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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宏觀經濟研究》主編。198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1993年-1994年歐盟中歐研究中心和比利時老魯汶大學應用經濟係訪問學者。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0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發表題為:“經濟走勢和應對策略”的主題演講。王一鳴表示,本輪經濟放緩的原因相對比較複雜,既有週期性的變化,也有結構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縮也有內需增長的放緩;既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也有中長期因素的影響。重視穩增長的問題,就要明確宏觀調控面臨多重的目標,一個是短期如何穩定物價;一個是中期如何保證經濟增速穩定在合理的區間;還有一個是長期如何確保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具體來説,短期需要適當擴大公共投資,中期則是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機制。
本輪經濟放緩原因複雜
王一鳴説,要分析目前經濟放緩的原因,就要從長一點的時間段來觀察。從本世紀以來季度增長率的變化看,最高點在2007年的二季度,三季度開始增長率放緩,但是當時經濟還偏熱,中央採取了雙緊的政策,經濟增速的放緩人們並不太去關注。到20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機開始衝擊中國經濟,經濟增速發生了比較大的下滑,當時一個共同的認識是可能出現類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所以採取了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實施以後,2009年一季度依然在放緩,最低點的季度增長率是6.6%。二季度經濟開始強勁反彈。但是到了2010年一季度,在刺激動能逐步釋放以後,季度增長又開始慢慢的減弱,一直持續到現在。比較來看,2007年三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上一輪經濟放緩經歷了七個季度,幅度為8.2個百分點。2010年一季度開始到現在,如果把2010年四季度的輕微反彈忽略掉,這一輪經濟放緩經歷了十個季度,共放緩了4.3個百分點。這説明總體上第二輪放緩的幅度要小很多,更接近於軟著陸。如果説上一輪都沒有出現硬著陸,這一輪經濟放緩的時間更長,放緩的幅度更小,就更不容易出現硬著陸。
這輪經濟放緩的原因也需要討論,因為它相對比較複雜,既有週期性的變化,也有結構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縮也有內需增長的放緩;既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也有中長期因素的影響。
逐條分析,先看內外需求的問題。我國出口通常每年年增長率都在20%以上,今年的出口在大幅度回落,今年1-8月份只同比增長了7 .1%,7月份當月只增長了1%,8月份當月出口增長2.7%。全球經濟的放緩是出口增速回落的重要背景。中國對第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出口呈現大幅度的回落,7月份負增長16.6%,1-7月份累計負增長3.6%。
內需一般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塊。其中投資的增速也是逐月在放緩,1-8月份同比增長20.4%,比1-7月份又下降了0.2個百分點。投資裏面主要是三大版塊,一個是基礎設施投資,一個是房地産投資,還有一個是製造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因為2008年刺激計劃的實施擴大了基數,所以現在沒有新的投資計劃的話,同比速度很容易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基礎設施投資負增長2.1%,到5月份以後,國家投放了一批基礎設施項目,現在開始回穩,但是速率還是很低,上半年只有4.4%。第二是房地産投資。房地産行業從去年1月份開始調控,由於人們買房子都是買漲不買跌的,於是需求下來了,投資就很難穩定。所以房地産投資也是持續的回落,只是還比預期的要好,是漸進的回落,上半年是16 .6%的增長率。第三個就是製造業投資,受到産能過剩的巨大壓力,一個理智的企業家很難再去投資。從這三個板塊來看,都沒有強勁增長的動力,所以投資增速在放緩。
再看消費,同樣是逐月下降的過程。7月份是13.1%,8月份是13.2%,往常一般是17%-18%。消費增速的回落跟調控政策是直接關聯的。比如對房地産的調控,就使得與房地産關聯的這些消費品,比如傢具、家裝、音響、器材等的銷售額都下降了。這塊下降的幅度比較大,也成為近期家電供應商價格競爭的背景。另外,由於去年有人預期會高通脹,為了保值買了許多金銀珠寶和奢侈品。今年由於物價回穩,加上國際上黃金價格回跌,這方面的銷售也在下降,對消費也有相應的影響。
再看週期性的調整和結構性的因素。本輪經濟放緩有週期性因素的影響,因為經濟都是有週期波動的。而且這一輪經濟的波動,因為金融危機,下行的週期被拉長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金融危機後經濟增長要恢復到平均的趨勢線大概要7年。今年才是金融危機後的第五個年頭。
按照王一鳴的理解,結構性因素主要講的是中國的結構性矛盾,最大的是內外需結構和投資消費結構的不平衡。我國之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基本的特徵就是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如果國際市場變化,出口往往首當其衝。出口下降反過來會影響投資,結果造成産能的嚴重過剩,從而拖累了經濟增長。
最後看短期波動和中長期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的因素就是一些政策性的因素,比如去年抑制通脹實行政策的緊縮。去年把防通脹放在首位,所以採取了很多抑制通脹的手段,貨幣明顯的收緊。另外,去年對房地産的調控,規範地方的融資平臺,對現在的經濟放緩可能也起到了相應的作用。
