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史

     

    學生在老師家搞貓膩 早期日本諜報活動

    對中國人來説，日本是一個令人感覺複雜的國家。它當年的軍事霸道，以及後來的經濟強悍，都讓人印象深刻。同時，類似的印象深刻又不止於此。日本的拿來精神，也令大家印象深刻。據説日本是第一個翻譯《孫子兵法》的國家。而對其中《用間》篇的重視，又使日本自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伊始，就培育了“庭番生諜”的傳統。所謂庭番，出自“庭番士”，字面意思接近於中國古代的“死士”，係指德川家康豢養的情報人員。實在説，間諜從來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專屬産品，但像日本當年那樣，對穿上校服的小學生便灌輸“凡是你們認為可以懷疑的一切事情，即使牽涉到你們的父母，你們都應該向警察報告”之類，鼓勵為“國家利益”不惜“大義滅親”的舉國體制，的確並不多見。　

    至於日本對中國的間諜活動，更因地理上的相鄰、文化上的相近和資源上的誘惑，而受到格外重視。譬如日本是最早向中國派遣顧問的國家之一。自清末實行新政、編練新軍，中國就開始聘請日本顧問。在清政府看來，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比之西方列強更切合中國實際；而中日文化的相近，以及它仿傚德國所建立起來的軍事制度，也比較適合曾經受過德國人訓練的北洋軍；並且日本顧問的聘用費用相對較低。這樣的考慮，不可謂不細密，然而卻也正中日本的下懷。從擔任袁世凱、段祺瑞、黎元洪顧問的青木宣純、坂西平八郎，到為孫中山、孫傳芳、張作霖擔任顧問的佐佐木到一、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日本人對中國政治、軍事均有介入和滲透。　

    擔任過清朝公使書記官的黃遵憲，在他的《日本雜事詩》後記中感嘆，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量與質量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在日本學習、生活多年的戴季陶也説，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店裏，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　

    這種“解剖”“化驗”最典型的例證，也許無過於地圖的繪製。地圖一向被稱為軍隊行動的嚮導和作戰的指南。因此，地圖的測繪，一直被各國政府視為“國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個國家的精確地圖與關鍵設施的地理坐標，也就意味著對其國防和經濟命脈的瞭如指掌。明治維新後，日本便積極對中國展開實地測繪，1874年日本陸軍便出版了《清國海南省地方圖》。之後1894年的甲午戰爭，大批日本浪人事先到中國東北、華北及朝鮮實地繪製的作戰地圖，使得日軍得以順利攻佔九連城、金州、旅順口和威海等重要城鎮。而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的航拍，幾乎覆蓋了中國全境，航拍的內容細緻到街區，並且標有精細的經緯度和拍攝日期，城門、機場、交通樞紐等戰略要點也一一標注。在此基礎上，又派遣大量間諜，攜帶測繪器材，對航拍照片實施校準。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接收了數以萬計的日軍作戰地圖，其內容之繁多，繪製之精細，令人不由不發出“中華腹腋，幾為倭人洞悉”的慨嘆。　

    這種將工匠意識運用到如此極致的事件，實在是不勝枚舉。而《日諜在中國（1895￣1945）》正是詳細記錄了日本如何在上述50年間，運用間諜這支“軍刀後面的暗箭”，對中國政治、軍事乃至民情的滲透、影響，其中既有日本間諜體制、運作以及間諜銓選、訓練和一些常規間諜門類、手段的專業介紹，更對日本在中國特務機關的建立和分佈，進行了詳細描述。對於“中村事件”、“成都事件”、“南苑諜案”等具體間諜事件，以及間諜人物，尤其是引人關注的女間諜，如川島芳子等，都辟有專章。而日諜對張作霖、吳佩孚、馬佔山、于學忠、蔣介石、宋子文等政要謀殺的情節敘述，更可以因應當下大眾對諜戰秘聞的興趣。　

    （《日諜在中國（1895～1945）》，戚厚傑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16.00 作者：半夏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