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醫生眼中的平民朱德：生活簡樸自家院裏開地種菜

    光陰流逝，白駒過隙，匆匆間，我所敬重的朱德元帥已離開我們30個年頭了。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幸運地在朱老總身邊工作6年多，能夠親眼目睹他老人家的風采，親耳聆聽他老人家對我的教導，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如在昨日，他的親切教誨猶在耳邊。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既是領導人，又是普通一兵，對同志關懷體貼，是可敬可愛的長者。當年的一切在我的記憶裏難以泯滅，這種心情絕非文字所能表達……

　　
做夢也沒有想到到朱老總身邊工作

　　我是1960年到北京醫院保健辦公室工作的，同年被調到中南海保健組，並被委派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朱德身邊做保健護士。接到這個任務的我既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能在全國人民敬仰和愛戴的偉人身邊工作；緊張的是，以前只從報紙和電影上見過國家領導人的影像，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到他們身邊工作。於是，心裏總是忐忑不安，不知見了面應當説些什麼。

    當時，朱老總住在中南海西樓大院的一棟4層樓裏。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他的書房，房間不大，陳設也非常簡單，裏面有一張大辦公桌，桌面上擺放著一些書籍、文件和文具等。桌邊有一張靠背椅，邊上還放著兩張沙發。朱老總身穿一套深灰色的咔嘰布中山裝，面帶微笑，十分和藹地看著我，我感到就像見到了一位慈祥的老爺爺，懸著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來。他説話的聲音不大，但非常親切，他問我叫什麼名字、多大了、家鄉在哪，我一一做了回答。

    在朱老總身邊工作的幾年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性格溫和、嚴於律己、待人寬厚的老人。他對我們工作人員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從不發脾氣，從不提自己的要求，從不干涉我們的工作。因此，在他身邊工作我感到心情格外舒暢。

    我到朱老總身邊工作時，他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但仍為黨和國家辛勤地工作著。自從擔任國家領導人後，朱老總就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為了掌握各省市區和基層的真實情況，他不顧旅途勞頓，經常離京到外地視察。據不完全統計，從1952年到1966年的15年間，他曾深入到27個省市區進行視察。1961年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希望1961年能成為“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年”。會後不久，朱老總就趕往上海、廣東、福建、四川、河南等9個省市進行了歷時4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此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年裏，他每年都要拿出幾個月的時間到外地的工廠、農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視察工作緊張而辛苦，乘火車、坐汽車，經常一兩天就換一個地方，有時為趕時間就吃住在火車上。每到一地，朱老總都要聽彙報、找人談話、開會和到基層參觀，深入細緻地了解情況。儘管已是高齡老人了，但他總是不顧勞累、精神抖擻地工作，為的是能夠掌握第一手材料。每次調查研究後，他都要寫成詳細的報告，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彙報，以利於黨中央能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

    生活簡樸的朱老總在自家院子裏開地種菜

　　朱老總的生活十分簡樸。我在他老人家身邊工作時，正值我國遭遇3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匱乏，油、肉、蛋、菜等供應嚴重不足。作為國家領導人，朱老總沒有向國家伸手要補助，而是與全國人民一起共渡難關。他和夫人康克清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利用休息時間採摘野菜，並在自家院子裏開出一塊地來，種植蔬菜，如蘿蔔、土豆、紅薯、冬瓜、苦瓜等。儘管他年事已高，並且日理萬機，仍堅持抽暇親自鋤草、澆水、施肥。

    俗話説人勤地不懶，這塊菜地年年長勢良好，收穫頗豐。記得有一年這塊菜地竟結了一個75斤重的大冬瓜，摘下後被送到了農業展覽館參加展覽。當時記者寫的新聞報道還被收進了中學課本。收穫的蔬菜，朱老總總是先送一部分給工作人員的食堂，剩下的一時吃不完就放到菜窖子裏貯存起來慢慢吃。康大姐還親自動手用豇豆、心裏美蘿蔔等來腌制泡菜，並耐心教我腌制泡菜的步驟和方法。我那時是第一次聽説“四川泡菜”，感到很新奇。我很認真地向康大姐學習四川泡菜的做法，當時的細節至今難以忘記。

