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是今年兩會我最關心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陜西黃河集團公司２４車間工段長王卉，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專門篇幅談收入分配改革，覺得看到了提高基礎産業工人工資的希望。

　　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的呼聲由來已久。新華網兩會前的調查顯示，收入分配高居最關心的話題榜首。而收入分配改革如何不“霧裏看花”，成為兩會上備受關注的議題。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計劃報告則用了“儘快出臺”的表述。與會代表委員和會外專家紛紛就這項改革如何取得實質性突破建言獻策。

　　破除壟斷，通過競爭縮小行業間收入差距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由於壟斷行業基本屬於國有企業，對國企收入分配進行調控，政府擁有足夠的手段。全國人大代表、東北財經大學校長艾洪德建議，繼續深化國有壟斷行業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改革，控制高管年薪、壟斷性企業高紅利，對壟斷行業工資一方面控制總量，另一方面控制人均水平，以調整行業工資差距。

　　“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實際上反映了壟斷與平等競爭的衝突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瀋陽分行行長盛松成的評論一針見血。

　　行業間存在的巨大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突出表現和主要特徵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壟斷行業的存在。“一些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沒有轉化為公共所得，而成為集團利益，非常不合理。”全國人大代表、ＴＣ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生建議，要提倡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特別是改革壟斷行業，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更多行業，通過實現行業間的平等競爭來推動收入分配的公平。

　　壟斷行業的問題背後，其實是國有資本應當投向哪些領域的深層次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未來的國有資本要更多投向公益性領域，而不是競爭性領域。

　　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最易見效

　　計劃報告提出，繼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部分優撫對象待遇水平，落實在義務教育學校、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的政策。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通過二次分配方式，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中見效最快、立竿見影的做法。”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黨組書記趙湘平指出。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別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同時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當前推進收入分配改革中應首當其衝，也是最易見效的環節。”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商洛市市委副書記楊冠軍説。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的２００９年，國家在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加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連續第六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啟動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進入２０１０年，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各地“停擺”一年多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也重新啟動。

　　農民是佔我國居民比例最大的一個群體。農民增收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完善是收入分配格局調整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國家的惠農政策，已經使農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下一步，希望國家加大對農村産業發展的支持，讓農民獲得增收致富的‘金鑰匙’。”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安塞縣沿河彎鎮侯溝門村黨支部書記楊豐岐説。

　　“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彈性最強，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政策傾斜，增加他們的所得並減少其消費的後顧之憂，對內需的擴大作用效應最為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部部長馮飛説。

　　打造服務型政府，切好國民收入的“蛋糕”

　　無論是破除壟斷，還是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都只是整個國民收入分配“大蛋糕”中的一部分，根本還是要切好國家、企業和居民的“蛋糕”。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和重點還是政府，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遲福林委員強調。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的測算表明，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看，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國政府部門收入增長了９．３６倍，企業部門收入增長了１０．３６倍，居民收入增長了７．６６倍。但這其中的政府收入沒有包括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各種非預算收入，政府實際可支配的收入要比統計數據更大。

　　遲福林委員説，現在財政收入一年將近７萬億元，應當説具備了收入分配調整的能力了。但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同等水平國家比，社會支出佔比差２０個至３０個百分點，建設投資明顯較高，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明顯偏低。

　　“民眾沒有同步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怎麼解決？還是得通過改革的辦法，重新切好國民收入的‘蛋糕’。特別是政府要轉為服務型政府，把更多的支出用於提供公共服務。”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分析認為。

　　李東生代表建議，為實現社會公平，政府應當在再分配中起主導作用，努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廣泛的基本公共服務，適時調整最低工資。同時，企業要與職工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建立系統性的職工培訓機制，激勵職工在為企業創造更高價值的同時獲得更高的收入回報.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的２００９年，國家在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加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連續第六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啟動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進入２０１０年，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各地“停擺”一年多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也重新啟動。

　　農民是佔我國居民比例最大的一個群體。農民增收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完善是收入分配格局調整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國家的惠農政策，已經使農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下一步，希望國家加大對農村産業發展的支持，讓農民獲得增收致富的‘金鑰匙’。”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安塞縣沿河彎鎮侯溝門村黨支部書記楊豐岐説。

　　“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彈性最強，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政策傾斜，增加他們的所得並減少其消費的後顧之憂，對內需的擴大作用效應最為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部部長馮飛説。

　　打造服務型政府，切好國民收入的“蛋糕”

　　無論是破除壟斷，還是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都只是整個國民收入分配“大蛋糕”中的一部分，根本還是要切好國家、企業和居民的“蛋糕”。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和重點還是政府，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遲福林委員強調。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的測算表明，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看，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國政府部門收入增長了９．３６倍，企業部門收入增長了１０．３６倍，居民收入增長了７．６６倍。但這其中的政府收入沒有包括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各種非預算收入，政府實際可支配的收入要比統計數據更大。

　　遲福林委員説，現在財政收入一年將近７萬億元，應當説具備了收入分配調整的能力了。但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同等水平國家比，社會支出佔比差２０個至３０個百分點，建設投資明顯較高，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明顯偏低。

　　“民眾沒有同步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怎麼解決？還是得通過改革的辦法，重新切好國民收入的‘蛋糕’。特別是政府要轉為服務型政府，把更多的支出用於提供公共服務。”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分析認為。

　　李東生代表建議，為實現社會公平，政府應當在再分配中起主導作用，努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廣泛的基本公共服務，適時調整最低工資。同時，企業要與職工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建立系統性的職工培訓機制，激勵職工在為企業創造更高價值的同時獲得更高的收入回報。（記者劉錚、安蓓、雷敏、王攀）

責編：杜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