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記者 張志雲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１日?一位退休檢察官作為山西省“公民道德建設十大系列先進典型人物”首位候選人，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上。他，就是王艾甫。

　　事跡簡介中説：１０年前，王艾甫偶然發現了一批解放太原戰役中陣亡將士登記冊，其中８４份烈士陣亡通知書不知為何沒有發出，其籍貫主要分佈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遠的是香港，另外還有２９人籍貫不詳。為了尋找烈士家屬、告慰烈士在天之靈，老人散盡家財，自費尋找，足跡遍佈湖北、河北、內蒙古等地。在媒體的幫助下，目前已找到２４位烈士的親人。

　　一位退休檢察官如何與８４份烈士陣亡通知書結緣，十年漫長的“尋親”之路又是如何走過來的呢？這背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情有獨鍾──收藏戰爭文物

　　在山西收藏界，王艾甫大名鼎鼎。他熱衷戰爭文物收藏盡人皆知。

　　１９８１年，剛從部隊轉業回到山西的王艾甫，去祁縣看望在援越抗美戰場上犧牲的戰友家人。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當地民政部門竟然找不到關於這位二等功臣的登記資料。

　　在自己眼皮底下犧牲的戰友，卻一直是“無名英雄”。這件事對王艾甫觸動很大。他想，自己應該做一些事情，來告慰那些為幸福生活默默做出過奉獻的人們。

　　此後的２０多年裏，王艾甫以常人難以理解的執著和癡迷，打聽、購買、收藏每一件他認為有價值的戰爭實物和文獻。

　　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蒐集這些東西談何容易。工作之餘，王艾甫的身影不斷出現在太原、臨汾、晉城、長治等地的舊貨市場和數不清的村莊院落。他從收藏曆史紀念館、紀念碑和烈士陵園照片開始，一件一件收集能記錄戰爭歲月的文獻和實物。抗戰時期的書本、賬本、報刊、傳單、舊軍裝、地雷殼，甚至當年八路軍用過的紡車、獨輪車和當年八路軍駐地老百姓家中的門板都成了他的藏品。

　　１９９３年，從山西省檢察院退休後，王艾甫開始把收藏當成自己的“專職”，而他所收藏的文物也越來越多。他先後在省城太原舉辦了“中國歷代錢幣展覽”、“萬枚毛澤東像章展覽”、“日軍侵晉實物展”，整理出版了《抗戰民歌１００首》、《日軍侵晉慘案錄》和《太行抗戰英雄譜》。

　　王艾甫的藏品多來自民間，官方少有記載，文物價值無從判斷，但是在他看來，沒有一件不是寶貝。每一件發黃變脆的毛邊麻紙，他都精心地墊以硬紙片，再用塑料袋封裝。

　　２００５年５月，王艾甫收藏的一張日軍侵華時期印製的“日本全國總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這張地圖將朝鮮和我國台灣、旅順、大連等都劃歸日本版圖，還將其佔領的我國旅順、大連重新命名為“關東州”。史學家認為，與以往多見的日軍侵華軍事地圖相比，這張標有日本地名的“全國總圖”是首次發現，為日軍侵華提供了又一鐵證。

　　“收藏作為一種興趣愛好，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歷史意義遠遠重於商品意義。文物不可再生，今天錯過，明天便可能再也見不到了。搶救文物，就是搶救歷史、搶救文化，是對前人的瞻仰、對後人的責任。”王艾甫説。

　　在自己所藏的１０００多份文物中，王艾甫對其中的一種藏品情有獨鍾，那就是未曾發出的８４份“太原戰役陣亡將士通知書”。

　　收藏高手──舊貨市場“失態”

　　愛收藏的人，都有這麼個經驗，就是越是你看重的好物件，詢價的時候越要顯得不怎麼感興趣。

　　１９９６年的一個星期天，王艾甫像往常一樣來到太原南宮舊貨市場“淘寶”，剛轉悠沒多久，就看見一個舊貨販子正從麻袋中傾倒舊書與紙片，堆了很大一堆，叫價三元錢一本，不論厚薄。

