大家不要有顧慮。”

　　話語平靜，背後的脫貧任務艱巨。

　　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貧困人口數佔總人口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難階段”。2012年底，我國貧困人口還有9899萬人，貧困發生率正好為10%。

　　減貧，從2012年就進入了“最艱難階段”。

　　那一年的阜平縣城，只有一條兩車道主街，馬路上時而穿梭的，還有馬車。

　　這，只是新時代脫貧攻堅的第一道難關。

　　一直做扶貧研究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俞建拖給譚主提到了另一個數據，3%。

　　如果一個國家的貧困發生率達到3%，那麼剩下的貧困人口都可以稱之為“難中之難”，他們可能有重疾或殘疾，可能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可能身處極偏遠地區。

　　他們脫貧，不是最難，是更難。但他們，是一個國家的底線。

　　2017年年底，中國的貧困發生率正好達到3%。那一年召開的十九大，正式把脫貧攻堅納入三大攻堅戰。

　　脫貧攻堅，成了“戰”。

　　現在回看，面對10%和3%的兩道難關，中國都跨過來了。

　　2012-2018年，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由9899萬人減少至1660萬人，每年減貧人數均保持在1000萬以上。

　　特別要多説一句的是2018年。

　　貧困發生率達到3%之後的2018年，中國農村減貧人口依然達到了1386萬人。

　　本以為已經難上加難，沒有人想過，還會有第三道更大的難關在前方等待。

　　2020年，疫情襲擾，幾乎讓許多國家的扶貧努力前功盡棄。

　　世界銀行警告，新冠疫情在2021年可使世界極貧人口增加1.5億。20多年極端貧困人口持續下降的趨勢第一次終結。

　　中國也到了決戰的關口。

　　毫不猶豫。2020年3月6日，國內疫情仍然嚴峻，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共和國扶貧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扶貧會議。

　　脫貧，沒有商量的餘地：

　　“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

　　這樣的要求幾乎每次扶貧座談會都會提到，也和8年前在阜平的承諾遙相呼應：

　　“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攻城拔寨。8年間，扶貧成了習近平總書記“花的精力最多”的工作。

　　光是扶貧主題的座談會，就在7個省份開了7場。每一場，都聚焦扶貧的一個主題，層層深入，步步攻堅。

　　如果以北京為原點，有四個會議地點，和北京的距離都超過了1000公里，最遠的地點，貴州貴陽，坐高鐵，需要至少8個小時44分鐘。

　　心心唸唸，念茲在茲。

　　今年春節前，習近平總書記又去了一次“最遠”的貴州。

　　春節前的基層調研，是慣例，但到貴州，譚主看出三層深意。

　　在脫貧這件事上，貴州至少有三個最：

　　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全國減貧人數最多的省份

　　最特別的，是最後一個宣佈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省份。

　　2020年11月23日，隨著貴州省宣佈最後9個貧困縣摘帽，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疫情給脫貧設下的第三道難關，中國扛住了。

　　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總書記在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之前的貴州之行，是一次實地檢閱，更是對八年脫貧進度表的一次小結。

　　這個進度小結有個亮眼的注腳：

　　經過八年持續奮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的2982元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年均增幅29.2%，比全國農民收入增速快20個百分點。

　　數字很震撼，但與這些數字一樣重要的，還有另外一件大事。

　　這件事考慮的，不只是現在，更是未來。

　　未來的故事，還是要從原點講起。

　　河北阜平，正是這場8年脫貧攻堅的序章。

　　改變貧困的第一步，是擺脫思想中的貧困。所以在那次講話中，習近平也著重説了兩句話。

　　一句關乎信念：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

　　一句關乎具體目標：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

　　這個從一開始就提出的具體目標，十分有遠見。

　　當下聯合國採用的貧困水平測算指標，叫“多維貧困指標”，其中就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飲用水、室內空間面積等）等維度。

　　根據聯合國開發署2019年的數據，收入標準並不能反映貧困的全貌，全球共有13億人處於“多維貧困狀態”。

　　而中國這八年的扶貧故事從一開始，就有著“多維”的基因。

　　正如俞建拖所説：

　　我們瞄準的是人的生活質量，瞄準的是人綜合發展的各種能力，而不是僅僅簡單瞄準收入。

　　河北阜平一個原本想輟學的女孩顧文香，現在讀完了高中，家裏有了新房子，父親也有了一份工作。

　　過去8年，這樣的故事，在全國22個省區市、832個貧困縣和12.8萬個貧困村上演。這也有了上文提到的另一件重要的事：

　　經過八年持續奮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實現不愁吃不愁穿，全面實現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有保障。