中長期因素就是所謂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很難實證性的去計算到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多大。不過經濟學界一致共識,我國現在處在階段性的轉化之中,將從所謂的高速增長轉到中速增長。按照經濟增長模型,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資本的投入,勞動的投入和全要素生産力的提高。資本投入取決於儲蓄水平,儲蓄率的變化又跟人口撫養比成關聯關係。現在我國老年人比重迅速提高,被撫養人口占比由下降開始上升,通常來説老年人儲蓄會減少,所以社會的儲蓄率就要下降。
勞動力的供需形勢實際上也在變化。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正在接近峰值,再往後就要緩慢的下降。資本投入減少,勞動投入減少,經濟要保持原先的增長速度就只能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但是本世紀我國全要素生産率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是下降的。因為上世紀90年代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主要取決於生産要素的跨部門轉移,比如勞動力從第一産業進入到服務業或者進入到製造業,它的勞動生産力會提高5、6倍甚至7倍。但是現在這種轉移的進程在明顯放緩。還能靠什麼來提高勞動生産率,只有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從企業層面來看,現在我國的技術進步還很慢。過去很多年我國搞加工貿易,這種代工路徑一旦形成很難調整,所以在技術進步方面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一個就是資源環境的約束也不允許我國繼續高速增長。
穩增長要擴大公共投資
鋻於本輪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如何調控是我們下一步的重點。王一鳴説,現在有兩種觀點,有的説要強化逆週期的調控,有的説要順應經濟規律讓它自然調整。為什麼不能放任自然調控,因為經濟持續的下滑會帶來一連串的變化,比如説産能過剩的巨大壓力。産能過剩不光只在傳統産業,也在新興産業。我國風能設備利用率只有50%,太陽能90%出口歐美,但是現在美國反傾銷,歐洲也反傾銷。而且企業一旦遇到産能過剩就要減員,就業壓力就會迅速增大。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不大,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勞動力增長開始明顯放緩。但是如果經濟持續下滑,就業壓力還會出現。
另外,企業收入減少了馬上就會影響到政府的收入,8月份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已經開始負增長。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4.2%,往常是超過20%。而政府收入開始下降,就又會帶來諸如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三角債的風險等等。中國經濟基本增長模式還是速度———效益型的,只要增長速度跌破7%,效益就會大幅度下降。政府企業收入也會下降,個人收益也會受到影響。
如果不能自由放任,就還是要重視穩增長的問題。短期的應對,不得不去考慮的是外部環境。從外部環境來看,現在還是有不確定性,就是説不清楚。比如歐元區會怎麼樣,希臘會退出歐元區嗎,歐元會解體嗎,誰都説不清楚。從幾大經濟體的情況來看,美國經濟回暖的動力不足,説到底是缺乏新的技術革命。歐元區還是處於危險階段,一季度零增長,二季度負增長-0.2%。現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債國的衰退幅度在加劇,德國經濟也開始出現了放緩,法國則是三個季度零增長。日本經濟肯定好不了,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的電器銷售受到巨大的衝擊,索尼電視在歐洲比其它品牌貴三分之一。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國內關停核電站,電力供應又不足,爭釣魚島更是導致8月份對華出口下降了9%,日本國內矛盾巨大。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也在放緩。
另外,還要明確宏觀調控面臨多重的目標,一個是短期如何穩定物價(8月份物價已經開始回升);一個是中期如何保證經濟增速穩定在合理的區間,所謂合理區間,就是與潛在增長水平大體一致;還有一個是長期如何確保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外部環境和多重目標的約束下,當前宏觀調控政策基調就定為穩中求進,就是先要穩住,然後培養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具體來説,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説結構性減稅,在財政減收上加大了力度,營業稅改增值稅,已經擴大到十個省市,據財政專家估算在一千億到兩千億元。在貨幣政策上,有兩次不對稱的降息。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因為庫存規模很大,銀行信貸又非常謹慎,它們的融資需求下降。第三,增加技改投入,相關貸款中央財政拿一部分錢來貼息。第四,民間投資出臺了42個實施細則,儘管這些細則還不完全到位,還需要採取切實措施。第五,在消費領域進行節能家電的政府補貼。最後,啟動了一批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污水處理、水利、高速路等。這是今年以來已經在做的。
這些措施實施後,在三季度開始慢慢見效。據王一鳴估計,經濟會在三季度築底,四季度回穩,甚至有輕度的回升。至於明年,短期的穩增長政策還需要適當擴大公共投資。比如還需要繼續投資高速鐵路等鐵公機項目。比如首都機場,飛機進出港率是全世界第一,每年的流量超過7000萬。這樣的超大城市,只有一個機場,所以北京要在大興和河北的交界處建第二個機場,流量一個億。以後還要在第二機場和第一機場之間建一個高速通道。還有醫院,養老院,停車場等,也需要建設。
