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的時間裏，世界影壇損失了三位大師級別的導演：中國台灣的楊德昌，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

　　三位大師的去世，除了電影圈和媒體，沒有多少人內心會為之生起波瀾。處於人們視線中心的，是暑期上映的大片，是正在製作中讓人期待的商業大片，人們津津樂道依靠技術手段製造出的震撼視覺和聲效，討論的是商業大片拍攝過程中的主演換角、明星緋聞。如果説大師是巨匠，那麼大片就是金剛，人們寧可去關注那只有著巨大身高的毛茸茸的動物，也不會關心大師蒼老身軀背後的故事。電影娛樂被大片一統天下，大師的存在仿佛只是為了在他們去世時紀念一下，或者供人們在閒暇時忽然想起，原來電影也曾經是偉大的藝術而不是計算機生産出來的一次性消費品。

　　著名導演田壯壯説過一句話：“我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這是一句得罪觀眾的話，但卻切中了電影發展的要害。我們現在説起去世的三位導演的作品，大多是他們最輝煌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不知道再過幾十年或一百年，未來的觀眾説起現在的電影，會把大師的稱謂放在誰的頭上？哪些電影會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之作？如果他們的選擇越過了當下，還是選擇了楊德昌、伯格曼們，那説明我們現在的電影工業是有問題的，它創造了巨大的票房價值，卻損傷了電影最富魅力的本質。如果他們選擇了曾經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一些大片，比如張藝謀、陳凱歌的一些作品，那才真的説明一個時代過去了，一個屬於理想主義、屬於批判和創造的時代落下了帷幕，迎來了屬於消費主義和感官享受的時代。

　　前不久鳳凰衛視做了一期節目，著名導演何平説“人類選擇什麼，什麼就是對的。當人類不選擇了，你別給我説你多深刻，你多有超前意識，沒用。”我所理解何平的言下之意是，電影大師們的作品不能夠獲得更多人的認同，是和觀眾的選擇分不開的，那麼我們要怪大師電影的媚雅，還是怪大眾的媚俗？

　　不僅是大師電影難以走近普羅大眾，作者電影、藝術電影也和電影院線、電影觀眾顯得格格不入，在國內這種狀況更加明顯，由於沒有成熟的藝術院線，借道商業院線和觀眾見面的藝術電影往往遭遇冷遇。記得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在北京影院上映時，最慘澹的情景是一場電影只有2名觀眾，而這部電影之前剛剛獲得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最重量級的獎項“金獅獎”。賈樟柯曾被國外媒體譽為中國電影的未來希望，但是他的“殉情心態”某種程度上也封閉了自己通往大眾的道路。藝術電影堅持孤芳自賞，並態度激烈地與商業電影對抗，表面上的壯烈，掩飾不了其在接近大眾的過程中所缺乏的誠意，而大眾一向對藝術片是缺乏主動親近的熱情的。長此以往，不僅誕生不了電影大師，就是一些藝術電影原有的生存土壤，也會逐漸流失。

　　大師們的電影作品是經過時間檢驗才得以流傳下來的，他們那個時代的電影環境要比現在好得多，他們並不用去關心票房，觀眾選擇的餘地也不太大，內外部環境給了他們的電影成為經典的機會。面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愈加尖銳的矛盾，一些影迷提出，當下電影環境的不健康，很多好電影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影迷也應負起責任。但影迷是影迷，觀眾是觀眾，前者代表的小眾喜愛，永遠取代不了後者的集體選擇。很多導演在藝術和商業中間左右搖擺，兩相迎合的結果造就了一批沒有價值的電影。一些導演的名利雙收思想太明顯，腳踩藝術和票房兩隻船，最終可能兩者皆失，只能寄希望於後人看走眼，送上一頂廉價的大師帽子。

責編：龔大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