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在文藝界政協委員聚居的北京東郊“華潤飯店”我們先見到了自己的同事敬一丹，一會又見到了忙著招呼記者的濮存昕和王鐵成，這些與《藝術人生》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今天卻給人另外的一種印象，身著職業的正裝，左胸上別著政協委員的胸牌，沒有了往常明星感，樸素之外滲透著一種別樣的氣質，讓我們充分的感受到他們作為一個“明星”，在舞臺之外的一個公眾人物的責任感和對國家的那份深深的愛戀。

　　下集中，王鐵成，濮存昕，敬一丹，廖昌永將分別出場，講述耳目一新的故事。

　　王鐵成：被“周總理”感動的故事

　　因在電影《周恩來》中成功扮演了周總理而深受全國觀眾喜愛的王鐵成老師，似乎因為這樣一個偉大的角色而註定也要變得“偉大”起來。他至今都難以忘懷自己在拍攝電影《周恩來》時，那個不收費的自公用電話亭的老大爺、出租車司。甚至西哈努克親王為了給拍攝電影讓路，取消了自己母親的追悼會，那句發自肺腑的“和周總理一樣為人民做事，人民一個會記住你”説的情真意切。

　　濮存昕：《一輪明月》寄真情

　　同王鐵成老師一樣，身為一名人藝的老演員，濮存昕也在隨時關注著與自身行業息息相關的“普遍”問題。去年，時值中國電影百年之際，由他主演的兩部藝術類電影《魯迅》和《一輪明月》相繼完成了攝製工作，但卻很難在商業化影片橫行的今天走進大眾的視野，由此濮存昕也更加開始關注國産藝術類影片的發行、放映問題。此次會議上，他提出了設立低成本電影放映月的提案。他説：“我們現在電影市場上真正産生效益的還是少數作品，每年有二百部電影，然而真正在院線裏上映，並能夠和觀眾發生創作和欣賞交流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作品。那麼多的電影沒有空間，沒有在院線起碼收回成本，這是一個很大的浪費，資源的浪費，能不能想一點辦法，在那些並非節假日的檔期裏面，放些文藝片、文化影片，還有那些青年導演拍得非常有銳意的那種創新影片。通過我們有社會責任，歷史責任，文化責任的人，包括媒體，一起幫助把這一部分電影中的優秀作品介紹給觀眾，讓觀眾在有更多選擇的同時，也讓文藝工作者們知道把這部分觀眾不要忘記。”

　　在演繹這兩部藝術電影的時候，濮存昕為了減肥，甚至像“杜秋”一樣把吃了東西吐出來，瘦到脫相，“行為先神韻超乎其表”這是一種藝術的精神，而不是簡單的塑造角色的行為，而是一種藝術的精神，“鐵成老師扮演晚年周恩來是我的精神榜樣……”

　　敬一丹：一片丹心

　　來自法律家庭的敬一丹從小就是個聽話的孩子，也許是公安出身的母親對她的要求太過嚴厲，也或許是做法律工作的父親對女兒的期望值過高，敬一丹從小就形成了沉穩、冷靜、謹慎、凝重的性格特點和“新聞女主播”的嚴肅、公正、憂鬱氣質，年幼的敬一丹曾經很不喜歡自己的名字，那個年代，名字裏有個“一”字的孩子非常的少，一直到很大的時候，才懂得一丹兒子寄予的期望“一顆丹心”，直到今天敬一丹還在受用著似乎暗示著自己職業生涯的名字，她説：“我不知道這是性格還是家庭的影響，從小就這樣，我父母對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我媽媽做公安工作，從小目光極為銳利，表達極為準確，我小時候犯什麼錯，她不用説話，眼睛一看我，從裏到外我就完了。她是很嚴厲的，對我們的管教也很嚴厲，我現在回想起來，比如説我們攢點小糖紙，夾在本子裏，我爸就會那樣看著我説我玩物喪志，他們這樣的話對我就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讓我覺得似乎不應該對那些瑣碎的事情過於感興趣。現在我就想，假如我爸當時不用這麼重的一句話説我的話，我可能現在會活得輕鬆一點，會更有情趣一點……”

　　敬一丹的記者之路走得有些偶然，卻也十分幸運，這位當初險些成為瀋陽鐵路某段技術員的女學生在幾次被推薦都未成功的絕望之中，無意間走進了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校門，並從此與記者的職業捆綁在了一起。

