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破解發展“雙缺口”是中國了不起的奇跡

中國新聞來源:光明網 2016年07月11日 14:4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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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7月8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湖北省發改委主任李樂成、深圳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等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各自地區或各自企業的實際先後發言。另外，來自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等專家學者也就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時隔兩年，習近平再次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談了什麼？【新常態 光明論】專欄將通過採訪或約稿的形式，全面解讀習總書記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的獨家解讀稿件，以饗讀者。

　　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 把中國的實踐總結好

　　——學習習主席關於發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精闢論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李揚

　　習近平主席在7月8日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不僅再次集中闡述了關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方法和實現路徑，更首次面向中國經濟學界，提出了“加快培養造就國際一流經濟學家”的殷切希望。作為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我備受鼓舞，更深感責任之重大。

　　習主席在論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反復強調了兩個要點：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二是堅持問題導向，立足中國國情，把中國的實踐總結好。我以為，以上兩端，是建立、發展和完善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體系的不二法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絕非憑空産生的，它的深厚基礎存在於我國豐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因此，從我們的成功實踐入手，將這些實踐總結上升為理論體系，是發展我國經濟學體系的基本道路。

　　在我看來，至少存在如下領域（肯定不止這些），已經可以成為我們探討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入手處。

　　第一、中國的工業化道路

　　最近，國際計量史學界披露了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就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工業化是3000餘年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雖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接下來的問題是，工業化如此重要，它發生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它首先發生在英國？西方經濟學家的結論是，因為那裏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換，是通過非暴力的“光榮革命”實現的，繼而實行了憲政，在意識形態上，則歸功於啟蒙運動，等等。

　　這是一個我們應該研究而且可能産生世界影響的論題。按世界標準，中國的傳統工業化已基本完成，但我們顯然走的是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我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我們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步步堅定地走下來的。我們實行的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法治，我們的工業化既有類如“承包制”的體制變化，也有維持集體所有，通過鄉鎮企業的成長壯大而取得重大進展，等等。歸納而言，政府的積極作為、人民的自主創造、集體組織的有效轉型，構成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總結中國的成功經驗，抽象出其中成功要素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我們當可對世界的經濟學發展做出中國的重大貢獻。　

　　圖為李楊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發言

　　第二、人口：從負擔到紅利

　　近來，理論界乃至政府部門都在談人口紅利。大約的意思是説，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收穫了幾種紅利，其中，人口紅利作用最大。但如今（大約從2009年開始），人口紅利已經釋放完畢，今後我們需要創造其他的紅利，比如改革紅利，云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今人人言必稱人口紅利，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是在我們這代人上大學之時，説到人口，從國內到國外，從政策到理論，眾口一詞地認為它是中國發展的“癌症”、“死荷重”。

　　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樣一個人口，如何從談之色變的癌症，變成一個令人難以忘懷因而時時追憶的“紅利”，闡述清楚導致人口從癌症到紅利轉變的體制、機制、技術變化過程，發掘出其中的決定要素、關鍵環節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中國將向世界，特別是向廣大亞洲、非洲國家，奉獻出無與倫比的經濟理論貢獻。

　　第三、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個公民社會不得不忍受的負擔。理想的情況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僅限于“守夜”。與此對應，從“單個的人”出發，基於所謂“理性人假設”，伴之以“看不見的手”，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龐大體系得以建造併發展起來。從實踐上看，西方經濟學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經濟社會的實踐。

　　中國的經濟發展，自古以來就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用，因此，在中國，“良治的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 任何不懷惡意的人都承認：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密鑰”。但是，囿于西方經濟學，很多人在極不情願地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卻都認為，這只是某一發展階段的情況，一旦越過這一階段，中國還須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卻。更有一些心懷叵測者套用西方經濟學概念稱，中國的成功，是因為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關於政府作用的理論，從而，事實上也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整個基礎和體系。就連那位曾妄言“歷史終結”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總結中國五千年治國理政之經驗，認真分析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從功能和體制機制角度加以研究，構造一個從全局（而不是個人）利益出發，闡述良治社會下政府應有的作用及其行為規範（不是守夜人），再進一步構造出一個政府、企業、居民各安其責、和諧共處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抽象出一套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創造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中國夢”是能夠實現的。

　　第四、破解發展的“雙缺口”

　　西方經濟學中有一門大分支專門研究發展問題，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從理論邏輯上説，發展經濟學基本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發展領域的延伸。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雙缺口”理論，大約説的意思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落後，是因為那裏普遍存在兩個制約其發展的缺口：一是國內存在儲蓄缺口，二是對外存在外匯缺口。因此，破解雙缺口，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最終成長為發達國家的關鍵。

　　這次危機證明，雖經多年發展，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雙缺口的狀況基本未得改善，這才造成：在危機的頭幾年，廣大發展中國家固然獲得了高速發展，以至於有“雙速脫軌”之説，然而，當美國開始“量寬退出”，大量資本由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回流之時，人們沮喪地看到，“雙缺口”依然如故。

　　在這個背景下，人們注意到又一個事實：自1994年開始，中國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擺脫了“雙缺口”的束縛；依憑豐裕的國內儲蓄，中國經濟可以不受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國內政策的外溢性衝擊，“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在這個過程中，剩餘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工業化）、由農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國有向非國有（市場化）持續轉移，是我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而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長期並存、互相支撐，既是勞動力得以持續轉移的前提條件，也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構成這種發展模式得以維持的基礎。

　　這又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總結這個奇跡中的關鍵環節、關鍵性體制機制變動，並由爾總結出若干概念、範疇，進而用某種邏輯將它們構造成體系，勢能形成一套極具説服力、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這套學説，當對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複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