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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瀋陽,又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當晚10時許,日軍在瀋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日軍在此佈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詳細]
日軍設在第2大隊營房內炮兵陣地即開始向北大營及東塔機場射擊,日軍獨立守備第2大隊向北大營進攻,第29聯隊向瀋陽城進攻。當時第7旅旅長王以哲及所屬2個團長均不在軍中,該旅參謀長趙鎮藩一面指揮部隊抵抗,一面用電話向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報告,但接到的命令説:“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詳細]
1923年,日本發生了芮氏7.9級的“關東大地震”。其負面影響尤為深遠的是針對關東大地震的“救災票據”,它是由政府直接補償、讓日本銀行實行救濟性再貼現的災區支票。日本銀行的此項貸款高達4.3億日元,這個沉重的經濟包袱,成為1927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在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之際,爆發于美國而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機的深淵。[詳細]
在國內經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日本內閣頻繁更迭,歷任首相找不到解決辦法,中下級軍官則選擇法西斯主義,走上對外擴張轉移矛盾的道路。其標誌是田中義一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所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言論。這次會議後日本內部也有分歧,之間差異其實並不大,觀點不同之處只是在於用何種辦法侵略中國。[詳細]
田中義一的方案是扶持代理人,用中國人來一點點擴大日本在華權益。這種方案顯然不合日本軍部狂熱的年輕軍官們胃口,1928年皇姑屯一聲巨響,不僅徹底截斷田中義一的首相前途,更打碎了他逐步蠶食中國的設想。再往後,日本的軍政局勢發展,已經超脫任何人的掌控,向著一個不可預測和掌控的方向脫軌而去。可笑當時的昭和天皇還自鳴得意,以為自己操控的年輕軍官取得巨大成功。 [詳細]
皇姑屯的爆炸只是預演。即便石原莞爾不踏上中國東北的土地,日本也會在其他地方找到藉口,宣泄出他們胸中的毒氣,去腐蝕中國的沃土,滋養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邪惡之花。石原只不過加速這個過程,從他策劃的數次關東軍參謀旅行,到偷偷從日本國內調運大口徑榴彈炮,種種作為,都宣告了日本人心中的野心,所謂關東軍“三羽烏”們,所推演的是一場他們完全想不到結果的戰爭。 [詳細]
1931年7月,日軍利用僑居在長春附近萬寶山的朝鮮人與當地農民的衝突,以保護朝鮮人為由,開槍鎮壓中國農民,打傷多人。這裡並非中朝邊境,也不是日本根據不平等條約得到的所謂“特區”,在中國當局領土上爆發的衝突事件,日軍竟開槍射殺中國百姓。這還不算,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日本鼓動朝鮮各地暴徒對在朝鮮的華僑華人肆意打殺,對華僑商鋪打砸搶燒,挑起朝鮮排華事件。 [詳細]
1931年6月,日軍參謀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國東北從事間諜活動,6月26日被當地駐防的中國屯墾軍第三團所部拘獲,由於間諜罪證確鑿無疑,團長關玉衡遂下令將中村等人處死而引發的事件。誰想到,這件事也成為日軍發動“九 一八事變”的藉口之一。之所以沒有在事情爆發的第一時間發動事變,只因當時客觀條件還不完備。可見,陰謀就是陰謀,無論有無藉口都會被策動出來。 [詳細]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鐵道"守備隊自行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並反誣中國士兵所為,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柳條湖事件”。為了欺騙世人,掩蓋侵略罪行,日寇還製造了假現場,將三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偽裝成製造爆炸的“兇犯”。但日寇製造的假現場漏洞重重。雖然整件事被日本大肆宣傳,但在調查面前輕而易舉被戳穿。 [詳細]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蓄謀已久的日軍立即行動起來,一面動用巨炮轟擊北大營,一面派出他們少的可憐的軍隊分別佔據瀋陽周邊的戰略要點,其中,為擊潰駐紮在北大營的八千東北軍,日軍派出一個大隊七百餘人的兵力。但就是在這樣的巨大人數對比面前,東北軍仍沒有組織起系統的抵抗,經過近一夜的零散還擊後,八千東北軍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最終放棄北大營,分散突圍而去。 [詳細]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軍在東北的正規軍已達1.5萬餘人,另外有在鄉軍人和警察等輔助部隊約1萬餘人。總兵力約2.7萬人。“九•一八事變”前夕,在東北的正規軍16.5萬人、非正規軍4萬人,總計約20萬人。東北駐軍和日軍力量上對比,東北軍裝備上雖不如日軍,但數量上佔絕對優勢。如果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當,日軍的侵略行動是不能輕易得逞的。尤其是當遼寧、吉林也已淪陷的情況下,身在黑龍江的馬佔山率領數千部眾奮起抵抗,戰事持續四個月,取得斃傷日偽軍六千余人的戰績。由此可見,面對日軍的挑釁和侵略,中國人缺少的不是熱血,而是奮起反抗的決心。[詳細]
“九 一八”那一夜,身為東北軍陸軍第七旅某部團長的王鐵漢,不顧“不抵抗”的命令,率部堅守北大營,最後忍無可忍下令部下開槍抵抗,雖然最終不得不突圍而去,卻是打響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第一槍。自從甲午戰爭後,日本多次介入中國內政,從八國聯軍到“濟南慘案”,日軍在中國大地肆意橫行,從未遇到一次正面反抗。當他們認為自己在中國東北的瀋陽城外依然如此時,王鐵漢用子彈還擊了這種論調。王鐵漢以後不久,馬佔山在哈爾濱江橋率部宣誓抗戰,斃傷日偽軍六千余,這是中華民族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從這時期,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詳細]
“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對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並無勝利把握,不得已而求助於國際調停,希望東北軍對日軍挑釁“不抵抗”,以免授人以柄。只可惜,蔣張二人都沒能看到,從1923年日本關東地震以來,日本國內經濟形勢持續惡化,面對困局官僚毫無對策,政府頻繁更迭,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最好的對策,就是挑起民族主義情緒,將國內矛盾的焦點向外轉移,最好是與鄰國挑起領土糾紛,以圖團結上下民眾,於是,才會有日本政府和軍部對“九•一八事變”的縱容和默許。而中國政府的一味退讓和軟弱,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從瀋陽到遼寧,到東三省,到華北,乃至整個中國!所以,面對日本在領土上的挑釁,無論大小,都不能退讓,必須堅決回擊![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