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員工在4年多時間募集了2364萬元的善款，這樣“瘋狂的高效”曾讓浙江金華的網絡慈善平臺施樂會廣受讚譽。

　　施樂會在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間搭建平臺，承諾“每筆善款，100%到達受助人的手中”。不過，當施樂會“每個社工可以從每筆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為報酬”的消息一齣，上述承諾被網民指責為“騙捐”的伎倆。

　　這個網絡愛心互助平臺正在因此遭受質疑。施樂會會長方路認為，不超過15%的社工報酬在每個主題開頭都有詳細説明，而且，這種模式保證了社工籌款的積極性。但是，資深媒體人樸抱一認為，在一線社工中運用這種激勵措施，有違慈善的本意。

　　有償社工與公益慈善之間，是和諧共贏，還是水火不容？

　　捐款到手，是對慈善行為的功利化理解

　　施樂會成立於2007年4月28日，2009年5月，正式成為金華市慈善總會的一個分支機構。

　　在今年3月以前，施樂會走訪受助家庭的志願者是無償的。他們要自費蒐集受助人的材料，在施樂會平臺上進行募捐，之後再將籌得的善款送給受助人。

　　但是，這種模式弊端明顯。

　　“志願者需要上門兩次，差旅費全部自掏腰包，成本比較大，很多志願者承受不了，都離開了。”方路表示，一般來説，從收集材料到發佈信息，再到募捐完成，需要一段時間，但志願者是兼職的，有時候會延誤受助人拿到善款的時間。

　　方路認為，這種模式對志願者來説沒有捐款壓力，拍回來的照片千篇一律，受助人的貧困狀況顯得特別不真實，“甚至還有志願者向受助人要回扣的現象。”

　　截至2011年3月，已經發展4年的施樂會幫助對象總共才1000多個。

　　2012年3月，施樂會開始探索“有償社工”運行模式。一般來説，兩名社工一起走訪受助對象，進行初步核實後，先行墊付善款。他們會把受助對象的照片和證明需要救助的證據等公佈在施樂會平臺，進行募捐。比如説，施樂會工作人員墊付了900元，共募得善款1500元，那麼，超出墊付部分的600元扣除走訪所需經費，就是社工的報酬。

　　“最高不能超過15%。”方路説，捐款完成後，社工直接提款到自己的賬戶就行；如果完不成計劃募捐的金額，就由社工自己負擔。

　　有網友擔心，“有償社工”的模式會導致社工為了獲取更多的報酬而放鬆對受助對象的審核。

　　方路表示，他們對受助對象的信息審核有嚴格流程。“比如助醫類的，必須要提供在醫院就診時病床上的照片，貧困住房的照片，同時也必須有醫院的診斷證明和政府部門開具的貧困證明。”施樂會的客服會進行審核，看提交的資料是否完整，電話聯絡受助人所在醫院，核實受助人的病情和治療費用情況，聯絡當地政府，核實受助人的貧困情況。“這些聯絡記錄都會儲存在系統中。”

　　據方路統計，從4月1日到現在，40位社工募集到的善款約135萬元，其中120萬元屬於受助人，15萬元左右是給社工的。

　　“目前網絡慈善更多的是一種自發行為，施樂會試圖在受助人和捐助人之間搭建直接的慈善捐贈橋梁，試圖實現這種自發行為的正規化和透明化，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北京大學社會工作教研室研究員鄧鎖表示，但如果僅僅以捐款到手為目的，是對慈善行為的簡單化甚至是功利化理解。

　　鄧鎖表示，“慈善助人”並不像商品買賣那麼簡單，它是一個細緻、持續性的服務過程，捐款只是整個助人過程的一個環節。

　　有償社工，或將發展成為職業籌款人

　　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榮認為，網絡慈善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相關法律制度缺失，導致網絡勸募缺乏規範性和專業性。

　　在方路看來，“有償社工”模式既能保證志願者經費的開支，又能可持續發展，同時還能讓受助者在第一時間獲得幫助。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志願者為了完成目標金額，不得不“瘋狂募捐”，進行信息轟炸。

　　今年7月，有不少網友稱，在新浪微博的評論和私信中，收到疑似“機器粉”所發的募捐信息。而這些給網友造成困擾的垃圾信息的發送者，都指向施樂會。

　　有償社工問題在歐美國家同樣飽受爭議。章高榮説，目前，已經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識。首先是籌款資格，很多國家包括美國都以立法形式確認，籌款是一個專業行為，籌款人員需要經過專業認證，才能開展工作。