除了擴大公共投資,財政上還要在其它方面增加支持力度。因為財政減收,再減稅比較困難,但是可以對技改研發之類的事進行所得稅抵扣。第三,適度放鬆貨幣,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息都還有空間。第四,激活民間投資,民間投資真正激活就要在石油、電力、電信、航空、鐵路等領域拿出有經濟效益的項目給民間資本投資,從而起到示範效益。城市公共事業,比如養老院,也可以向民間資本開放,還可以給民營企業一些補貼,並讓它們特許經營。第五,出臺一些政策促進消費。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進行收入分配改革。第六,房地産市場現在靠行政手段價格回穩了,今後要考慮怎麼用經濟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比如大幅度提高交易稅率,限制投資、投機交易。如果房地産交易稅提高了,導致大量有房人士持有住房,就還需要漸進地推進房産稅,前提是要逐步建立起財産登記制度。第七,要穩定拓展外需。中國過去的發展跟海外市場分不開。現在歐洲老了,就要找新夥伴,就是新興市場。今後我國向新興市場出口的份額會越來越高。
培育新增長動力和機制
中期的調整目標,則是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機制。王一鳴説,中期調整從供給面來看,就是要推進結構調整和創新。因為要培育增長動力,核心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産率,提高價值鏈,提高産品的附加值。換言之,就是要改變當前這種大量投入和重化工業主導的模式,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經濟增長。這需要通過製造業的升級和服務業的發展,來改變速度———效益型的企業盈利模式。
供給面調整從中期看要做的,首先是産業的兼併重組。我們經常説,中國生産的工業産品,有三分之二産量都是全球第一,中國的工業産能實在太大了。比如鋼鐵行業,去年的産能達到了9億噸。在建國初期,中國搞過大煉鋼鐵運動,當時提出以鋼為綱,産能不過才是4000萬噸。所以鋼鐵産業亟需重組。造船業更慘,造出來的船就扔在船塢裏,拍賣也沒有人要。造船廠手裏有訂單,但是下訂單的企業寧可捨棄之前付的押金,也不要船。再比如水泥行業,也和鋼鐵行業一樣,全行業過剩,價格持續下降。對這些行業來説,中期調整需要做的就是通過産業重組,把落後的産能統統淘汰掉,減少産能的同時更新設備。
第二個要做的,是支持企業加強創新平臺建設。當前我國90%的企業沒有研發平臺。中央文件寫著要鼓勵高端要素向企業流動,科技要素向企業流動,可是現在中國的大學生都想著去考公務員。一個官本位的社會是不會有創新的,因為社會評價的標準不是創新。如果創新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想再上臺階根本沒有希望。
第三個,拓展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餐館、理髮這類的服務業已經過剩了,現在需要的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生産性服務業。現在國內服務外包市場發展很快,跨國公司把財務管理外包給中國的公司,這就是生産型、知識型的服務業。現在專業服務這塊缺口很大,因為國外企業的要求根本不是剛工作的大學生可以做得了的,還需要進行額外的1-2年的培訓。
再從需求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如果還想向之前那樣主要依靠外需,困難非常大。這就需要擴大內需。怎樣有效地擴展內需市場,王一鳴認為,首先也是最管用的,是把農民工市民化。怎麼叫市民化,那就要讓這些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比如同等的享受教育和醫療服務。農民工最大的訴求是希望下一代的生活能比自己過得好,能和城裏人過得一樣好。現在中國城市的教育體系,比如説公立學校,運轉是要靠財政補貼的。如果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要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那就也要政府出錢。只有這樣,這一人群才可能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進入城市的醫療保障體系,進入城市的廉租房體系。這樣農民工就不會再省下錢來回家修房子,而是直接在城市紮根生活了。就上面説的公共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廉租房體系三個體系而言,有人估算了一下,一個人在城市紮根,保守估計全國平均需要30萬元,現在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有大約2.3億人,未來城市化率如果提高到70%,還要再進城來三億人,就是超過150萬億元的內需。
其次,從中期來看,還要改變收入分配製度。鄧小平曾經説,實現共同富裕要分兩步走,首先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在世界富豪榜上,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該走第二步了。但是,怎麼讓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大家共同富裕,操作起來比較困難。因為一説要搞收入分配改革,有錢人就開始把財産向國外轉移,自己也考慮在國外弄個綠卡,換個外商身份再回國,還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
所以想直接把富裕人群的財富向其它人群轉移,是比較困難的,實現共同富裕,關鍵還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專業技術人士,只要不當老闆,一定是中等收入群體。所以要大力發展知識性服務業,這樣才能給中等收入群體做大創造出成長的空間。另外,還要讓更多的人有財産性收入,因為工薪收入階層只憑工資很難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再次,培育文明健康的高端消費需求。王一鳴説,隨著中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定會産生高端消費需求。對這類需求政府應該注意不要去限制它,而是要引導它。比如説旅遊,屬於休閒度假類的高端需求;再比如説對健康的需求;還有對綠色低碳消費的需求等。尤其是要關注新興的消費業態。比如現在網購的銷售額基本上是一年翻一番,90後的年輕人已經基本上不去商店購物了,就是去也要先在網上轉一遍了解清楚情況。這就是新生代消費的一大特點,怎麼合理的引導是個新課題。
問與答
問:2008年的4萬億元投資導致産能過剩比較嚴重,國家繼續保增長的話,怎麼使投資産生更好的效益?
