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屆G20峰會脈絡看杭州G20成果

中國新聞來源:人民網 2016年09月06日 22:14 A-A+
掃一掃手機閱讀

原標題：

　　第十一屆G20領導人峰會于9月5日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記者會，並介紹峰會取得的成果。主席國領導人親自出席並解讀成果發佈會，是G20峰會歷史上的首次，説明了此次峰會成果的重要性。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下簡稱“《公報》”）直到5日深夜才公佈，可見其意蘊深長。與前兩次峰會成果相對比的話，2014年澳大利亞布裏斯班G20峰會的公報共21條，附件78項目，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公報共有27條，附件200多項，此次杭州峰會《公報》共48條，截止6日上午公佈的附件僅《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等三項，可預計“後面還有驚喜”。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十一”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人大重陽梳理了前十屆G20領導人峰會的公報與成果文件，與杭州G20峰會相對比，揭示其淵源，從中可以窺見2016年G20峰會為統籌全球經濟釋放出了什麼樣的“洪荒之力”。

　　一、創新增長：抓住新工業革命牛鼻子

　　G20杭州峰會倡導“創新驅動型增長”，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通過《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帶動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創新，推動創新成果交流共享。以新工業革命為先導，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以數字經濟為平臺，開創物物相連、心心相通的新紀元。創新增長做到有共識、有計劃、有保障，為全球經濟增長開闢新的前景。

　　促進經濟增長始終是G20峰會的核心議題。從2008年首屆峰會提出支持經濟增長，到2009年匹茲堡峰會正式啟動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以來，歷屆峰會都致力於協調一致來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的世界經濟增長。2010年提出共享增長，2011年提出促進增長與就業；2012年提出通過包容性綠色增長。2013年峰會提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高質量就業和投資、有效監管以及信任與透明性三要素。2014年峰會提出未來5年G20的GDP多增長2%的目標。2015年峰會提出投資性增長。今年杭州峰會首次提出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具體的行動計劃，為全球創新增長開闢出新的路徑，挖掘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拉動全球經濟回到強勁增長的軌道。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而創新是走出危機和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唯一來源。本屆G20杭州峰會則從創新機制入手，緊抓新工業革命的機遇，結合數字經濟等領域，提出全方位的G20全球創新增長的具體行動計劃，制定出一系列創新增長的藍圖。G20決定設立一個專題工作組，進一步推動二十國集團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議程。G20將就加強多層面夥伴關係、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資本等需要特別關注的跨領域問題採取行動。G20峰會讓創新最大程度地應用於世界經濟的具體行動當中，形成“協同、合作、開放、包容”的長效創新機制，推動實現世界經濟的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

　　二、發展：這回動真格的了

　　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簡稱SDG）于2015年底取代了千年發展議程（簡稱MDG）成為新的全球發展方案。從MDG到SDG，發展是不變的主題，對於消滅普遍和極端貧困的重視也一以貫之，而最大的變化在於對人類可持續性生産生活方式的強調。G20杭州峰會在SDG的元年就在成員國之間達成了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給未來15年的全球發展制定了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公報》中明確指出，要實現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必須堅持包容性增長，必須消除普遍貧困，“不讓任何國家、任何人掉隊”。為此，G20承諾：一方面推進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儘早生效，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另一方面則會集體支持非洲和其他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解決長期制約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問題。

　　歷屆20峰會對於可持續發展問題都有所涉及，2008年華盛頓峰會、2009年匹茨堡峰會、2010年年多倫多峰會和2012年戛納峰會都表達了對於MDG的重視；2010年首爾峰會通過的《增長共享的首爾發展共識》還明確補充了G20成員國對於SDG的官方支持。可以説，G20作為能夠溝通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臺，對於SDG在聯合國大會獲得通過發揮了重要得作用。但是，全球發展議程多年以來都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發展中國家往往只能被動的接受議程，自己的意見很少得到重視。在中國的倡議下，G20杭州峰會不僅首次將發展問題擺到了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還進一步邀請多個發展中國家參與討論，共同為SDG制定了具體的行動計劃，力爭在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保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力，體現了中國發展中大國的義務與責任。