　　“這可以避免一些籌款過程中的不當行為，儘量避免在籌款過程中引起捐贈者反感，比如控制發送勸募信息的頻率，尊重捐贈人的感受等。”章高榮説。

　　在美國，按比例提取佣金的行為是客觀存在的。章高榮表示，歐美等主要國家對佣金數額並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通常只對籌款人協會等會員組織具有約束力，這種約束力更多是一種自律行為。

　　“施樂會的模式，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章高榮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既包括建立在專業能力基礎上的崗位的精細化分工，比如職業籌款人的出現和發展，也包括在不斷的探討中逐步形成的行業共識，進而推動現代慈善理念的傳播和現代慈善機制的確立。

　　章高榮表示，從行業發展來講，將來我們也要實行國際通行規則，按比例支付佣金給籌款人員。這個問題從很大程度上來説，屬於行業自律。

　　“公眾是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的。如果他們不認可這種行為，那麼，這些籌款人顯然不能有效籌款，反之，這種方式就會得到發展。”章高榮認為，現在應該鼓勵人們去探索、去試驗，“不過，施樂會必須在籌款時告訴捐贈者他的資金用途，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基本的倫理道德。”

　　“從現有網絡披露的信息來看，施樂會的社工似乎並非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而更多是熱心社會服務的志願者或工作人員。”鄧鎖認為，社工具有自身的專業倫理守則，他們用專業的服務知識和技巧來實現“助人自助”，因此，用‘社工'來稱呼施樂會的這些工作人員，是十分不嚴謹的。”

　　網絡慈善，光有透明還不夠

　　施樂會提供的2011年審計報告顯示，施樂會與一個叫“福利店”的商家有40余萬元的往來款，其中有約21萬元無名目劃入“清河郡”的賬戶，作為善款捐贈，其中部分善款就是捐給了施樂會的員工。

　　方路否認了大部分善款捐給員工的説法，“只有5%資助給了施樂會的員工”。款項往來，是因為“施樂會兼帶做一下清河郡小店的賬，節省他們請財務人員的費用。”

　　賬戶不清晰、多個賬戶募捐、個人賬戶和機構賬戶混淆等，都是現在慈善類網站存在的主要問題。“施樂會在微博的留言裏，有很多求助者給的都是自己的個人賬戶，而且多平臺、多次募捐，可能會出現超募的情況。比如，這個病需要5萬元，可能會募到6萬元、7萬元。” 樸抱一説。

　　山東淄博的100%燒傷兒童張峻華和新疆阿勒泰白血病孩子朱瑞，都曾在施樂會進行過兩次募捐，每次需要款項均為5萬元。可是，有網友爆出，張峻華的父親到各處騙捐，拿到錢卻不給孩子看病整形，反而在網上辱罵墊付了十幾萬元的醫院和網友。朱瑞每年化療所需費用最多不過1萬元左右，但他的父親在多個慈善組織募捐，聲稱需要30萬元，遠遠超過實際所需。

　　方路説，張峻華和朱瑞兩個孩子的情況是真實的，但雙方父親的做法以及在網上的對罵確實不妥，“張峻華的捐款我們是直接打到他醫院賬戶的”。

　　鄧鎖表示，網絡慈善的優勢在於迅速傳播求助信息，便捷、有效地實現善款募集。但是，目前來看，網絡慈善缺乏足夠的監管，比如信息的真實性、捐款的流向。

　　“網絡慈善，公信力很重要。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銀行對賬單和收支明細賬列出來。”樸抱一説，比如助醫類的，要説明有幾個募捐平臺、受助者的醫保狀況、醫保報銷款的用途、後續治療以及家庭生活的重建需要多少錢。

　　章高榮認為，網絡慈善平臺要提高其信任度，首先應該提高信息透明方面的專業性和通俗性。

　　“透明度並不一定能帶來信任度”，章高榮説，在不斷透明化的過程中，還需要證明該組織在項目運作和執行上的效能。也就是説，透明化只是手段，從根本上應該提高機構的運作能力和專業性。

　　“當前最主要的是建立透明化的參與機制，鼓勵有關社會組織的代表參與決策。”章高榮説。

　　方路表示，他們採納了樸抱一的上述建議，相關參數已經在新立項的系統中進行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