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徐樸記不清自己做了多少次母親，只記得很多時候都不太順利。
在她懷抱裏躺過的孩子，大多是因患有嚴重腦癱、腦積水、先天無肛、唐氏綜合徵等疾病而被遺棄的嬰兒。徐樸難以想象他們童年遭遇的不安，只有當他們從河南、山西、貴州、廣東等地的福利院來到上海做手術和康復的間隙，她才能盡力給他們一點家的溫暖。
2004年，她在上海的醫院裏見了一個先天無肛的孩子。小女孩兒經歷3次失敗的手術後，從廣東轉移到上海。看到這個“皺著眉頭不吭聲”的小女孩，徐樸的心被牽住了，便申請養護她。6年後，40歲的她辭去了無線通信領域某知名外企研發總監的職位，和朋友一起創辦公益組織“樸質公益”，專注棄嬰生存狀態的改善。
她和公益組織的志願者們給這些孩子籌措手術費用、四處聯絡醫院、找醫生，也把孩子抱在懷裏，一遍遍親吻和安撫，讓孩子能夠減輕病痛。有的孩子受病痛折磨，已經沒有了情緒表達。他們不僅要像普通的母親一樣教孩子坐立、走路、説話，還要教孩子笑。有的孩子病得重，他們只能做臨終關懷。
樸質公益在2014年獲得註冊資質，如今已經幫助過上百名棄嬰。但徐樸説相較于教育領域，做棄嬰的公益組織在國內還是很少。
徐樸以前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多棄嬰走進自己的生活。她説2004年懷孕後，自己“對孩子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見不得別的孩子生病受苦。有時候隔著屏幕，看著病情診斷書和孩子的照片，她“眼淚刷刷掉”。
一開始，徐樸只是零星地幫助貧困兒童籌集手術費，週末去醫院探視。公益組織成立後，她要為越來越多因病被遺棄的孩子撐起一個臨時的家。
這個“家”撐得並不容易。多數孩子都是重病，有的孩子未滿一歲就要做三四次手術。徐樸的丈夫現在還能想起看病時“一抬眼看不到頭”的長龍，“黑壓壓的人群”“都很焦慮”。
早期人手不夠，丈夫也要帶孩子看病，去醫院護理孩子。徐樸家在浦西，醫院在浦東，有時電話半夜打來，他穿過城去送孩子。他去過幾十次醫院，上海的兒童醫院跑遍了，有時自己的孩子沒人照顧，著急只能把她也帶上。
樸質公益的志願者們曾在上海的一個小區裏租了一套房子，用作照顧孩子康復的場所。小區有居民不同意，因為不願意這些孩子在周圍出現。
徐樸也曾在籌集捐助時，遇到對方説：“這些孩子長大也沒有什麼用，不值當。”
但徐樸相信，“他們仍然是活著的，而且活得很痛苦”“不能像扔垃圾一樣被扔掉”，徐樸希望這些孩子在有生之年，能活得“乾乾淨淨的”“舒適的”“有尊嚴的”。
申請養護的第一個孩子，徐樸叫她“蕓寶”。徐樸第一次抱著蕓寶時，她只有18個月大，12斤重。她不能吃東西，也不能坐，“很虛弱，發育不良的狀態”。
她把蕓寶領回家。那時她和丈夫都在工作，女兒也才兩歲多，家裏只有一位親戚幫忙。
夫妻倆每天最操心的就是蕓寶的排便。他們用金屬管幫孩子擴肛，從細擴到粗，因為痛，孩子不是皺著眉，就是哇哇哭。他們只能在喂奶的時候擴，讓孩子舒服一點。家裏人經常對著蕓寶説話，再配上誇張的表情。大半年後，蕓寶咧了嘴，夫妻倆分析了半天，才確定那是笑，“看起來像笑又像哭”。
他們還記錄下蕓寶其他的許多時刻，第一次站立時，徐樸的丈夫站在孩子身後用腿頂著作為後盾；第一次沒有用開塞露也沒有用手摳自主排便；第一次在醫院檢查聽到腸鳴音……後來，蕓寶變得很活潑，笑得更加自然，也很能説話，會在小區裏主動要求上臺表演節目，也會和姐姐爭搶坐媽媽的腿。