　　三、結構性改革：靴子終於落地

　　《公報》重申了結構性改革對提高二十國集團成員生産率、潛在産出以及促進創新增長的關鍵作用。同時也要兼顧到結構性改革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各國經濟情況，並核準了9個改革優先領域及一系列指導原則。並制訂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我們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從根本上去除阻礙經濟增長的痼疾。

　　早在2008年華盛頓峰會就已經指出經濟結構改革不充分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因素之一。隨後2009年的匹茲堡峰會提出二十國集團要共同推進結構性改革。2010年的首爾峰會承諾實施一系列結構改革措施。但是，直到2013年聖彼得堡峰會才明確了結構性改革議程目標。2008年以來，G20對結構性改革重視程度逐年提升，並且不斷努力，然而整體改革進程與成效遠不如預期。中國一直高度重視G20結構性改革，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就提出各國要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2014年布裏斯班峰會上，他進一步指出，落實全面增長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實行結構改革。2015年安塔利亞峰會後，中國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推進進行結構性改革，建立開放型經濟，著力解決經濟中的深層次和中長期問題。

　　杭州峰會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全面提升了結構性改革在G20框架內的政策地位與引領作用。落實杭州行動計劃，G20進一步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

　　四、投資：旱地引甘泉

　　《公報》指出，實現強勁增長，必須促進包容、強勁和可持續的貿易和投資增長。峰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有助於營造開放、透明和有利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

　　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重在機制建設。《指導原則》是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填補了國際投資領域的空白，是杭州峰會在投資領域的最重要成果，對G20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的轉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促進投資是G20的重點議題之一。沒有投資，就沒有增長。因此，歷屆G20峰會都將促進投資作為討論話題之一。2013年的G20聖彼得堡峰會更是將投融資問題單列為議題，就長期投資融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融資等議題達成了共識。

　　然而，全球投資領域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均衡和碎片化。不均衡表現在全球資金過於偏向金融業，而基礎設施領域則面臨極大的資金缺口。以亞洲為例，亞洲大量儲備和儲蓄資金都流向了歐美金融市場，而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難以滿足。據相關機構（ADB）統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每年需要8200億美元，亞開行每年只能提供210億美元的貸款。碎片化則表現為在當今世界投資協定雙邊協定與多邊協定之間相互嵌套、相互掣肘，缺乏標準，使投資協定的效益降低、成本增加。

　　《指導原則》是G20中國主席年的重要貢獻。一方面可以使投資從“太澇”的領域（金融部門）流向“太旱”的領域（基礎設施），一方面也可以使投資“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心”，改善不合理的國際投資結構，促進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步入正軌。

　　五、金融改革：來個世界級的“增資擴股”

　　本次峰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議程》，強調了國際機構對金融風險防範和管理的重要性。歡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的落實並致力於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額公式。支持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時間表及原則實施股份審議，目標是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投票權和發言權。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公報還對人民幣于10月1日被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錶示了歡迎。

　　當前，全球面臨的金融風險仍然不可小視。爆發于美歐的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了2008年第一屆G20領導人峰會的召開。2009年，在倫敦召開的領導人峰會上，坦誠表示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為了恢復經濟信息和增長，復蘇就業市場，並穩定金融市場，加強金融機構和重建信心，領導人們同意組建一項達1.1 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其中關鍵一項就是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可用資金提高兩倍，至7500美元。中國答應參與該計劃，並購買500億美元IMF債券，使得中國的投票權從3.8%提高到超過6%。但是該協議在五年之後才在美國國會通過，人民幣也被正式納入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取得重要進展。

　　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是為了順應當前世界經濟新格局。提高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反映了當前最新的經濟形勢，有利於世界經濟更加平衡、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全球命運共同體”目標的實現，並讓經濟重新充滿活力。上月，首支人民幣結算的SDR債券成功發行，這不僅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增加適用範圍，實際上也體現了新興經濟體發言權的提高。期望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上來一個世界級的“增資擴股”。

　　六、反腐敗：全球不留死角

　　此次峰會在反腐方面獲得巨大成果，核準了《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並通過在華設立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的倡議；同時，也核準了《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以改善公共和私營部門廉潔和透明度，通過行動落實表達國際社會在反腐領域零容忍、在內部反腐機制零漏洞和在反腐行動上零障礙的立場。