答:2008年提的是保增長,那時候速度下降很快,現在提的是穩增長,這個是有區別的。穩增長不是説要再次把速度拉起來,而是穩住。2008年的4萬億元投資,有一萬億元用於汶川災區的災後重建。這是沒有金融危機也要用的。剩下3萬億元主要是搞基礎設施,就是人們通常説的鐵公機。2008年高鐵佔了很大的投資,機場建了一批,公路也有一些,還包括其它的如水利、保障房等,還建了一些醫院,現在中心村都有中心醫院。另外,4萬億元投資裏還有200億元是技改貼息。所以4萬億元投資中有很多與民生相關聯的投入,都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基本沒有直接的生産型投資,所以不能把所謂的産能過剩跟4萬億元挂鉤。産能過剩是怎麼來的,是因為經濟繁榮的時候企業過度投資,當然有沒有地方政府去推動這件事,不能完全否認。
問:收入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什麼,和促消費是不是有關聯?
答:收入分配肯定跟消費是有關聯的,當然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從消費出發,出發點是解決社會公平。老説公平正義,實際上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還是很大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使一部分人説沒有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改革發展成果共享水平不高,有一部分人確實是富起來了,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並沒有分享到大量的成果。所以它的出發點是要形成更加合理的消費制度。
收入體制改革肯定跟消費是關聯的,我們經常説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沒有收入怎麼去消費,它會帶來消費的效益。收入分配改革一個重要條件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為收入水平越低的群體往往消費傾向越強。
問:現在鋼鐵、水泥等行業出現産能過剩,面臨兼併重組的問題。以前那麼多産能對應著那麼多的工人,兼併重組後工人怎麼辦?
答:現在産能過剩最嚴重的是重化工這一塊,重化工的特點恰恰是資本密集型,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當然也會有職工的安置問題,但是它對於就業的衝擊會相對小。第二,我們恰恰處在勞動供需發生變化的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相對承受的壓力要小,因為勞動力現在供需緊張。現在很多企業家還在抱怨為什麼工資還在漲,實在受不了了。因為勞工供需緊張,你不出這個價工人就跑了。第三個確實涉及人的安置,這個政府還會給予相應的扶持。現在普遍都建了社保體系,你可以進入社保體系。但是轉崗培訓一定要做。
問:您剛才提到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中國有13億人口,跟美國的面積相倣,但是美國是3億人口。我們50%的城市化率,意味著有6、7億的市民,如果進一步增大城市化進程,我們的城市究竟有多大的承載力,有沒有計算過相應的代價?
答:我跟你説一個直觀的數字,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大概只有幾個不會超過十個。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都沒有一百萬人,大部分城市是50萬人、60萬人。現在中國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有60個,而且還在增加。
這就涉及你説的中國有沒有那麼多空間。我給你一個基本的解釋,大城市的人均佔地比小城鎮和農村的人均佔地要小很多。如果把人都集中到大城市,城市規劃法裏人均的用地是100平米,是有限制的。但是小城鎮,包括農村的宅基地那就大多了,人往大城市集聚的話在空間上是節約用地,絕不是佔更多的土地。這意味著撤鄉並鎮會倒出一些地。所以你説的對土地的擔憂我覺得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擔憂的是大城市帶來的大城市病。這個是世界上通常遇到的,比如污染,交通的擁堵,對這些問題中國還沒有準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