　　出現在王艾甫眼前的是一本破舊發黃的紙冊，冊子的封面上寫著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也許是當過兵、扛過槍、打過仗的緣故，王艾甫知道這冊子的重量：這是用一個一個鮮活的生命譜寫的光彩華章呀！怎麼會在這兒？不應該在這兒呀？裏面都有誰？一系列的問題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正在他尋思之際，許多人圍過來開始翻來翻去，甚至將舊書踢來踢去。看著這些陣亡將士的名字被這樣踐踏，王艾甫心中隱隱作痛，他一把就把冊子抓到手中。冊子裏那一個個陌生的名字，讓王艾甫越看越激動，他兩眼放光，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的珍寶。接著，王艾甫滿頭大汗地把幾個舊書堆都翻了個底兒朝天，一共找到了四本陣亡將士登記冊和一疊太原戰役陣亡將士通知書。但當他緊緊地把這些“寶貝”抱在懷裏問舊貨攤主：“這些東西怎麼放在這兒？你要多少錢？”早把王艾甫“失態”看在眼裏的攤主，來了個獅子大開口：“３０００元，一分也不能少。”

　　３０００元在當年可不是一筆小數目，王艾甫一個月工資才３００多塊，３０００元就是他一年的工資。王艾甫一摸腰包，自己身上只帶了幾百元錢。於是，他急急忙忙找附近的朋友借錢。很快，王艾甫要用３０００元錢買幾本“死人名單”的消息傳遍了市場。朋友們對此都表示不解，可王艾甫卻如獲至寶。

　　提起當時的情況，王艾甫總是感到很慶倖，“如果當時錢不夠，可能這些文物史料就會流失了”。

　　花“鉅款”買回一堆“紙片”後，王艾甫一頭扎進自己的收藏室，開始仔細翻閱。４本登記冊記載了８６６名陣亡將士的基本情況，陣亡通知書有８４份，其籍貫主要分佈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遠的一個籍貫是香港，另外還有２９人籍貫不詳，他們大多來自農村，年齡在２０歲上下，有的還有“作戰勇敢”的評語。

　　上下求證──只為告慰英靈

　　這８４份陣亡將士通知書是真的嗎？為什麼當時沒有發出？它們又是如何流落民間？如果這些陣亡將士通知書是真的，從太原解放到１９９６年已經４７年了，這８４份陣亡通知書也沉睡了４７年，那這８４名陣亡將士的親人們都知道他們犧牲了嗎？這些烈士的親屬都在哪？他們是不是一直都在苦苦尋找自己的親人？一個又一個疑問在王艾甫的腦中盤旋。

　　為了弄清這批陣亡通知書的真實面目，王艾甫找到有關專家求證。

　　山西省軍區黨史研究室主任高榮貴仔細對照有關史料後確認，登記冊上記錄的確實是當年解放太原戰役時一些陣亡將士名單。曾參加過太原戰役的原十四軍副軍長王立崗説，這本冊子上的名單與當時十九兵團和二十兵團的情況是一致的，印章也對。王艾甫又請教了一些參加太原戰役的老兵，還到有關部門求證，最後得到了肯定的答覆：這確實是太原戰役後下發的陣亡通知書。

　　歷史似乎還在昨天：１９４８年的７月，解放戰爭史上著名的太原戰役打響，慘烈的戰事持續了將近９個月，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解放軍以犧牲１８０００人的代價結束了閻錫山對山西長達３８年的統治。

　　１８０００名烈士的背後是１８０００個家庭，一紙陣亡通知書讓生死相隔的烈士親屬痛苦不已，然而還有一些戰士的親屬們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前方的親人在戰後杳無音信。８４份烈士陣亡通知書沒有發出，其背後就是８４個家庭。“沒人知道這些陣亡通知書為何沒有寄出，但我可以想象這些烈士的親人們多年來那種備受煎熬的生活。”每每想到這裡，王艾甫都噓唏不已。

　　８４張發黃的“陣亡通知書”，一個個陌生的名字，一段段真實的歷史，記載著過往的硝煙與鮮血，閃爍著烈士的生命與榮耀：

　　“趙獻，６０５團４連副指導員，１９４３年入黨，１９４６年入伍，犧牲時２３歲，籍貫不詳。”英勇事跡：“一、他１５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殘酷的‘五一’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一貫工作積極、埋頭苦幹。１９４８年經過兩次遠征。刻苦精神好，團結每個同志；二、在戰鬥中勇敢、不怕犧牲，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死了是為了革命，也是光榮的，只要能完成任務。”

