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的GDP增長數字呈下行趨勢，通脹與緊縮現象並存。

　　2012年7月13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産總值較上年同期增長7.6%，增幅低於第一季度的8.1%，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增速。

　　整個上半年GDP增速降至7.8%，而中國政府在年初確定的全年GDP增長目標是7.5%。

　　2012年7月13日至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四川省調研時也提醒説，當前經濟還沒有形成穩定回升態勢，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溫家寶同時強調，國內經濟增速仍在年初確定的預期目標區間內，穩增長政策措施正在見到成效。

　　有外媒認為，中國正在面對也許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經濟形勢。

　　就2012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及其對策，《瞭望東方週刊》日前專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

　　他在解析了上半年經濟數據後，表示應儘快在擴大內需、增加出口上出臺新的調控措施。同時，儘快調整經濟結構並擴大海外投資增加物質儲備。

　　4月份數據出現轉折

　　《瞭望東方週刊》：從數據上看，2012年上半年的經濟形勢非常嚴峻，你如何解讀這一情況？

　　鄭新立：2011年我國經濟增速已經出現連續下滑，2012年以來經濟下行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一季度經濟增長為8.1%，創近年來的新低。根據已公佈的二季度數據，經濟增長速度 已經降到8%以下。

　　具體來看，以1至5月份為例，中國出口同比增長8.7%，低於全年增長10%的目標。前5個月固定資産投資增速20.1%，增速較前4個月繼續回落。房地産市場的交易量儘管在5月份有所上升，但是房屋的開工量、建設投資和土地交易市場仍然比較低迷，股票市場近期出現大幅下挫。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的國際背景下，中央政府再次把穩增長作為當前經濟政策的優先任務。

　　為此，國家發改委已經加快了一些投資規模大、帶動力強的長期建設項目的審批，80%的鐵路項目已經復工，人民銀行也先後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各大部委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到鐵路建設等壟斷性行業的投資和建設之中。相信這些政策將會對當前穩增長的目標産生效果。

　　再以4月份為例，這個月的統計數據出來以後，引起了我們的重視。主要由於整個經濟有些出乎我們的預料，主要表現在消費、投資、出口這三大增長需求全面放緩。出口的增長速度同比只有百分之四點幾。當然，比2008年金融危機情況下出口大幅度下降要好得多。但這個出口增長數據説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這架馬車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是負的了。我們是按照凈出口增加值來計算增長貢獻，4月份出口增長貢獻是負的，拉動經濟增長時這匹馬車往後拉。

　　作為投資來説，增長速度是20%，也呈現下降趨勢。如果説20%還在正常範圍的話，那還是難以彌補出口支付大幅度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消費增長14%。按照正常的18%到20%來看，也下降了4個百分點。

　　由於三大需求的增長速度全面放緩，所以4月份的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只有9.3%。

　　9.3%意味著什麼？由於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比GDP的增長速度一般要高3到5個百分點。當時估計，如果4月份增加值沒有改變的話，二季度保持這種態勢，那二季度GDP的增長速度將跌到7%以下。現在看，數據要強一些。

　　還有一個非常直觀的現實的問題：用電量。4月份的用電量比3月份有所下降。這與我們的工業增長速度放緩指標相吻合。從出口、用電量、工業增加值指標來看，國民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超過預料。國民經濟的運行又到了關鍵時刻。

　　4月份數據出來後，溫家寶總理在武漢召開了六省的會議，分析了1至4月份的經濟形勢，提出要把穩增長擺在重要的位置。國務院也召開了常務會議，分析1至4月份的經濟形勢，提出當前針對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怎麼改善宏觀調控。根據經濟的實際不斷調整我們的宏觀調控，把平穩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保持下去，完成目標。我認為，當前需要在擴大內需、包括增加出口上開始新的調控措施，而且動作要快。