起初丈夫覺得徐樸“肯定搞不成”“費神、費力、費錢”。他有時也會感到崩潰，“別人頂多兩個小孩養大就解脫了”。有時候他要帶孩子去看急診，有時候來看病的孩子住在家裏，他要半夜爬起來哄。女兒也曾向媽媽控訴，“你只喜歡妹妹，不喜歡我。”
但徐樸還是堅持了下來。“她就像一棵草，你看她柔柔弱弱，但一直都是直立朝上的，永遠壓不垮她。”徐樸十幾年的鄰居、也是團隊志願者的丁媽説。
徐樸曾整夜抱過一個孩子。那是個不到兩歲的嬰兒，患有嚴重的腦癱，一放下就哭，嘴唇發紫，並伴有嚴重痙攣。她靠在被子上，孩子趴在她胸前，她哼著小時候給女兒唱過的搖籃曲。因為病痛，孩子一次只能睡20到30分鐘。徐樸感受到胸前這個小人的抽搐，心裏急得不行。孩子半夜高燒，她頻繁地擰毛巾擦，做物理降溫。孩子平靜下來，她不敢動，屏著呼吸希望孩子多睡一會。
她知道這個孩子“活不長”，但“沒有辦法把他放下”。“不敢想那麼多”，只想讓孩子在一個溫暖平靜的懷抱裏度過痛苦。
丁媽也去護理過孩子，但幾次就“心臟承受不了”，她抱過腦癱的孩子，一整天不停地哭，“挺無力和煎熬”“有些陪伴的結局還是離開”。後來丁媽幫著團隊組織義賣和團建的活動，幫助籌款和宣傳。
她説徐樸比她更愛哭。不過在面對孩子時，她們會被要求不要流淚。楊雋是徐樸的朋友，徐樸辭職創辦樸質公益後，她成了徐樸的搭檔。有志願者來訪時，楊雋會請他們不要流露出憐憫的情緒，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討論病情，更不能哭。以前有志願者來，摸著孩子打石膏的腿問是不是很疼，接著心疼地哭起來，孩子也跟著一起哭。楊雋希望孩子們能勇敢地面對疾病。
“快樂”也寫進了樸質公益的價值觀，徐樸説“不希望拿眼淚和很悲苦的東西去吸引人”。每一個孩子都有一份個人相冊，裏面都是笑臉。當孩子去收養家庭時，這本相冊會隨著奶瓶、被褥、玩具一起塞進包裏。這份相冊是徐樸和志願者們送給孩子的一份禮物。當他們長大後翻開相冊，“看到自己的過去不會一片空白”。她也希望當孩子在追問“我的父母為什麼會把我拋棄”時，看到“小時候的自己是幸福的，被人抱著的，能感到自己並不是一無是處、被人嫌棄。”
徐樸是無線通信方面的博士後，楊雋是計算機控制方面的工程師。她們碰在一起會用理工科思維去運營項目。她們要求每兩個孩子配備一個保育員，孩子哭要有回應，要經常抱孩子，和孩子説話，“給孩子營造一個家的感覺。”
但她們最渴望的還是給孩子找一個真正的家。她們希望孩子能有收養家庭，讓“這些無根的孩子，也有兄弟姐妹，有家人，有讓他們永遠牽掛的人”。
徐樸的丈夫和志願者們親眼目睹了很多孩子的變化。有的孩子經過手術和護理，身體得到很大改善，“從胳膊細得不敢碰到白白胖胖的”。也有的孩子有了收養家庭，“孩子進入家庭後便有了存在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孩子”。
蕓寶當了徐樸3年的二女兒後，被一戶美國家庭收養。徐樸曾非常渴望留下她，但是她也希望孩子能得到更好的醫療救助，生活在更包容的環境裏。手術後蕓寶不能控制大便，有時漏出來會産生異味。徐樸和丈夫覺得沒什麼，但周圍還是有不一樣的目光。
分別前，徐樸把孩子喜愛的毛絨玩具、圖書和衣服裝了一大包。她花了很長時間向孩子解釋，在美國還有爸爸媽媽。孩子是在廣州通過福利院交接給收養家庭，徐樸至今都不敢再去廣州。
她一個人時愛聽歌，但不敢聽純音樂，會突然勾起往事流淚。按照規定，孩子應該和他們少聯絡。她總擔心孩子身體特殊吃不習慣，也想著孩子能把他們忘掉，儘快融入新的生活。