　　如何可持續，是中國一直思考的問題。

　　幾年之前，譚主曾跟長期研究多維貧困的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薩比娜·阿爾基爾教授交流過，她多次來過中國，談到中國扶貧，她提到八個字：

　　目標明確，措施精準。

　　這個概括也很精準。

　　從阜平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説，扶貧開發，“首先要有一個好思路、好路子”。

　　到了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考察時，又提出，“精準扶貧”。

　　沿著這樣的總方法論，精準扶貧又延伸出了“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的具體方略。擺脫貧困之路在中國，不是一條完成歷史任務的路，而是一條給貧困人口賦能的發展之路。

　　俞建拖告訴譚主：

　　在全球的多維貧困指標裏面，有些沒有納入的指標或者沒有很好度量的指標，中國也在做，比如用電。

　　個別時常挑刺的西方媒體都在感嘆：

　　中國僅國家電網一家企業，就為農村電力升級投入1200億美元，並安排了7000多名員工參與扶貧項目。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表彰大會中特別提到，貧困地區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大電網覆蓋範圍內貧困村通動力電比例達到100%。

　　中國，100%消除了用電的空白，其中包括80%以上位於青藏高原的“三區三州”地區。

　　一位國家電網的工作人員曾説過一句話，譚主印象很深。

　　他説，甘孜州的電力建設投入，如果算經濟賬，可能100年也收不回來，但要發展，要過上好日子，交通基礎設施和充足電力必不可少，我們不能只算局部的經濟賬。

　　電，已經照亮了未來。

　　2020年上半年，國網經營區內“三區三州”地區全社會用電量較2017年同期增長30%以上。

　　電，不僅在帶動産業，電就是産業本身。

　　就説河北阜平，從2013年開始，首個“綠色”的光伏電站項目就已經動工，依靠發電就能獲得營收。

　　目前，村級光伏扶貧電站覆蓋了全國10萬個行政村，平均每村年收益約20萬元，收益期可達到20-25年。

　　建立“陽光存摺”，中國謀劃的不止是扶貧，更是振興。

　　如果再把目光拉遠，站在今年這個特殊節點回看整個脫貧攻堅之路，會有一種別樣的感受。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建黨100週年。

　　8年之前的第一次扶貧調研，習近平總書記的目的地，也是一個和我們黨命運休戚相關的革命老區。

　　以河北阜平為中心創建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是我黨我軍創建的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

　　曾經在這裡戰鬥生活過的聶榮臻元帥，留下過一句話，“阜平不富，死不瞑目”。

　　看起來是巧合，背後則是初心。

　　當年，太行山裏的這片農村，以及和農民團結在一起的這個政黨，在國際上可能還不為一些人所知。

　　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阜平時，説了這麼一句話：

　　“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説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

　　而後，關於扶貧主題的7場座談會的第一場，也是在革命老區陜西延安舉行。

　　穿越百年，初心未變。

　　如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脫貧攻堅實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在雲南西雙版納有一個遠近聞名的瑤寨——河邊村，每年都會接待來自多個國家的村官。

　　這些村官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國內都面臨脫貧的難題，他們在當地和村民同吃同住，學習當地的減貧模式，深入體驗、實地調查。

　　譚主曾經和一位到訪過河邊村的泰國村官娜麗拉交流過。

　　她説道：

　　“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村裏的發展工作隊、青年創業小組，雖然他們的職責和分工不一樣，但是他們的決心和目標都出奇地一致，真的是一家一戶做工作，似乎不知疲憊。”

　　娜麗拉提到最多的，是人。

　　在過去5年，時任聯合國駐華協調員羅世禮每年都會出席一年一度的“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

　　在交流過程中，一個細節讓譚主印象深刻，在談及中國扶貧時，羅世禮很少用到“減貧（Poverty Alleviation）”一詞，而是常把“人的發展（Human Development）”挂在嘴邊。

　　羅世禮發現的也是人。

　　中國的脫貧攻堅是用人來丈量的，中國的發展也始終是以人為刻度的。

　　因為這樣的刻度，我們看到了紮根在全國的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看到了頻繁登上熱搜的東西協作故事，也看到了1800多位犧牲在脫貧攻堅戰場上的“戰士”。

　　他們都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他們所幫助的是更多的人。

　　貧困對人類的襲擾，無地域之分，無東西南北之別，無國家之差。

　　人的發展才是共同的標準。

　　中國“不計成本”的扶貧成就，是在給世界信心，也是在給世界希望。

　　新中國剛成立時候，我們人均GDP不到30美元。

　　1978年改革開放，我們人均GDP只有約150多美元。

　　現如今，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宣告完成了擺脫貧困的夙願。

　　心手相連，才能命運與共，才能定格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

　　中國期盼的，不是簡單的數據增長，而是每個人，都能定格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