　　G20成立伊始即始終致力於反腐敗國際合作。2009年匹茲堡峰會要求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對不合作“避稅天堂”實施懲罰。近一半成員國批准了針對跨國行受賄案件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反行賄公約》，並採取措施建立有效機制。

　　2010年6月多倫多峰會同意在匹茲堡峰會取得進展的基礎上建立反腐敗問題工作組。11月，G20首爾峰會首次就反腐設置專門議程，推出反腐敗行動計劃“九點方案”，重點放在公司犯罪，要求懲治公司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犯罪行為，並有力保障揭露此類犯罪的檢舉人。正式建立“反腐敗工作小組”，專門監管G20集團成員國反腐行動計劃的執行情況。

　　2012年洛斯卡洛斯峰會為促進G20成員國和非G20成員國在調查和起訴腐敗方面的國際合作，發佈了G20成員國的司法互助指南和G20司法管轄區內追蹤資産的信息。

　　2013年G20聖彼得堡峰會，承諾在自願基礎上利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審議機制的參考條款，提高《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審議的透明度和包容性。重申保障司法獨立、分享最佳實踐和加強保護舉報人立法的承諾，確保反腐敗機構的有效性免受不當影響，確保政府官員廉潔。加強G20反腐敗工作組與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社會峰會（C20）的對話。尤其歡迎關於工商界加強反腐敗共同行動和促進私營部門反腐敗機制性安排的倡議。

　　2014年，G20領導人在布裏斯班峰會上批准《2015年至2016年反腐行動計劃》，同意在G20框架內建設反腐敗合作網絡，包括加強司法互助，返還腐敗資産，拒絕為腐敗官員提供避罪港。

　　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發表公告，其中提到促進國際社會形成對腐敗問題的零容忍環境。核準《G20私營部門廉潔透明高級別原則》，幫助企業遵守道德和反腐敗全球標準。

　　回首G20一路走來的歷程，反腐敗國際合作在這一全球平臺上經歷了數度里程碑式進展。G20集團成員的廣泛參與，為國際社會預防犯罪、追繳腐敗資産、提高反腐成效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在G20框架下，中國高度重視國際反腐敗合作，積極推動建立世界範圍內的反腐敗網絡。在此次杭州峰會上，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能夠引領國際反腐敗事業躍上新高峰。

　　七、貿易：來個“腦筋急轉彎”

　　《公報》承諾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的作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充分發揮貿易部長會和貿易投資工作組的作用。共同制定《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發展，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制，重申反對保護主義承諾，以釋放全球經貿合作潛力，扭轉全球貿易增長下滑趨勢。制定了《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這是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填補了國際投資領域空白。在集體努力下，在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下，世界經濟將重新煥發活力，經濟全球化進程將繼續蓬勃發展。

　　從2008年到2013年，G20峰會關於貿易，主要是“危機應對”思維，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不提高貿易投資壁壘，不設置新的出口限制，不執行違反WTO規則的出口刺激措施；支持多哈回合談判，支持研究全球價值鏈的影響。2014年，布裏斯班峰會首次提到增長戰略，包括通過降低成本、簡化海關程序、減少監管負擔、加強有利於貿易的服務等改革措施，以促進貿易便利化。2015年安塔利亞峰會，只是簡單重申通過調整後的增長戰略等措施，加強協調，推動貿易和投資。

　　G20杭州峰會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機制改變，具有里程碑意義，有助於有效整合全球資源和各要素等，助推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更好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這是 “中國方案”向G20的集體倡議和共同行動的轉變，有助於提高G20在國際合作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並極大激發各方合作熱情，幫助發展中國家通過經濟多樣性和工業升級，以從更加開放的全球市場中受益。

　　八、非洲與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且看低位反彈

　　《公報》提出，要實現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讓G20的發展成果惠及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此，杭州峰會實現了三個“第一次”：第一次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了行動計劃；第一次集體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努力。

