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在行動(圖)

　　近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天津落下帷幕。這是中國首次承辦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談判，也是年底坎昆氣候大會前的最後一輪談判。

　　如先前所預料的那樣，各方目前分歧仍然較多，主要的問號看來依然要留到不久以後的坎昆會議上。儘管如此，天津會議還是為坎昆會議鋪了路，更重要的是，它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方努力“發聲”與美方較量

　　由於去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未能如期完成及達成協定，今年各國加快氣候談判步伐。為了在坎昆會議達成積極成果，各國同意增加談判的次數，由原來安排的兩次會議增加到五次，而中國承接天津會議，進一步顯示中國積極推動氣候談判的決心。聯合國氣候談判會議首次在中國的天津舉行，對國際氣候談判以至中國推動對抗氣候變化的工作起著重要的作用。

　　因為中國和美國的碳排放量在全球數一數二，於是雙方的此次談判被視為重中之重。當前，其中迸發出的談判火花也格外耀眼。

　　在美國看來，他們一直以來都堅持兩方面的觀點：一是中國不該將自己等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納入強制減排的法律約束範圍；二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國內自主的減緩排放行動，也應遵循“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簡稱MRV，即“三可”）的要求，並且拿出了一套相當細緻的流程。

　　對於美國的強制性態度，中方代表團也給出了更加明確的態度和答案：一是前者違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二是後者則是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入侵。在哥本哈根峰會上，發展中國家承諾將國際援助之下的減排行動納入“三可”，而國內資金支持的自主減排行動，則可以在確保主權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國際“磋商和分析”。

　　談判雙方可謂針鋒相對。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強調，“磋商和分析”不是變相“三可”，如果《公約》締約方指出“有的問題不是很清楚，需要澄清和進一步了解，中國作為締約方，也可以作一些解釋。”美國代表團甚至表示，中國國內自主減排行動，即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動，能否接受“三可”，是美國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變化資金援助義務的前提。

　　同時，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潘興（JonathanPershing）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態度也很強硬，他表示：“發展中國家既然已開始進行減排，不透明公開，我們怎麼知道是不是説到做到？”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則對媒體表示，有發達國家將中國接不接受“三可”與小島國等能不能獲得援助挂鉤，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挑撥，這不符合國際談判的要求。

　　政府努力增強環保形象

　　一直以來，中國的環保問題在國際上總被拿來質問，很多發達國家由於環保做得相對較好，因此在全球氣候惡化問題上，總將矛頭指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於是近5年來，中國在積極改善環境的同時，也特別重視樹立良好的環保形象，為此付出了諸多努力。

　　為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國家這幾年出臺的許多經濟發展措施都與之相關，並堅持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的積極研究，控制工業生産的碳排放，縮減能源浪費和降低環境污染。同時，為引導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費，政府近幾年一直在加強宣教工作，廣泛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宣傳低碳消費理念和低碳行為的做法，引導城鄉居民轉變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大力發展節能、低碳産品，為公眾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鼓勵公眾採用節能産品，擴大全社會參與程度。

　　政府在立場上鮮明地指出中國對環保的重視，為的是讓世界上更多國家不僅僅看到中國在環保領域的巨大努力，更能樹立一個環保大國的形象。這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談判的180個國家代表在中國天津相會，就説明中國對參與全球環保的重視程度。日本《朝日新聞》也撰文報道，大會之所以選擇在中國舉辦，是因為中國領導層對環境變化的重視與日俱增，此次談判將讓中國在國際上的環保形象更為鮮明。

　　作為東道主，中國對此次聯合國氣象變化大會天津談判的舉辦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大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十分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充分考慮到中國人民和全球民眾的長遠利益。”

　　今年年初，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開始尋找此次工作小組級別會議的舉辦地，必須趕在11月份墨西哥坎昆第1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前舉行。最終選址天津，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一直致力於節能減碳方面的發展，展示出了清晰的環保態度；另一方面是因為天津將其城市定位在“環保城市”概念上，特別是天津正在修建“智慧電網”項目和節能環保建築，同時還擁有一個排放權交易市場。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認為，中國現在希望能引導國際氣候討論的潮流。他説：“天津談判是個演練，中國計劃是將來有一天能舉辦部長級會議。”楊富強表示，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讓中國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提高了很多。從那時起，中國國內的環保現狀迫使政府轉變意識，轉向了更具環保意識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