楊雋也嘗過這種分別之苦。一個患有脊膜膨出的小男孩曾在她家寄養，孩子的一個腳向外翻，一個腳向內翻，她陪著孩子度過三次難熬的手術，也教會他上廁所。後來出於同樣的考慮，小男孩被國外的家庭收養。臨行前，她給孩子包了一塊玉佩作為紀念。養父害怕遺失便把它收了起來，雙方語言不通，孩子急得大哭。後來孩子通過翻譯告訴養父，放在賓館也一樣會丟掉，他要挂在脖子上。今年母親節，孩子給楊雋寫了一封郵件祝她節日快樂，他還用楊雋的英文名為心愛的小羊起名，叫“Jenny”。
“做這個機構，要經歷很多次分別，但有收養家庭是最好的結果”，楊雋一路哭著回到上海，但她告訴自己要理智。
徐樸則是刻意把很多情緒屏蔽。她不去想送走的那些孩子，“承受不住的，不能觸及的，就繞著走”。因為還有很多孩子需要她。她有嚴重的偏頭痛，痛起來要臥床兩三天。醫生説她是思慮太多，她的白頭髮也多了很多。她想著孩子的手術、籌款的壓力，還有怎麼樣讓機構更好的運營。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捐款來源很緊張，大家只能自己貼錢。
最近，一個他們運營了兩年多的養護點被關閉，這讓徐樸和團隊的成員有些受挫。但很多時候，徐樸都感覺這群孩子“生命像上了發條”，她從中感到力量。
有的孩子下肢扭曲，但堅持走，即使姿勢很難看。有的孩子年幼，但口裏數著“一二三四”，把腿屈起來再伸直，自己主動堅持康復訓練。也有的孩子在4個月時就經歷大型手術，但還是挺住活了下來。
她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這群孩子想活下去的力量。有志願者組織義賣，想把錢捐給徐樸。徐樸不直接收錢，她建議他們帶著自己的孩子去超市為棄嬰們買尿布，讓他們的孩子在行動中成長，也培養對這群孩子的關愛。她還組織為農民工的孩子開閱讀課，選的書大多是關於生命和如何理解與幫助殘疾人，她希望人們不要用“有沒有用”的功利標準來看待生命。
楊華堅持多年為樸質公益捐贈，她説在徐樸身上看到一種領導力，“不是掌握了資源和權力，而是影響別人去做他們認為對的事情”。前幾天，有朋友和徐樸聊天，覺得人們的觀念變了，“至少很多人已經不好意思説人家做這些事很傻了。”徐樸自己也能感受到變化，以前招募志願者要打電話和人家説半天，來得也很少，現在人們會主動要求做志願者。
有人曾説她是“做好事”，她自己不這麼認為，“沒那麼簡單，這是一件需要專業知識的工作”。她也不希望把這件事“拔高到一個道德高尚的層面”“這是人與人之間很本分的東西”。
徐樸的丈夫至今還記得多年前養護的兩個孩子。一個是不足1歲的男孩，他有著嚴重的唇腭裂，“看第一眼不接受，鼻子和嘴巴都連在一起”。因為嘴部沒有遮擋，冬天特別容易感冒。她們照顧了他兩年多，手術後“感覺再造了一個生命”。這是她們第一個被領養的孩子。孩子送走的那天，徐樸和夥伴們“悲喜交加”，為孩子有了希望而開心，也為分離而哭泣。
另一個是重度腦癱和腦積水的孩子，“頭比身體大”“一直很痛苦地哼哼唧唧”。在治療一年多後，還是去世了，不過去世的時候沒有那麼痛苦。她哭得不行，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
丁媽看著徐樸做了十幾年的公益，“她做了母親乘以一百倍的工作，也有著母親乘以一百倍的力量”。（實習生 袁文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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