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開放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

董少鵬

  自今年3月下旬,美國單方面挑起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出現一些比如將責任推給中國,説我們不該“逞強”,不該“不聽美國的話”的聲音,本質就一點:對美國要認慫。為了強化這種“不該論”,有人甚至編造説,當年鄧小平同志推動改革開放,是以“打越南”贏得了美國方面信任,才能夠成功的;還説什麼中國對外開放本質上是“對美開放”,不是對其他國家開放,等等。字裏行間充斥著“恐美崇美”思想。

  其實,中國實施對外開放,與世界一同發展進步,不僅是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的願望,也是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的願望。但無論走出對外開放第一步,還是後來一步步持續走下去,都絕非易事。這是因為,二戰之後的世界主旋律是“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和技術封鎖政策,中國想對外開放也開放不了(1949年11月,在美國提議下,成立了由17個西方國家作為成員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即“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該組織主要職責是專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當然,即便是在那種情況下,中國也是努力尋求與各國平等合作的。

  中國開放還是不開放,是與世界大勢緊密相連的。鄧小平在1985年3月4日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時,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勢頭出現緩和,西方發達國家出現資本剩餘、市場不足等情況,也需要到相對不發達地區找出路。鄧小平在1984年10月6日會見外賓時講過這樣一段話,“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幫助發展中國家,西方面臨的市場問題、經濟問題,也難以解決。經濟上的開放,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恐怕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現在世界上佔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是重要市場。世界市場的擴大,如果只在發達國家中間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説,鄧小平的話一語中的。當時,疏導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剩餘,開發更大更深的全球性市場,是大勢所趨,也是一條硬邦邦的經濟規律。西方國家希望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改善關係,開展更多合作,首先是經濟原因驅動的。這就是經濟決定政治。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學習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貿易、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等經驗,也學習其治國理政經驗;同時,發達國家通過進入中國市場,解決資本無處去的難題,並與發展中國家一起打造全球資源配置機制,形成全球化的産業鏈,也學習借鑒中國當代社會文明和國家治理經驗。這才是改革開放40年的真實寫照。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政權穩定、社會穩定,經濟大踏步發展繁榮,民生得到極大改善。西方國家、國際社會也從中國快速發展中獲得巨大利益。已經崛起的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力量。中國的政局保持長期穩定,並且富有改革活力,這是很多國家羨慕的地方,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基礎性紅利”。

  鄧小平當年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係指導方針,是基於當時的國家實力和世界局勢的,既不是無奈,也不是“躲事”,更不是“討好美國”“讓美國人滿意”,而是實事求是,以發展中國人民福祉、維護國家安全為落腳點。今天,中國國力顯著增強,世界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特朗普甚至要把中國當做“發達國家”對待,這就説明,時代已經翻開新頁了!當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的有關制度依然存在(1996年7月,33個西方國家簽署《瓦森納協定》,繼續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實施技術封鎖),美國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干擾並沒有完全消除。

  在這樣的形勢下,習近平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既繼承了鄧小平對外交往思想,又把中國對外交往事業推向了新的階段、新的高度。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不是一家唱獨角戲,而是真誠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中國也不會憑藉塊頭大謀求勢力範圍,而是與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可以説,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奏;今天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長期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

  所以,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對外開放,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所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國開放”之説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給了中國便宜”這樣的邏輯。(作者係證券日報常務副總編輯董少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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