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奉獻不是索取--記航空發動機之父吳大觀(下)

　　他有點“土”,到哪都是一件上世紀60年代的滌卡呢藍裝,連件像樣的西裝都沒有;

　　他有點“傻”,嫌自己的工資高,連續打報告要求減工資;八九十歲了還不知道享福,每天就知道看書，學習。

　　他還有點“愣”,不喝酒,一次打賭竟也能把十幾年的煙癮戒掉。

　　吳大觀,讓人有些“費解”,更讓人肅然起敬。

　　特殊黨費能堅持交46年

　　1955年,吳大觀的工資是273元,比吳大觀所在的瀋陽410廠廠長的工資高,那時普通工人的工資就二三十元,這讓吳大觀很不安。

　　於是吳大觀就打了第一次“降薪”申請,要求把自己的工資減一減:要不然就脫離群眾了,這可是個原則問題。

　　廠裏説:“老吳啊,你把工作做好就行。減工資?沒有這個規定。”

　　1961年,吳大觀調任瀋陽航空發動機研究所技術副所長,他第二次向當時的政委王振乾打報告,要求減工資。

　　“你好好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資不能減。”王振乾説著,送了一本新的《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給他。

　　但吳大觀最終還是想出了辦法:繳納特殊黨費!這一交,就是46年!

　　1970年,從“文革”中平反了的吳大觀一拿到組織補發的6000元工資,立刻取出其中的4000元交了黨費。據統計,46年間,吳大觀共繳納特殊黨費21.2萬元,救災、濟貧、助學捐款共計9.3萬元;兩項合計30.4萬元,約佔其工資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對此,吳大觀有自己的理由:“黨給我的夠多了,我享受的待遇已經夠高了。我捫心自問:‘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現在發動機還拖著飛機的後腿呢!你這一生怎麼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所以我一定要交這個黨費。另外,我們國家還窮啊,我自己是從舊中國過來的,過慣了窮日子,現在國家需要錢的地方還多,我是一名共産黨員,要響應黨的號召,節約、節省,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國人,就要分擔中國社會的責任。”

　　出國的西服是借來的

　　吳大觀對他人很慷慨,對自己卻很“摳門”。從1982年起,他

　　就住在一棟建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三層小樓裏,住頂樓。後來單位考慮他年紀太大,多次要他搬到一樓,但都被他拒絕了。

　　當記者走進這個最能展現一個人內心的私人世界時,驚詫于它的簡陋:水泥地面,白灰墻,傢具都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老傢具。不大的客廳裏,唯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一台21英寸電視機。並排的兩個黑色沙發已經磨出了白邊,顯得斑駁而破舊;對面的布沙發的腿已經斷了兩根,用幾塊磚頭墊著,一坐上去直往下陷。靠窗的位置,擺著一張小小的折疊方桌——這既是吳老一家的飯桌,也是吳老每天學習的書桌,每天早上8點,吳老就會準時把書鋪在這張方桌上開始一天的學習。

　　在吳大觀家裏,幾乎每件東西都帶著深深的歷史痕跡:鐵皮暖壺,從西安帶到北京,用了至少20年了;磨得尖細了的火鉗,是從瀋陽帶到西安,又從西安帶到北京的,用了至少有30年了;那個掉漆的舊衣櫃,是用搬家時的包裝箱拆下的木板打造的……

　　更讓人難以相信的是,像吳老這樣的喝過“洋墨水”的老專家,居然連件像樣的西裝都沒有。無論是國家領導人接見,還是參加“兩會”,吳老穿的都是這樣一件上個世紀60年代那種四個兜的滌卡呢藍色上裝。衣服早已洗的發白,袖口也早已經磨壞。但他還打趣説:“它磨它的,不磨我身體就行”。

　　知情人告訴記者,其實吳老也有穿西裝的時候,只不過是借來的。

　　西航的老專家金理斌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78年他到英國參加某機接受工作。不久吳大觀也來到了英國。令金理斌驚訝不已的是,吳老第一天到駐地就找他,向他討要針線縫補出國前借來的西裝褲子。“我當時的工資才58元,老人家另交的一百元特殊黨費比我工資還高,居然連自己的西裝也沒有?”

　　吳大觀卻説:“人生是奉獻,不是索取。我們這一代人只能過艱苦生活,只有我們過艱苦的生活,我們的後代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

　　吳大觀對“利”看的輕,對“名”看的也淡。

　　已經退休的西航老專家韋龍庚,岳父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按規定沒法出國接受培訓。正當韋龍庚以為沒有希望時,他卻在1979年趕上了出國的末班車。其中的原因何在,韋龍庚一直沒弄明白。直到十幾年後,韋龍庚才從一位退休的老領導那裏得知,是吳大觀在黨委會上力保的他。“吳老從來沒有跟我講起過這個。”韋龍庚感慨地説。

　　自有一種精神支撐著他

　　隨著年齡的增大,吳大觀行走越來越不便,但每次黨支部會議他都堅持要參加。

　　“我跟老吳講,你年齡太大,就不用來開黨支部會了,會議精神我另外單獨給你傳達就是。但他不聽,每次讓保姆扶著,拄著拐杖咚咚地就來了。”吳大觀所在黨支部的支部書記陳一林説。

　　在吳大觀病重期間,經常吃不下飯去。華國就讓陳一林勸勸他:“老陳啊,你勸勸他。他就聽黨組織的話。”

　　“今天我是代表黨組織來和你談話,你要吃飯。”陳一林“命令”道。

　　在陳一林的勸説下,吳大觀果然開始吃飯了。過了兩天后,他對陳一林説:“老陳啊,我實在是吃不下啊……”

　　在吳大觀癌症晚期住院後,中航工業集團領導指示:要盡全力延長吳老的生命,送他到最好的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然而,吳大觀卻拒絕了。他堅持在集團自己的醫院——航空中心醫院治療,並一再拒絕使用昂貴的進口藥品。“中國藥就夠好了,不要為我這種治不好的病浪費國家的錢。”

　　“每當吳老從昏迷和熟睡中醒來,發現正在給他靜脈注射進口藥品,他總是掙扎著起身把針頭拔掉……”主管護士黃麗忠含著淚説。

　　“我相信你們,會診就不用了。”當聽醫生説要請外面醫院的專家對他會診時,他再次拒絕。

　　在醫生和護士的眼裏,吳大觀就是個平和的普通老人,沒有一點架子,對護士們説的最多的是“謝謝,麻煩你們了”;在護工的眼裏,他是個特別能替人著想的老大爺:為了讓護工多睡一會兒,每天早上天亮以後,他就一次兩次地自己爬起來;每天中午,他會親自給護工訂最好的飯……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以人為本’,我以為,這個‘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為別人著想,要幫助人。”吳大觀説。

　　就醫期間,他始終堅持學習。每天從早上八點起讀報紙、看雜誌,病房裏的電視機卻從來沒有打開過。“有一次他問我,你看了溫總理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了麼?”航空中心醫院幹部保健科主任李煒醫生回憶説,吳老伸出大拇指,連連説好。

　　人們説,從吳大觀身上,你能看到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有著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又有著與時俱進的胸襟。人們説,這種精神,來自他小時候在舅舅家看到的“傳家有道唯忠厚,處世無奇但率真”;來自他在流亡時記住的雨果名言——“人生是奉獻,不是索取”;來自上大學時,他從甘守清貧、愛國奉獻的老師們身上看到的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來自他在解放區看到的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吳老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黨的綱領與他的價值理想是一致的。”吳大觀的同事師元光如是評價。

責編：趙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