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在下面有些地區我確實看到，比如説，我們現在的這個江河，我們的河流，我們的水污染，我是在60年代後期，我下鄉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時候，我印象非常清楚，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喝河裏邊的水，可以喝江裏面的水，但是，現在，我們誰還敢再直接地飲用江河和小溪的水呀。現在我們城裏的人，我們幾乎離不開桶裝水，離不開瓶裝水。瓶裝水桶裝水，現在這行業年産值已經過億。我們搞經濟發展我們為了什麼，我們經濟發展，最終就是讓每一個人都過上幸福的生活。那麼，顯然幸福生活，不能建立在一個惡劣的環境之下。
世界經濟發展史已經表明，各國在工業化推動下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能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的影響。今天，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中國，在産品行銷世界的時候，同樣不可避免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工業化帶來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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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保護部WTO環境與貿易工作領導小組的專家曾經做出過測算：在“十五”期間，我國二氧化硫高、中污染行業産品的出口約佔總出口額的40%，而化學需氧量高、中污染行業産品的出口占總出口額的44%。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佈《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中顯示，這一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佔當年GDP的3.05％。
國家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曾經説過，環境保護仍然滯後於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關鍵問題，環保工作正處於負重爬坡階段。
英國的泰晤士河曾經因為工業污染被稱為歐洲的臭水溝，從1850年開始治理污染到２０００年泰晤士河大馬哈魚回歸，歷時１５０年，耗資相當於約４０００億元人民幣。
德國的魯爾區曾經被稱為煤鋼基地，因為煤炭開採和鋼鐵重工業聞名於世，但是這裡的高污染高排放曾經使得萊茵河被稱為“德意志最臟的河流”。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裡才重煥生機。
像這樣先污染後治理的例子以及西方工業國家一個個慘痛的教訓，時刻提醒著我們。
前摩根士丹利亞太區經濟師謝國忠：中國借鑒別人走錯的路，利用現代的技術，有資本的充足，中國走一條更好的道路，中國只有這樣走，才能發展得比別人更好。
姚景源：應當説，西方的工業發達國家，他們都是發展污染然後再治理。那麼，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我們不能這樣做。現在到了21世紀，全球都在講環境保護。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那麼作為我們中國，我們有義務保護這個地球。我們也不能把一個惡劣的環境，留給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沒有這個權力，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我們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來完成我們的工業化，來使我們的經濟得到增長。而且我們現在要看到，我們已經具備這個條件。比如説，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我們經濟總量在去年就已經超過30萬億元。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我們再來發展，我們完全有財力，有實力。這是第一。第二呢，現在我們在科學技術問題上，我們也解決了這個問題。環境保護技術現在是日新月異，我們完全可以讓新的技術，來使我們處理好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的關係。
環保、污染、生存質量等，這些過去在工業化字典裏並不存在的詞彙，如今頻繁地出現在我國政府的議題中。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對環境保護做出規定。
1979年，我國第一部環境法《環境保護法（試行）》出臺。
1983年，環境保護被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誕生。
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開始施行。
到2008年為止，我國共簽署了50多項涉及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
1978年成立的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在1982年，成為當時的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下的環境保護局，1987年，改為獨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1998年，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8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這一切，都在準確無誤地表明，環境保護工作者，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了。這是發生在2006年7月的一件事情。剛剛上任一個月的河南省副省長張大衛，在河南汝州的一個氧化鋁項目的工地上，對當地的環境保護局局長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當時這個項目耗資已經3。6億，工程建設了近一年，但是始終沒有做環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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