　　2010年開始形勢趨向嚴峻

　　《瞭望東方週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壞事，正好可以抓住這個時機調整經濟結構，為將來國民經濟的健康高效運轉打好基礎。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鄭新立：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既抑制通脹，保持價格的穩定，同時又能保持近期和長遠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首先要調整需求結構，實現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提高居民消費率。2010年時我們有一個宏觀經濟的指標是極不正常的，大家可以關注和研究。統計局公佈，2010年的投資率達到48.6%，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比2009年又提高1.1個百分點，意味著全社會生産的産品有將近一半用來擴大再生産，這個數字太高了。而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只有33.2%，最終消費率為47.4%。2010年第一次出現最終消費率低於投資率。

　　本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2010年的情況更惡化了。投資率過高必然帶來生産能力的過剩，出口增長使國際貿易摩擦增加。所以投資率過高現在成為宏觀經濟結構中最大的扭曲。

　　要提高消費率，關鍵就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民的收入就要靠現代化農業把一部分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第二個方面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發展方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加快第三産業的發展。中國服務業為什麼比重低，長期上不去？我們最近總結了一些原因，癥結是稅收體制不合理。工業實行增值稅，服務業實行營業稅，營業稅稅負比增值稅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服務業用地比辦工廠用地的價格高，過去用電、用水價格也比工業高，太不合理了。這些政策都抑制了第三産業的發展。現在美國在製造業中，服務的價值已經佔到30%，但是我們實現不了，因為稅負太重，必須改革。

　　另外，金融體制也要改革。長期以來小企業、個體戶得不到貸款支持。現在國務院統一制定實施細則，落實13號文件，並且把溫州作為金融體制改革的實驗區。為了解決當前溫州小企業的困難，國家也撥出一定的資金，支持他們解決當前的資金困難。

　　農業面臨千載難逢的機會

　　《瞭望東方週刊》：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你認為未來應採取什麼樣的宏觀調控政策？

　　鄭新立：我個人認為，宏觀調控政策取向應當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處理好速度、結構、物價三者的關係，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實現降低物價與穩定增長的雙重目標。

　　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這兩個參數是互相矛盾的。高增長必然伴隨高通脹，要在低通脹的條件下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何才能實現這個雙重目標？這非常考驗我們的宏觀調控能力。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須從幾個方面入手：第一，繼續穩定物價總水平；第二，發揮財政、貨幣政策促進調整的作用；第三，通過擴大海外投資變部分外匯儲備為物質儲備；第四，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

　　《瞭望東方週刊》：你認為應該如何發揮財政及貨幣政策的作用？

　　鄭新立：從當前來看，要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合起來，發揮財政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通過貸款貼息、資本金補助、減稅等措施，把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這樣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第一，消化銀行過剩的流動性；第二，支持轉變發展方式對資金的需求，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從而為經濟長遠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

　　具體來説，就是要把資金引導到這樣幾個方向上來：

　　第一，資本市場。現在資本市場低迷，發育不好，特別是股票市場很低迷，要通過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把資本市場做大做強。

　　第二，戰略性新興産業。包括六大産業：新一代互聯網、生物工程、電動汽車、新能源、新材料和節能環保産業。

　　它們已經確定為“十二五”的重點産業予以支持。凡是有投入的能不能給予優惠政策，包括財政補貼，通過各種辦法把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引進來，加大六大産業的發展和投入。這有利於産業結構的優化供應和增長方式的轉變。現在迫切需要加大經濟杠桿的調控力度，引導資金在這方面的發展。

　　再就是其他的一些基礎設施。

　　比如高鐵，前些年建設規模很大，最多的時候一年達到5000億元，甚至6000億元的規模。不少高鐵項目施工停了下來，相當可惜。希望這些停下來的高鐵項目可以加快恢復開工。現在有的人對高鐵説三道四，説現在有多大資金的缺口，這不用擔心。不要怕高鐵欠賬。如果高鐵時速達到三四百公里，南京到北京坐火車3個小時，誰不願意坐火車？所以高鐵還是要加快投入，支持高鐵的發展。高速鐵路應該成為下一輪支持經濟增長的支撐點。還有高速公路，能不能近期儘快地把所有的斷頭路修好、修起來。讓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儘快地跑起來，由此通過網絡化使效率大大提高。