　　記者的職業使敬一丹對“責任”一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體會，在她“傳達智者的聲音，放大弱者聲音”的同時，敬一丹總會自覺不自覺地關注自己採訪和報道的社會現象、百姓問題，特別是那些走出演播室深入基層的採訪更是讓她深感自己身為媒體人員責任的重大。就像去年“兩會”之後，敬一丹和新聞記者陳新紅一塊去了麻風村，她們本是奔著一個優秀教師去的，因為她們聽説在那個村子裏有一個老師堅持了18年，然而18年那所學校卻沒有産生過一個畢業生，因為學生們都是念了一兩年兩三年就輟學了。然而，當她們到了那個村以後才發現，其實她們想説的更多，不僅僅是老師，而是他的學生們，他們生活的那種狀態，而當敬一丹和陳紅意外地發現，這個村裏的人竟都沒有身份證時，她們突然意識到，她們想做和該做的事兒太多了。每每這時，敬一丹就會想到自己的雙重身份，她説：“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這個時候我的角色能更多地轉到政協委員這邊，我可以搞一些調研，可以和有關部門再進行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後為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做這件事兒的時候，我覺得不僅僅是一個記者做的，可能更依託政協委員這樣的一個渠道。”

　　也正是這樣的意識與想法，讓這位被同事親切地稱為“大姐”的委員在本屆會議上提出了關注流動人口背後的農村留守兒童的提案。

　　“我現在想做很多事，比如説讓留守兒童能夠和所有的孩子一樣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第一件事兒就是讓他們能跟父母在一起，孩子和母親在一起是天經地義的，不用講什麼道理，什麼條件，我就希望這一家三口，哪怕有一個八九平方米的小屋，能讓他們像一家人一樣，在同一個屋底下，而不是天各一方。所以我也特別希望有一些學心理學的老師和同學們，能夠以志願者的身份走近這些孩子，抱一抱他們，親一親他們，跟他們聊一聊。我想我有機會的時候，也很想去勞動力輸出很集中的地方、村落，去走近那些孩子，這也是我2006年的一個願望。”

　　廖昌永：搭建自己的藝術和人生舞臺

　　從一個自卑的赤腳走進大學校門的貧困學生到世界頂級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走過了自己歌唱道路的春夏秋冬。這個當初還會為自己的貧困而受到羞辱的歌唱家，如今已經開始在為那些仍舊處在貧困狀況中的學生們辦助學音樂會了。面對這些他曾經幫助過或是正在幫助的貧困學生們，他説：“我經常會覺得很感動。雖然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很富裕，但是他們都很自強不息，他們並不會因為生活的艱難就放棄學業，放棄志向，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感動和敬佩，廖昌永開始為他關心的學生們考慮更多的問題了。今年，他提出了關於藝術類院校教職工退休年齡是否可以延後的問題。他説，以前，他對這個問題感觸並不深，因為畢業以後就一直在國外演出，從來也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可到了2000年，他突然變成了學校的系主任，從一個演員到系主任的轉變，使他開始對有些事情感到焦慮和不解。他開始注意到作為教師，他們的藝術生命是遠比做演員時要長很多的。如果説對於歌唱演員來説，他的黃金年齡在三十至五十歲之間，那麼在學校裏，教師的黃金年齡應該是在五十至七十歲之間。然而，迫於政策和制度的規定，那些年過花甲卻仍然身體健康，教學和演出經驗都非常豐富的老教授們過早的離開了校園，這對於那些年輕、渴求的學生們來説無疑是最大的遺憾和損失。因此，廖昌永希望國家能夠允許這些老教授們能夠在自己的教育崗位上多發揮一些餘熱，多帶出幾批學生。如同自己的老師周小燕年近九十仍戰鬥在教育第一線上一樣，廖昌永也一定希望著有一天包括自己在內的更多的藝術類院校的老師們能夠為我們的藝術事業做出更多有意而精彩的事情。

　　六個委員的六個夢

　　在節目的結尾，馮驥才，姜昆，王鐵成，濮存昕，敬一丹，廖昌永分別表達了自己寫在紙上的願望，還面對鏡頭向觀眾提出了自己的倡議，簡單的表達卻字字如金，誠意溢於言表。為什麼要守望我們的家園？什麼是我們最珍貴的精神財富，希望在嘉賓的講述中悟出自己的感動。3月24日週五CCTV-3 21：15將播出下集，敬請關注。文/馬寧、鄭佳佳，攝影：李少林

責編：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