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案餘熱未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佈了《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規定》首次明確了包括“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種不能用於死刑定案的證據。這被視作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巨大創新和突破。

　　然而回溯趙作海案，不難發現，將趙作海致罪的推手不僅僅是公安取證的刑訊逼供。這其中包括，當地鄉村的道德審判，司法界解決超期羈押的決心以及政法委的協調辦案等等

　　本刊記者/劉剛 (發自河南商丘)

　　重獲自由的趙作海回到趙樓，看見圍上來的老鄉，忙不迭地遞煙，但沒有人肯接。

　　在趙樓村，如今的村民們還是看不起趙作海。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個男人雖説被證實沒有殺人，但至少幹了偷雞摸狗的事情。

　　鄉村的罪人

　　通姦——在這個中原農村是一輩子抬不起頭的事。

　　這是一個被麥田包圍的平靜村莊，一條機耕道貫村而過，村民的院子鄰路而建，全村1000人上下，流言飛語從村頭到村尾的傳播用不上10分鐘。

　　11年前，趙振晌從趙樓村“消失”後，村民們相信他肯定已經不在人世了，“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就蒸發了。”與此脫不了干系的只有趙作海。

　　他與趙振晌此前發生過流血衝突，然後趙振晌就“消失”了。

　　這個簡單的邏輯在趙樓村人們的心裏一開始就根深蒂固。民間旁證不斷地增加，二趙因為一個女人爭風吃醋，而且都與這個女人不清不楚，此前糾紛還動了刀子。

　　不管村裏人怎麼説，在趙振晌“消失”四個月後，警察帶走了趙作海。

　　調查了20多天，趙作海被放了出來。因為警方找不到更多的證據，哪怕連趙振晌的屍體都沒有。

　　但在許多村民心裏，趙振晌的“消失”，肯定和趙作海有關。只是證據尚未出現。

　　趙振晌“消失”快一年半的時候，趙樓村出了一件大事。村西頭的井內，挖出了一具無名屍體。屍體已經高度腐爛，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屍體上還壓著幾塊巨石。

　　當天夜裏，趙作海又被派出所的民警帶走了，當時他剛從地裏忙完農活回家。

　　那是1999年5月8日，趙47歲。

　　趙作海被帶走的第二天，就被刑拘，罪名是涉嫌故意殺人。

　　兩天后，他被帶到商丘柘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在這裡，趙作海遭遇了“生不如死”的刑訊逼供。

　　他先後做了9次有罪供述。這些口供也成為他日後定罪的重要依據。

　　在公檢法系統最終為趙作海定罪之前，這個案子在趙樓村已經被視為鐵案。和二趙不清不楚的那個女人，成為村裏人眼裏的蕩婦。不久趙作海的老婆也改嫁了，撇下兩個無人照看的孩子。

　　在趙振晌“消失”一年半之後，民間的審判系統已經結案，對於趙作海，“當地人皆曰可殺”。

　　但警方的取證調查還在持續。在被刑拘40天后，1999年6月19日，柘城縣檢察院對趙作海正式批捕。當時的柘城縣檢察院批捕科科長楊東平，後來成了柘城縣檢察院反瀆職局的局長。

　　被呈送到柘城縣檢察院批捕科的證據有：趙作海的口供，刑事技術鑒定，證人的證言以及趙振晌的失蹤。

　　柘城縣檢察院正是依據上述證據，做出了批捕決定。

　　證據不足的“兇手”

　　根據司法程序，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歸中級人民法院管轄。1999年10月，趙作海案完成了公安環節的預審後，由柘城縣檢察院公訴科報送至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審查起訴。

　　當年，商丘市檢察院承辦此案的小組共兩人，公訴處副處長王長江&&，主訴檢察官是汪繼華。

　　“趙作海的案子就一個核心問題，屍源問題。”事隔11年，汪繼華對於趙作海案的具體細節已不清晰，但汪繼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當時初步感覺，這個案件無法確認被害人身份，所以案卷一到我手裏就退了。”

　　汪繼華畢業于鄭州大學法學院，1997年到商丘市檢察院工作。他是一個很看重職業聲譽的人。獲得過“人民信得過檢察官”的榮譽稱號。

　　在當時，村裏人都覺得趙作海是殺人兇手的時候，檢察官汪繼華做了退卷的決定。理由是，證據不足。

　　除了屍源無法確定是趙振晌，另一處疑點是兇器。

　　隨後，柘城縣公安局補充了一些細節，不久，案卷再次被報送到商丘市檢察院。

　　“但是屍源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汪繼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按照法規，檢察機關兩次退卷後，公安機關要麼撤案放人，要麼變更嫌疑人的強制措施。

　　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檢察院第二次退卷，但趙作海卻依舊羈押在柘城縣看守所。

　　“如果當時釋放趙作海，社會效果無法估計，放大了講，關著他就是政治需要。”汪繼華分析，社會評判，不是專業評判，“現在趙振晌回來了，村民才知道他沒有死，才知道趙作海沒有殺人，可那時候趙振晌沒有出現，誰知道趙作海有沒有殺人？”

　　2001年5月，汪繼華辭職離開商丘市檢察院，與人合夥創辦河南華豫律師事務所。

　　一直到2002年被起訴，趙作海被超期羈押將近3年。

　　三堂會審

　　就在趙作海被羈押期間，千里之外的廣西玉林，曝光了一起因超期羈押導致的悲慘事件，掀起了社會上對超期羈押的密集關注。

　　在廣西玉林，1974年，謝洪武被當地公安機關以“反革命罪”拘留，此後，謝在玉林第二看守所裏度過了漫漫28個春秋。

　　這一案例的曝光引起了司法界的反思。

　　超期羈押被稱為我國刑事訴訟的三大難題之一。據權威部門的統計，1993年至1999年全國政法機關每年超期羈押人數一直維持在5萬至8萬人之間。

　　2000年全國九屆三次人大會議上，陜西人大代表劉三陽提交了《關於對司法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實行“拖案”責任追究制的建議》，認為“拖案”數量多、涉及面廣，對社會穩定影響大，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錯案。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清理和糾正案件超期羈押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對超期羈押問題進行全面清理，在當年6月底之前要全部糾正。

　　《通知》還特別提到，“在清理糾正超期羈押案件過程中，要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的領導和支持，特別是對於一些重大疑難、認識不一致而久拖不決的案件，可以專題報告黨委、人大、政法委，促進問題的積極解決。”

　　在此背景下，趙作海案再次啟動了司法程序。

　　2001年7月，中共商丘市委政法委召開協調會，政法委和公、檢、法三部門經研究認定，該案屍源問題沒有確定，仍不具備審查起訴條件，不予受理。

　　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王長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在柘城縣檢察院召開，決議要求公安局去做DNA鑒定，確定屍源。”

　　但DNA鑒定報告最終無法形成結論。趙作海又被持續羈押了1年多。

　　時間到了2002年，政法系統解決超期羈押的決心越發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