　　“龍華章，６０４團戰士，犧牲時３２歲，１９４９年２月入伍，貴州同仁縣明組鄉新莊村人，安葬地點為太原市新城東門外北角。”他的英勇事跡被描述為：“作戰勇敢，屢立戰功。”

　　…… ……

　　多少個難眠的深夜，王艾甫在燈下靜靜翻看這些特殊的藏品：手工繪製的表格中，烈士姓名、部別、入伍時間、英勇事跡……所有內容均是鋼筆填寫，工整有加，遺憾的是，在烈士們的“年齡”、“籍貫”、“安葬地點”等欄中，令人揪心的留白一處接著一處，“籍貫”一欄中空無一字者，竟有２９人之多。在血與火的歲月，有的戰士甚至來不及讓戰友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年輕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劃過天際。

　　有２０年軍齡，也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戰友張廣元。這位曾經救過他生命的戰友犧牲後，王艾甫親手掩埋了他的遺體。而在張廣元家鄉縣民政部門，竟然查閱不到任何有關這位烈士的記載。戰爭中有多少個張廣元？每當夜深人靜，王艾甫總是難以入眠。

　　“如果單純從文物收藏角度來説，這些陣亡將士通知書倒並不多珍貴，但它所承載的意義卻遠遠高於文物本身。”王艾甫説。

　　幾十年了，陣亡通知書還沒有發出去，他們的親人在哪？他們如今過著怎樣的生活？王艾甫萌生了為烈士“尋親”的想法。他在記事本扉頁上寫道：“我不敢想象，當年他們在彈雨紛飛的戰場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象，一位位烈士的親人遙望遠方、悲痛欲絕的情景。為烈士‘尋親’，只是一種紀念的形式，但這種形式的實質是：我們應該告慰烈士在天之靈，讓先烈魂歸故里。”

　　千里跋涉──踏上尋親之路

　　為了尋找烈士家屬、讓先烈魂歸故里，從１９９６年開始，王艾甫開始步入了尋親的過程。這一“尋”就是１０年。

　　按照陣亡通知書上的籍貫和名字，王艾甫先從太原市５個烈士陵園查閱烈士資料，一一核對人名，尋找這８４位烈士的安葬地點，並按“陣亡通知書”上的地址給每位烈士親屬寫信，但是１０年來他沒有收到一封回信。接著，他又給當地民政、公安部門打電話，情況卻是態度好一點的工作人員還搪塞一下，不好的就直接挂機！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地過去，始終沒什麼進展。寫信、打電話沒有效果，王艾甫開始到外省實地尋找，足跡遍佈山西、河南、湖北、河北、內蒙古等省區，僅因此支出的路費就達幾萬元。

　　“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太小了。我斷斷續續查了好幾年，一點進展也沒有，而且有些政府部門也並不配合。當時沒想到求助媒體，要不就不會耽擱這麼久了。”王艾甫頗為無奈。

　　就在王艾甫無望的時候，２００５年７月，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６０週年，他在太原舉辦了“日本侵晉罪行實錄圖片展”，借著媒體採訪，他介紹了自己收藏的８４份“太原戰役陣亡將士通知書”，並表達了自己尋找這些烈士家屬的強烈願望，希望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

　　很快，《武漢晚報》記者湯華明就對王艾甫收集的１１位湖北籍烈士陣亡通知單進行了採訪，隨即稿件《尋找湖北１１位烈士的親屬》見報了。在媒體的介入下，事情開始變得順利起來。為尋找１１位烈士親人，湖北相關縣市政府和群眾動用電視、報紙、廣播、電話等工具，進行拉網式的尋找。雲夢縣公安局的百餘幹警，甚至在國慶期間放棄休假，驅車跑遍了全縣鄉村。１７２名華中科技大學學生利用寒假加入尋親活動，他們分成６組查找，走訪了湖北籍烈士所在６個縣、市的１００多個村莊，累計行程上萬里，找到５位烈士的親人。