    在中南海，朱老總的家可算作是一個大家庭。我到首長家工作時，看到他家裏的孩子很多，大的十幾歲，小的只有五六歲。其中，除了他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和外孫劉建、劉康、劉進等，其餘的都是從四川老家來的侄子、侄女、侄孫子、侄孫女，如朱傳書、朱俊書、朱玉珍、朱和、朱春元、朱小蘭等。當時他們都在小學或中學讀書，平時在學校裏寄宿，只是在星期天和節假日才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吃飯時一大家人圍坐在兩張大圓桌旁，有些“熙熙攘攘”，好不熱鬧。朱老總之所以把這些孩子從四川老家接到北京讀書並把他們培養成材，主要是為了報答家鄉的親人們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對他革命事業的支持和幫助，或為之所作出的犧牲。

    在國家3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家領導人的糧食和副食供應也相應減少。對朱老總一大家人來説就更困難一些。他們沒有向國家伸手，而是靠自己省吃儉用、靠勞動種菜來渡過難關。糧食吃超量了，也硬是設法在下月再補回來。他們家規定孩子們都到西大灶工作人員的食堂就餐，朱老總説：“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孩子們不能脫離群眾。”他對孩子們的要求很嚴格，不能搞特殊化。孩子們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車，就連康大姐上街買東西也都坐公交車。首長的專車只能在外出開會或接見外賓時使用，從不讓家人用。

    朱老總平時吃飯很簡單，主食和肉吃得較少，主要吃蔬菜，喜歡吃苦瓜、空心菜。衣著也很隨便，除了出席一些正式場合穿得好一些，平時在家總是穿舊的布衣褲，裏面的襯衣都是補了又補。我在他身邊工作的幾年裏，從未見他做過一件新衣服，以至在他臨終時我們竟找不出一件像樣的內衣給他穿，最後不得不臨時去紅都服裝店現做一套內衣，外面仍然穿著他穿過多年的舊外套。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談及此事，都眼含熱淚，從心底裏敬佩他。

    戎馬一生的朱老總當年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了讓勞苦大眾能過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吃盡了苦頭，但他從不居功自傲。新中國誕生後，物質條件好了，但身居高位不搞特殊，一心想著的依然是黨和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康，自己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臨終前，他把多年的積蓄托康大姐交給組織，作為自己最後一次黨費，而沒有給兒女留下分文。“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這是朱老總寫過的詩《勤儉》，他就是這樣要求自己與身邊人的。

    詩書、散步、蘭花于朱老總一樣也不能少

　　儘管朱老總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很注意勞逸結合，平時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按時起床，做自編的一套體操，以活動全身。早晚堅持散步，從不間斷。他説：古人説過“安步當車”，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車差不多了，活動量不夠，散步太快了也不好──不快不慢，可以一邊走一邊思考問題。

    朱老總活了90歲，到老時腰身不萎，肩背不駝。他如此高壽，與許多方面有關。究其原因，除了由於先進的醫學科學護理和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外，也和他良好的個人修養和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他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從事體育活動。

    朱老總喜歡爬山，沒有特殊情況的話，每週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這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他曾向我們傳授爬山的經驗，即：“上山軟腳桿，下山閃腳桿。”這樣爬山就會感到輕鬆多了。他喜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視察工作時，總是有山必爬，他的足跡幾乎遍及祖國的大江南北。

    朱老總愛好書法。對於書法，他的本意是：一是藝術愛好，二是休息腦子，三是活動筋骨手腕。他對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説：生命在於運動，長期參加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既鍛鍊了身體，又養成了吃苦耐勞的良好品質。寫字就是一種輔助性的體力活動，長期堅持下去，對延年益壽有好處。

    朱老總練字時愛用白麻頭紙，後來因為這種紙不好買，改用黃表紙。練字時，將大張黃表紙裁成6開，然後按格書寫（紙下墊有畫好的方格）。他曾經一度右臂酸痛麻木，大家都勸他好好治療休息，可是他仍舊堅持練寫大字。經過認真懸肘運腕的習書活動，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症，而且日後再也沒有發作。

