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共産黨第一個女黨員——繆伯英

在中華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名字，她就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繆伯英。

繆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長沙縣清泰鄉繆家洞楓樹灣人。其家庭世代書香門第，父親繆蕓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職，致力於“教育救國”，尤重婦女教育，參加創辦過好幾所中小學校和女子職業學校。在父親的教育和影響下，繆伯英從小就喜歡讀書，並於1917年7月以長沙地區考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化係。不滿20歲的繆伯英，奔赴北京讀書，開始走上了新的歷程。

中共最早的女共産黨員

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各種新思潮風雷激蕩，形成了“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齊鳴”的新氣象。那時，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受其影響，不少人經歷了從無政府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曲折過程，繆伯英也是這樣。

她到北京不久，就結識了正在北京大學文科政治係學習的何孟雄。當時，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廣泛流傳，各種社團紛紛涌現。在何孟雄的介紹下，繆伯英對北大的活動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去那裏看書讀報、聽演講。不久，她暫時中斷了在女師大的學習，到北大參加工讀互助活動。

北京工讀互助團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發起的。這是一個自願結合起來，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實行半工半讀、集體生活的團體。它下設四個組，何孟雄在第一組，繆伯英在第三組。第三組都是女生，又稱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她們抱著“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的信念，希望通過它來建設一個工讀互助社會。繆伯英懷著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的憧憬，與同組的十幾名女生在北京東安門北河沿17號租賃了一間房子，開起洗衣店來。

“工讀主義”在實踐中很快遭到了失敗。第三組的女生更是難以維持，繆伯英與錢初雅、何琛媛、韓德潔(朝鮮人)則是堅持到最後的4名成員。此事轟動了北京新聞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婦女雜誌》還刊登了她們的照片。消息傳到長沙，風言風語吹到繆蕓可耳中，説什麼“不要錢的書不安心去讀，搞什麼半工半讀，真是不長進”。但繆蕓可深知女兒的為人，未加干涉，並且寫下“我有心靈能識古，今逾耳順亦知新”的詩句，表示了自己對女兒的支持。由於繆伯英在北京大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致使她在女師大推遲了一年畢業。但她對此並不後悔，認為這是自己走向社會很必要的一課。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大進步學生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李駿、朱務善等19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不久，繆伯英經何孟雄介紹加入該會。他們潛心研讀《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書籍，討論俄國十月革命和共産主義理論。繆伯英對社會主義的蘇俄十分嚮往，經常冒著危險，熱情地為去蘇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縫入棉衣。她還經常受李大釗的委託，把馬列書籍送到女高師同學手中。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漸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成為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據當時和她在一起學習、活動的人回憶，那時正和繆伯英戀愛的何孟雄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還是繆伯英受李大釗的委託，幫助他轉變過來的。

1920年9月，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産主義早期組織北京共産黨小組。接著，又成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繆伯英是最早入團的成員之一，參加了10月間在北大學生會辦公室舉行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剛誕生的北京共産黨小組，11月間經歷了一次思想論戰，堅持無政府主義觀點的成員退出了小組。為了充實力量，北京共産黨小組從青年團員中吸收了繆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鄧中夏、李駿等5人入黨。繆伯英就成為當時北京地區唯一的女共産黨員，也是我國早期共産黨組織中最早的一名女黨員。

這一時期，繆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來觀察、思考問題。她在12月15日寫的《家庭與女子》一文裏，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發展趨勢，以及與婦女解放的關係，對婦女發出了“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籲，號召女同胞以衝決封建羅網的精神，做新時代的女性。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與何孟雄志合道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併發展成為愛情。1921年秋，兩人結婚。婚後，他們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衚同5號寓所。這個新家庭是北京黨組織的一個聯絡站，陳獨秀從上海赴蘇出席共産國際“四大”，取道北京時，就住在他們家裏。繆伯英、何孟雄一面讀書，一面從事革命運動，被同志們稱為一對“英”、“雄”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