　　聽到這一消息後，王艾甫賣掉收藏的３００塊銀元，湊足了１萬元路費，帶著“通知書”到湖北和烈士的家人核實。在媒體的幫助下，內蒙古、河北、貴州等地也傳來有烈士親人的線索，隨即，孫耀、趙獻、龍華章、熊起友、李光耀、李德同、郭耀山、王德喜等烈士的家人也被確定。

　　大海撈針──烈士英魂還鄉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從武漢傳來好消息，烈士郝載虎的親屬找到了。

　　在郝載虎的陣亡通知單中工整地填寫著：郝載虎，１９７師５８９團９連戰士，湖北省雲夢縣雙郝村人，工作積極，戰鬥勇敢，于太原解放戰役中光榮犧牲。

　　就在湖北方面積極尋找烈士家人的同時，王艾甫組織部分太原迎澤收藏協會的會員，動員全家人上陣，根據現有的將士陣亡通知單上的信息，去民政局、檔案館、烈士陵園查資料，尋訪湖北烈士的墓地。

　　郝載虎的通知書上安葬地點寫的是：陽曲縣十里鋪牧畜場，他們根據這一線索驅車趕往陽曲尋找，但舊址早已不復存在。據當地老人講，這裡寄存的烈士墓早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就遷走了，具體遷到哪個陵園就不清楚了。

　　黃坡烈士陵園、陽曲烈士陵園、雙塔寺烈士陵園都沒有找到郝載虎的墓地，王艾甫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來到太原牛駝寨烈士陵園。這裡安葬著在解放太原戰役中犧牲的烈士遺骨近一千九百具，其中無名烈士遺骨就有六百多具。工作人員向他們介紹，這裡安葬的烈士很多是從陽曲縣遷來的。

　　經過一番尋找，王艾甫終於發現郝載虎烈士的墓就在這片密密麻麻的墓碑之中。墓碑上寫的名字為“戴虎”。是“戴”還是“載”？郝戴虎是否就是郝載虎？

　　於是，王艾甫又開始考證，他從手中保存的部隊原始登記冊及通知書和陵園保存的登記本對照後才發現，烈士原名確實為郝載虎，後因登記人員筆誤，將“載”寫成“戴”才出了錯。疑團打消後，大家松了一口氣，牛駝寨烈士陵園一位負責人表示，他們將請示上級民政部門，在適當時候改正墓碑上的錯字，為烈士正名。

　　當郝載虎的身份被最終確認後，王艾甫來到了“湖北雲縣雙郝村”郝載虎烈士的家鄉。

　　經了解才知道，“雲縣”原是雲夢縣之誤，解放前的“雙郝村”已更名為鐘垸村。聽説失蹤５０多年的郝載虎有了消息，而且還是革命烈士，小小的鐘垸村沸騰了。全村的老百姓聚集在村口，幾萬挂鞭炮燃起。村委會主任郝朝陽説：“沒想到我們村還有這樣的革命英雄！快６０年了，有關載虎的傳聞，從未間斷。有人説他當了叛徒，去了台灣了。有人猜測他是窮困潦倒，所以無顏再見江東父老。如果不是王艾甫的到來，關於郝載虎的傳説，可能還會這樣再繼續下去，他的命運可能就永遠是個謎。我們要專門建一個小陳列室，讓年輕人都學一學。”

　　郝載虎家裏的直系親人都已過世，只有兩個叔伯弟弟，現在都已７０多歲。

　　已是７５歲老人郝章群激動地説：“載虎是我的叔伯哥哥，他１９４８年冬天從武漢當兵走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全家人曾經在孝感、武漢等地尋找過好幾年，但最終未打聽到他的下落。今天，我們才知道他是為新中國而犧牲的，載虎哥哥犧牲得光榮啊。”

　　王艾甫將郝載虎的陣亡通知書和登記冊複印件交給了他的兩個堂弟，親人們恭敬地把複印件供放在家裏的顯著位置，並焚香祭奠。

　　郝載虎烈士魂歸故里所引發的極大震動鼓舞著王艾甫。從早到晚，王艾甫每天要接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詢問電話。自從王艾甫的尋親“事業”被各地媒體頻頻“曝光”之後，那些幾十年都沒有得到親人下落的人們都來他這裡“碰運氣”。