　　G20長期關注低收入國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自2008年華盛頓峰會以來的歷屆峰會公報中，基本上都會包含低收入國家遭受金融危機衝擊，經濟增長困難，亟需融資和財政支持的內容。西方主導的前幾次G20峰會上，對於官方發展援助（ODA）應該達到發達國家國民收入0.7％這一指標的一再重復也已經被視作老調重彈。實際上，截止21世紀初，西方傳統援助國已經為非洲提供了價值超過一萬億美元的發展援助，卻大多投入到了政治改革、法律制定和人力資源培訓等社會領域，並沒有改變這一地區落後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狀況。非洲和其他不發達國家不得不長期淪為西方國家的資源供應地和慈善秀場，自我發展能力極度低下。

　　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擴大對外援助和經濟技術合作項目，以非洲為代表的不發達地區才迎來了發展的機會。從自身的發展經驗出發，中國等新興援助國強調多樣化發展資金和産能合作項目的重要性，力圖降低合作夥伴國對於援助資金的單向依賴，通過基礎設施改善和工業化來提升不發達國家的出口創匯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這一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受到各國的普遍歡迎，大量發展資金和技術的輸入在短短十餘年內就將非洲從“失敗的大陸”變成了“希望之地”，各國經濟發展數據一片飄紅。杭州峰會上，提出的支持最不發達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的努力，促進包容性商業和糧食安全領域産生更多成果，受到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熱烈歡迎。

　　九、創業和就業：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公報中特別提到了就業的重要性，認為創造高質量就業對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也是二十國集團成員在國內及全球層面的核心議程。認為創業是創造就業機會、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並將設立二十國集團創業研究中心。公報還特別強調了要用系統和透明的方式監測落實二十國集團目標特別是促進青年和女性就業目標的進展。

　　歷屆領導人峰會都將就業作為核心議題，比如，在倫敦峰會上，明確提出“恢復經濟信心和經濟增長，復蘇就業市場”，多倫多峰會提出“實現強有力的就業增長”十分重要，在匹茲堡峰會上更是提出“把保證就業質量作為經濟復蘇的核心”。本次杭州峰會著力制定的“創業行動計劃”，不是為了應對當前的就業不足，而是通過建立長效措施，促進就業市場的持久繁榮，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

　　大眾創業蘊藏著無窮創意和無限財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礦”。中國古話“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不論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還是促進社會安全保障、亦或是促進資源公平配置，鼓勵大眾創業、幫助小微企業發展都是一張良方。幫助普通大眾創業，不僅可以帶動就業、促進經濟發展，讓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更加優化，促進社會公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激發每個人的聰明才智，提高人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因此，讓每個有創業願望的人都擁有自主創業的空間，釋放民智民力，增強經濟的活力，對於推動社會縱向流動，促進社會公平主義，打造世界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具有重要意義。

　　十：氣候變化：雲破月來花弄影

　　G20杭州峰會的公報中明確提出要致力於通過可持續發展，以及強力有效的支持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切實推動《巴黎協定》在2016年底生效實施。杭州峰會在發展領域實現的三個“第一次”也包括了第一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具體行動計劃，重申綠色氣候基金對解決氣候變化提供支持的重要性，確認發達國家落實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下所作的承諾，包括為發展中國家根據《協定》開展減緩和適應行動提供資金等的重要性。

　　G20峰會自2008年提及“氣候變化”並稱之為“其他重要挑戰”起，不斷強調在化解氣候變化威脅方面的承諾和責任，特別是其與清潔能源和能源安全之間的聯絡，並指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進行的相關談判努力和豐碩成果。但氣候變化議題始終如雲遮霧繞一般讓人迷離，讓人感覺氣候變化將威脅全球的社會發展和生存安全，但找不到合適的切入點去解決。

　　此次杭州峰會對氣候變化的重視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決心和勇氣，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面前的領導力和智慧。特別是中國在G20峰會前夕率先簽署了《巴黎協定》，並與美國一起向聯合國共同交存參加《巴黎協定》批准文書，展示了共同應對全球性氣候變化問題的雄心和決心，在“氣候變化”的國際迷航中雲破月來，為世界帶來光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G20課題組（課題組成員：王文、何帆、賈晉京、相均泳、陳曉晨、劉英、王敏、崔悅、曹明弟、卞永祖、楊凡欣、程誠、陳晨晨、展騰、周西蒙、程陽、譚貝貝、林凝、姜珂、成書婧、房琳潔、孫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