    他練字的時間多在午飯和晚飯前後，或是在閱讀書籍文件後休息之時，每次在20分鐘以內。練習書法時，行筆較慢，一絲不茍，神情專注。他認為緩筆定形勢，忙則失規矩。

    即使到外地視察工作，朱老總也要攜帶文房四寶。他有一個特製的扁木箱，將筆墨紙硯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長方不同的格子內，並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紙張等放在上邊。外出時，無論乘車乘船，打開木箱，隨時可以寫字。

    上世紀60年代，朱老總寫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詩詞。他還送給我幾幅他寫的大字。1965年12月20日，他專門為我寫了一幅字：“共産黨員郭勤英，維護病人很認真。工作五年如一日，業餘努力學毛經。”我拿到這幅字時，心情十分激動：這不僅是對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對我的激勵與鞭策。他平時對我的學習和工作非常關心，在他的帶動和幫助下，我學習了不少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他給我寫的條幅我一直珍藏著，永作紀念，勉勵我做人、做事。

    在他的一生中，創作過700多首詩詞作品，其中許多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個時期的風風雨雨，堪稱“史詩”。

    朱老總經常觸景生情，即興賦詩。但也有時，頗傷心神，需經歷一番陣痛方能寫出。那輾轉反側的構思，那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響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還要求我們工作人員也都來寫，説：“寫詩就是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用詩的形式説出來、記下來。只有多寫才能會寫，才能寫好。”

    讀書是朱老總的又一嗜好。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到外地視察，工作之餘總是要看看書，並教導我要多看書。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曾倡導中央領導同志要讀32本馬列主義書籍。那時我正好在朱老總身邊工作，他就讓我陪他一起把32本書通讀了兩三遍，有的重要章節還反復讀了好幾遍。他還讓我把一些重點摘錄下來，我一共摘錄了11本筆記本（23開本、每本120頁）。他把我摘錄下來的內容又逐字逐句地讀了好幾遍，並用紅筆加以圈點。這些筆記本我至今仍保留著。另外，還一起通讀了兩遍《毛澤東選集》（1-4卷）。在讀的過程中，朱老總還給我講解文章的背景及主要精神，對文章中的生字、生詞，他也都耐心地教我。他在讀書過程中表現出的那種執著的精神、認真的態度，使我十分感動，也使我終生受益。

    “東方解凍發新芽，芳蕊迎春見物華。淺壇梳粧原國色，清芳誰得勝蘭花。”朱老總的這首詩表達了他對蘭花的情有獨鍾。新中國成立之初，朱老總就開始養蘭，他一生寫下有關蘭的詩詞近40首。他曾對工作人員講：“養蘭入門易，精通難。須觀天時，測氣候，勤於護待，做到栽培有法。”並常説：“看上20分鐘蘭花，比休息兩個鐘頭都好。”

    當時，北京中山公園種養蘭花，朱老總經常去觀賞並指導，每次花展他都不會放過。1964年秋季，朱老總決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種都送給中山公園，這為公園蘭花的發展打下了豐厚的基礎。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花為媒”的故事：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中、日兩國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謙三先生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他與朱老總對蘭花有著共同的愛好，在訪問期間，曾來北京中山公園觀賞蘭花，並向朱老總點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綠漪等4個蘭花名種。朱老總都一一答應了。不久，松村謙三先生又回贈了幾株日本雜交蘭。這樣，以花為媒促進了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為中日友好交往開闢了新的途徑。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對此很不理解，不知道為什麼一些老領導、老幹部和一些老專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資派、叛徒、特務、黑幫分子。他們不少人被批鬥、被打倒、被關押起來，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那時我弟弟從外地來信説他也受到了衝擊──因為他愛學習、好鑽研技術，有人就批判他走白專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總談了弟弟的情況，我説不知該怎麼辦。朱老總説：“要實事求是，有什麼説什麼，沒有的不能亂説。”他的話雖不多，但卻給我指明了方向，講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實上，朱老總就是實事求是的楷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革命精神，走訪老百姓，了解民生民苦，並且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在運動中，就是開展批評也從不説過頭話，而是擺事實、講道理，讓人心服口服。

    （口述/郭勤英   整理/余瑋）

責編：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