　　投資非常有講究，選擇得好就能夠提高投資效率。可以緩解通脹的壓力，又能夠支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好效果。引導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最好靠規劃、靠計劃、靠財稅杠桿。

　　我們擴大內需，並不是説在外需上無所作為了，還要努力地增加外需。外需在近期疲軟的情況下怎麼辦？我覺得還是有辦法的，就是利用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儲備安全的情況下，拿出外匯來支持我們的企業發展。把我們的一部分外匯儲備變成能源、資源儲備，變成技術儲備、人力儲備。這也有利於解決我們國家長期發展需要面臨的能源問題。

　　第三就是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現在城市裏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比較大，供電、供水、道路，特別是停車場的建設明顯不足，醫療衛生及教育設施也投入不足。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沒有把社會資金引領到公共服務上來。

　　第四是第三産業和農業現代化。特別是農業現代化，現在面臨千載難逢的機會。首先，有資金剩餘；其次，勞動力轉移有出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招工難，農民工的工資已到兩千塊錢以上了，城市保姆的工資一個月也要兩千元；再次，城市對優質綠色的農産品需求旺盛。

　　應擴大海外投資增加物質儲備

　　《瞭望東方週刊》：中國現在外匯儲備比較多，而且在不斷增加。有人認為給我們帶來很大壓力。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鄭新立：我們可以拿出一大部分外匯儲備，通過海外投資，把外匯儲備變成能源資源儲備、變成物質儲備。這樣可以緩解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同時還可以化解風險。

　　那麼出去幹什麼呢？第一，拿到更多的能源資源的勘探權和開發權。這能夠解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所面臨的能源資源的瓶頸問題。我國煤炭資源比較多，石油、天然氣比較少。可以通過到海外投資獲得更多的資源。另外，我國鐵礦、鋁礦、銅礦、鉀礦比較少，經濟長遠發展對這些資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要通過擴大海外投資，建立穩定的海外能源資源的供應渠道。

　　最近這兩年鐵礦石價格漲得很厲害，給我國鋼鐵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我們只有通過海外投資，才能掌握定價的主動權。國外的鐵礦有的是，我們只要走出去，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能源資源。

　　第二，出去搞並購。美國、歐洲、日本的很多企業，它們的困難是市場需求不足，儘管這些企業有很好的科技資源、人才資源和技術儲備，現在也快要倒閉了，這個時候並購它們，價格比較低。

　　其他就是搞加工貿易和搞工程承包、勞務承包，帶動勞務輸出。

　　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再保持20年

　　《瞭望東方週刊》：這兩年中國是全球矚目焦點，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許多人把拯救全球經濟的希望放在了中國身上。但近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甚至有人認為中國高速增長的時期已經結束了。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鄭新立：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期還能保持多久？國內外的確有很多議論。克魯格曼寫了一篇文章，説人民幣升值40%，全世界經濟就平衡了，美國議員就引用他的結論攻擊中國，想把中國引入陷阱。我們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如果真正在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進展，就有可能把快速增長期延長。我算了一下，至少可以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

　　從歷史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長保持了20年，韓國的快速增長保持了30年，中國已經保持了30年，再保持20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個是城市化率將出現一個歷史性的變化，我們已經達到50%，城市人口跟農村人口對半。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才能穩定。

　　未來20年，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年進城就有1300萬人。一個進城人拉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就是10萬塊錢，1000萬人就是1萬多億元。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可以拉動經濟增長。

　　還有一個，我們2010年人均GDP是42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我們要快速增長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達到12000美元，到2025年我們才能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到那時，我們的快速增長期還沒有結束。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省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7萬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才慢下來。我們從1.2萬美元到1.7萬美元還需要5年的時間。

　　如果未來20年增長速度下來了，就有可能是沒有把經濟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所以要把體制捋順，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斷釋放出來。

　　現在最大的潛力就是農村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第三産業的潛力，將這些潛力釋放出來，我們可以保持足夠的活力，實現未來20年經濟較快增長。實現了這樣的目標，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人均3萬美元才是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應該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