　　線索越來越多，一位位烈士的親屬相繼被找到：

　　在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中旗桂井村，王艾甫找到了烈士孫耀７２歲的女兒孫秀峰。孫耀自１９３７年參軍後就沒有下落，孫秀峰和母親、女兒一家三代輾轉十幾個地方尋找都一無所獲。母親臨去世時還抱怨：“你爹是不是當了陳世美，不要咱娘兒倆了，到城裏享福了。”當孫秀峰從王艾甫手中接過“陣亡通知書”時，哭了半個多小時，反復説的只有兩個字：“謝謝！”

　　在貴州省有關方面幫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龍華章烈士的家鄉貴州省銅仁市（“陣亡通知書”上誤作同仁縣），過去的明組鄉已改為河西辦事處。龍華章的侄子龍和生清楚地記得：“１９３９年農曆正月十五，叔叔被國民黨抓去當兵，解放後我曾哭著到鄉政府找，但沒有找到，此後就再沒有音信。”

　　當河北省晉州市莊合寨村８４歲的王滄言老人意外收到丈夫路煥文的“陣亡通知書”時，忍不住老淚縱橫。５７年的苦苦等待和尋找，終於有了結果：“丈夫原來是解放戰爭的烈士。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日，太原牛駝寨烈士陵園迎來了一批遠道而來祭奠烈士的親人。由６名湖北籍烈士家屬、華中科大學生代表以及當地媒體共２７人組成的湖北“烈士尋親團”緩緩步入牛駝寨烈士陵園。太原市黨政軍領導、機關幹部、學生、部隊官兵等２０００余人，在解放紀念碑下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祭奠儀式上，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宣讀了祭文，並向５７年前為解放太原而英勇犧牲的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時，對退休檢察官王艾甫老人收藏烈士陣亡通知書，併發起尋找烈士親人，以及對華中科大高校學子們利用寒假尋找烈士親人的行為給予高度讚揚。申維辰説，尋親活動讓我們敬佩、讓我們感動，這是尊重歷史、構建和諧社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形式。尋找烈士親人不僅僅在湖北，還要在全國範圍內尋找，讓英雄魂歸故里。

　　現在，已有２４位烈士找到了自己的家人，８４名英烈中尚有６０位的親屬沒有找到，還有６０個家庭在等待親人的消息。

　　為了那份難以忘懷的歲月記憶，王艾甫還在為繼續為尋找線索傾注著心血，儘管有許多困惑?儘管有許多無奈。

　　老人義舉──引發沉重思考

　　太原市文廟２３號，一條小巷曲曲折折地通向一個狹窄擁擠、簡陋淩亂的四合院，這是王艾甫居住兼收藏資料室所在地。房子是租來的，一件件能記錄戰爭歲月的文獻和實物藏品塞了大半個房間，一直堆到屋頂。

　　誰也不會想到，每個月有著２０００元退休金的王艾甫，衣著如此儉樸，每天的伙食重復而簡單──兩個饅頭外加白菜煮豆腐。這些年，因為“尋親”而支出的路費、接待烈士家屬來太原祭奠等花了幾萬元。去年，王艾甫把一家三代僅有的７０平方米房屋抵押貸款７萬元。這對王艾甫來説都算不了什麼。正如王艾甫所言，我能從援越抗美的戰場上活著回來，比起那些犧牲了的戰士不知幸福多少倍，為了烈士的英魂能夠安息，花再多的錢都值。可“尋親”過程中的許多遭遇和困惑卻讓他氣憤、苦悶和無奈。

　　今年７月的一天，王艾甫又一次從內蒙古回來，在電話中長嘆：“太令人失望了！”為了幫助一個找到親人的內蒙古籍烈士落實榮譽，從今年４月算起，王艾甫已經三次前往內蒙古，但次次失望而歸。一份已然遲到了５７年的榮譽，到今天仍然遲遲無法落實，老人尤為激憤。

　　王艾甫説，尋親１０年中最大的困惑是民政部門有些人不作為，不認真對待，他們中有的人認為是麻煩、是負擔，覺得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重新翻出來是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甚至還説“王艾甫願意當雷鋒式的傻子，沒人拉著你，那是你個人的事。可是因為你多事，找到了烈士親屬，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可是你們掙的工資不就是這份‘麻煩’嗎？就是這種公務員將政府和老百姓隔開了，這些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對待烈士的親屬。他們否定的不是個人，否認的是烈士，漠視的是歷史！”王艾甫氣憤地説。

