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同道説《外灘佚事》：《外灘》具備國際性

記者：您看到《外灘》的樣片，和您的想像中有什麼不同嗎？

張同道：很大程度上和我的想象差不多，之前我和周兵談過，包括用演員、大場面，會走的更遠。實際上周兵有成為這一時期紀錄片轉折人的潛力。在此之前，十幾年都是紀實，樹立這一體制的是劉效禮、吳文光，在欄目上是陳虻和劉建起；作為新時期的代表，周兵作品的重要特徵就是為市場拍紀錄片，用高品質和大製作去打開市場。因此《外灘》的用演員扮演在我的意料之中。不過沒想到的是周兵對光怪陸離上海灘的描繪更加克制，如果由我來拍攝的話，其中有一些情節可能更瘋狂。

記者：周兵的《外灘》選擇了赫德、周璇、李香蘭、法諾、杜月笙、葉澄衷六個人物作為上海灘的代表，您對這樣的選擇有什麼看法呢？

張同道：很準確。李香蘭是孤島時期的人物，杜月笙是上海地下世界的代表人，周璇從貧賤少女成為歌舞皇后更是上海灘的代表形式，這些都是上海灘的特徵。如果由我來選擇的話，可能會加上幾個文學上的人物，比如把上海寫活了的張愛玲，比如民國時期上海的現代派作家穆時英、紀弦等人，拍攝家庭電影的新感覺派作家劉納鷗等。總的來説，我想找到的是一種屬於上海的感覺，周兵導演選擇的人物非常準確。選擇人物，取決於導演的個人口味，也取決於時空元素、是否適合表達等。

記者：您對《外灘》的角色選擇，有什麼看法？

張同道：有葉澄衷這樣的財富故事，有杜月笙這樣的黑社會故事，有周璇、李香蘭這樣的演藝界的故事，這三個是絕不能少的。而赫德以一個外國人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展示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選材也是很棒的。這部片子，有幾點是我非常欣賞的。

第一像外灘這樣宏大的題材，單單用紀錄片是很難表達出來的。如果不用“演員扮演，情景再現”的手法，是很難把上海灘曾經的繁華、往昔的風光呈現給大家的。每一種媒介都有其優勢也有其劣勢，紀錄片並非適合於表現所有選題，正像有些選題故事片也難以表達一樣。使用再現能喚起大家記憶中的印象。

第二中國紀錄片經過這些年的發展，美學進步很大，文化上力度也很大，市場上萎縮得也很大。當紀錄片的媒介在市場上喪失能力之後，其他的能力也就值得懷疑了。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如果不能被大家看到，即使它有多大的價值，也等同於沒有任何價值。傳播就是價值，傳播就是力量。通過傳播，能創造價值，能促成很多良性的反應。周兵為紀錄片的傳播所作的貢獻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讓紀錄片重新回到了觀眾的視野中。觀眾會覺得：第一，紀錄片是很好看的；第二，紀錄片也很高級，紀錄片也可以賣錢。每年如果有10部這樣的紀錄大片，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就會恢復。

如今大家都有DV，自己可以拍攝，為什麼還要看紀錄片呢？這種挑戰就像當年電視對電影的挑戰一樣，《外灘》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為什麼看《外灘》，因為你拍不出來，這種華麗的視覺系統是DV無法達到的，這是視覺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審美的力量。只有擁有這種力量，紀錄片才會有市場。

記者：您覺得這部電影是否具有國際化的的視角呢？

張同道：上海灘本身就是個國際題材，具有國際性。《外灘》製作得精美細膩，而且恢宏大氣，非常具有國際市場。另外，視頻節奏應該提速，黃土地是凝固的，上海灘是變幻的，要找到這種節奏。當然了，這也只是我個人的口味。

記者：周兵導演是北方人，來執導一部南方氣息濃重的作品，您覺得會是一種更寬廣的視角，還是一種衝撞呢？

張同道：《大紅燈籠高高挂》是張藝謀的作品，題材是南方的，導演是北方的，便具有了更大的深度，也就更具有了形式感。中國北方的特徵渾厚、大氣；南方的特徵則細膩，精緻。恰好是其他地域的人，反而能跟好的把握這種地域的文化特徵。比如説《城南舊事》的導演是南方人，但他拍攝的作品反而更能彰顯北京的特徵。“外地人”反而對這種城市文化之間的差別很敏感。

記者：周兵導演的《故宮》、《敦煌》、《外灘》，您更欣賞哪一部？

張同道：可以看得出，他在一步一個腳印的走。《故宮》是比較嚴格的情景再現；《敦煌》則跨越了，把虛構的東西也放了進來；《外灘》則是由專業演員來扮演。周兵導演在堅定的邁向市場，我非常欣賞他這一點，中國總要有人趟開一條血路。我覺得他拓寬了紀錄片的路徑。

記者：有人覺得《外灘》的演員扮演成分太多了，所以不是紀錄片，而是紀錄電影。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呢？

張同道：電影起源於紀錄片。在發展之初，紀錄片就是紀錄電影。隨著電視的出現，才有了區分。電視是小屏幕，電影是大屏幕，在拍攝手法上才有了差別。

紀錄片是由真人出鏡還是由演員扮演，這裡面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説40年代，二戰結束以後，有一位叫詹金斯的導演，就拍攝過《威利馬連》，就是一部完全用演員扮演的嚴格紀錄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手法和《外灘》幾乎完全相同。

責編：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