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日前在接受採訪時提出，“我國按家庭計徵個稅不可行。”此話一經報道，頓時引起輿論的猛烈拍磚。按照劉尚希的説法，我國目前在工業化、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與家庭流動，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跨越時空的家庭結構，讓家庭來申報其應稅所得，會使社會成本高到難以實施的地步。在批評者看來，劉尚希説的這些話都是推諉之詞，反映了稅務部門的不作為、不努力。

　　確實，劉尚希所説的困難，只是技術性的，稅務部門如果真有心推進按家庭徵收個稅，也並非絕對“不可行”。一個現成的例證是，目前實行的房地産調控中的限購政策，其依據就是以家庭為單位來計算房産的。當然，徵稅相比于商品房的限購，所面臨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但即使如此，以對家庭情況無法確切了解來反對按家庭徵收個稅，是沒有多少説服力的。

　　但是，要建立起按家庭徵收個稅的制度，卻面臨著比這個技術問題複雜得多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很多稅收是在交易過程中“事中截留”的，個稅基本上是由單位代扣代繳，這種“事中截留”的方式無論對稅務機關還是徵稅對象來説，都是一種簡捷的操作方法，也保證了稅收的完成。但是，由於家庭通常不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單元，因此稅務機關無法採取“事中截留”的方式徵收個稅，只能在交易完成後由各個家庭進行申報，這使個稅的徵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民眾的自覺來完成。但是，在交稅尚未成為民眾的自覺行動的環境下，稅務部門為了保證足額收稅，只能加強徵稅力量，從而很容易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目前的個稅制度，實行的是“一刀切”的制度，個人收入只要超過起徵點就得按規定交稅。這種做法未能考慮徵稅對象家庭的實際情況，因此被指為不公平。在一些人的想象中，改為按家庭徵收後，這個不公平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其實，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改為按家庭徵收後，原有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新的問題卻又會冒出來。比如，一個家庭需要贍養老人和孩子，就可考慮少交稅，但是，同樣是贍養老人，贍養一個身體健康的老人和贍養一個常年臥病的老人，其家庭開支有著天壤之別，稅務部門又該如何處理？如果稅務部門只以家庭人口來收稅而不考慮這種具體情況，那豈不是又産生了新的不公平？

　　人們之所以對按家庭徵收個稅産生了很強烈的呼聲，主要在於對目前按個人徵收個稅所産生的不公平的不滿。但是，要讓個稅徵收靠近公平的目標，按家庭徵收也不是一個最好的選項，更切實可行的方案是，建立起普遍的個人退稅制度，也就是説，對一些確實有很高家庭負擔的個人實行退稅。

　　個稅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調節社會成員收入的二次分配，實現社會公平，這就要求個稅制度本身應該盡可能做到公平。現在我國對個稅徵收設立了起徵點，並且已多次提高，就是為了讓個稅徵收公平一些。民眾所呼籲的按家庭徵收，也是希望向這個目標靠得更近，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很遠的路要走。與其“紙上談兵”，還不如先建立比較實用的個人退稅制度，這樣的改革不必像按家庭徵收一樣重起爐灶，而是在現實的基礎上稍作改進即可實施。這樣的改革，所花的代價小，所收穫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卻很大，國家可以考慮將其提上議事日程，在充分調研以後付諸實施。周俊生(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