　　令人欣慰的是，王艾甫的“尋親”故事一直在感動著更多的人，許多新聞媒體也在關注著王艾甫的行動。網絡上向王艾甫表達尊敬和仰慕之情的跟帖數以千計，稱王艾甫為“感動中國又一人”。一位太原麵粉二廠的退休女職工為王艾甫送來了５００元錢捐款表達心意。１９４０年參軍的銀川老兵張福林在電話裏説，他流著眼淚讀完了報道，很為王艾甫這樣的“尋親者”感動，他願意出一部分錢資助“尋親”志願者。還有後來參加到王艾甫尋親隊伍裏來的《武漢晚報》記者湯華明、《燕趙晚報》記者劉勇峰以及華中科技大學１７２名湖北籍大學生。

　　在感念王艾甫的義舉的時候，許多沉甸甸的問題，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

　　思考一：為英烈“尋親”是一件什麼樣的事？那８４張發黃的“陣亡通知書”，記載著革命戰爭年代的烽火與硝煙，凝結著英烈的鮮血和戰功。共和國江山是無數英烈流血犧牲換來的。忘記先烈，就是忘記歷史，就是背叛。為英烈“尋親”，就是對歷史負責；就是表達對烈士的敬重和仰慕，在全社會高揚英雄氣，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要了解英烈遺屬的生活情況，讓烈士親人得到應有的待遇和榮譽。這應當是全社會的一件大事，是一項十分崇高和重要的工作。可這樣的大事為何進展得如此艱難？

　　思考二：最該為英烈“尋親”的是誰？既然為英烈“尋親”是對歷史負責，是全社會的一件大事，那麼它就不應該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應當是政府行為，應該由政府&&來做。“尋親”事做起來非常瑣細麻煩，要花費一定的時間、精力和錢財，政府具有支配公共資源的權力和能力，政府&&做這件事，一定不會像王艾甫老人那樣艱難。其實過去此類工作一直是由政府來做的，８４份“陣亡通知書”之事反映的是政府工作的疏忽和不到位。王艾甫老人在為英烈“尋親”過程中，曾多次找過民政、公安等有關部門。令人遺憾和不解的是，這些部門卻並沒有什麼積極的反應和作為。應當是政府有關部門主動找王艾甫做的事，卻變成了王艾甫多次去找有關部門，個人急而有關部門反而不急，責任主體顛倒，豈非咄咄怪事？是不是需要重申政府有關部門的責任，認真考評有關公務員的工作？

　　思考三：假如不是王艾甫的偶然發現，這沒有發出的８４份“陣亡通知書”大概就要永遠地被埋藏於世間了。即使保存這份史料的那個書攤的小販，也只是為了能換幾兩銀子，而沒有去想著為了烈士們的遺屬盡點責任。僅僅是一個偶然，才讓“下落不明”的８４位烈士重見天日。１０年“尋親”，８４份名單裏已有２４個名單變成２４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可誰能知道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生命？有誰能預測還要幾個十年才能為剩下的６０個找到他們的歸宿？共和國的上空還有多少這樣遊蕩的英魂？

　　思考四：當王艾甫把“陣亡通知書”交給烈士親屬的時候，這個遲到了整整５７個年頭的通知帶給其家屬的是一份怎樣的苦澀？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怎樣的不安？英雄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他們的價值在哪？如果後人用冷漠、不作為對待烈士、對待英雄，那麼將是怎樣的一個悲劇？

　　……

　　記者不知道這個故事的最終結局會怎樣，不知道英雄的在天之靈會發出怎樣的感慨，不知道現在在軍營裏的戰士看到這樣的事情會怎麼想，更不知道我們如何去將這樣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講給我們天真充滿理想的孩子聽。但應該相信很多中國人在期望，在翹首以待。

　　總有一種感動讓我們淚流滿面。美好的人間情義在太原那間簡陋淩亂的舊房子裏芬芳無比，流彩四方……■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