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位農民輸血感染艾滋病如今相繼發病

　　■政府依據最高標準制定賠償仍是杯水車薪

　　輸血！又是輸血！

　　三十多位農民，艾滋病相繼發病。而原因，都是十年前盲目的輸血──這是在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一個以往沒有艾滋病記錄的地方。

　　悲劇在於，他們當初只是一些輕微病症，本不需要輸血，卻在醫生的誘導下輸了血──伴隨着滴滴殷紅，注入身體的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這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年齡最小的僅有十個月，近一年內已有九人相繼死亡。

　　輸血──感染──發病──因治病而陷入貧困──因貧困而無錢治病……像曾經報道過的艾滋病村的感染者一樣，他們又在重復着同樣的遭遇。

　　他們要為自己討個公道。找醫院，醫院無能為力──把醫院罰破了産，病人更無處看病了；找法院，法院終止受理──一紙判決並不能解決面臨的問題；找政府，政府同意由醫院給予賠償，但是杯水車薪；再找政府，政府表示已經盡了最大能力……看來，單單一個縣、一個地區，似乎很難招架艾滋病魔的集中發作。

　　在疾病、貧困、歧視三重壓迫下，在死亡的威脅下，病人和他們的家屬抱怨、不安、絕望，直至忿恨。

　　有人選擇出走。出走，可以躲避歧視；出走，或許可以打工掙錢看病。可對社會而言，出走──是最危險的出路。

　　■意外：“輸點血吧，補補身體”

　　2006年9月20日下午，剛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並輕微發病的銅山縣單集鎮農民顧榮，從徐州市傳染病醫院回了家，臨走前他對同病房的人説：“不治了，治也治不好，還是留着錢給兒子治吧！”當晚，顧榮在老伴遺像前吊死在房樑上。此前他的老伴，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祁桂已於2005年7月身亡。而他的大兒子顧勇，也正躺在他住過的傳染病房的隔壁。

　　顧勇對記者説，“怎麼也沒想到那麼點小意外，會讓我得上這種病。”在顧勇記憶裏，1995年的春節，是這場災難的起點。農曆的正月初三，29歲的顧勇請村裏幾個好友在家喝酒，一會兒村長卻氣呼呼趕了過來，他覺得沒邀請他是對他的蔑視，雙方借着酒勁發生了爭執，村長用刀刺傷了顧勇的腿。顧勇就近住進了縣吳橋鎮醫院。

　　在醫院住了半個月，傷口基本癒合，醫生對他説：“輸點血吧，補補身體。”顧勇本來就氣挨了村長一刀，反正醫藥費也是村長拿。“那就輸吧！”顧勇欣然同意。

　　據顧勇的妻子王珍回憶：當時醫生馬上給顧勇驗了血型，隨後院長陳洪給“血頭”趙四勝打了個電話，讓他帶兩個和顧勇血型相同的人來，並讓王珍到門口喊一下。趙四勝當時可謂家喻戶曉，被當地人稱為“吸血鬼”。王珍馬上到醫院門口喊了句：“有人要輸血”。不一會兒，她就看見梳着大背頭的趙四勝帶來了兩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醫生把他們帶到顧勇床前，讓他們坐在凳子上開始輸血，醫生把剛從那兩個人身體裏抽出來的各400毫升共800毫升的血，轉身就輸進了顧勇體內。王珍説：“我當時給了他們800元，其中200給了醫院。醫院當時沒做任何檢查。”

　　翻開顧勇當年的病歷，關於輸血有着這樣的記載：“受血者顧勇與獻血者劉某血型相交叉配血，在鹽水介廈中，主付兩管均無凝容現象。”這就是那次輸血，醫院唯一的化驗記錄。

　　“輸血沒幾天，顧勇就出院了，可不到一個月，他就得了丙肝再次住進了醫院。那時顧勇身體很好，輸了幾天液就好了，我們也就沒多想。”王珍回憶説。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顧勇的生命從此進入了倒計時。更想不到的是，魔爪正繼續伸向他們家。就在顧勇輸血一年後的1996年的7月，顧勇母親祁桂到屋頂曬棉花時，不小心摔斷了左臂。被家人同樣送到了吳橋醫院後，醫生同樣以輸血恢復得快為由給她輸了500毫升血，血液依舊來自趙四勝那裏的人。出院後不久，祁桂開始發燒、咳嗽，而且怎麼輸液也不好。兩個月後，她在銅山縣傳染病醫院被查出同時患乙肝和丙肝。

　　顧家人找到當時給他們聯絡賣血人的吳橋醫院院長陳洪。1996年12月的一個正午，陳洪帶他們找到了血頭趙四勝。經協商，趙四勝賠償了祁桂4000元錢。祁桂因輸血被感染丙肝和乙肝之事，就這樣做了個了結。

　　當時無論是顧家人還是銅山縣傳染病醫院或吳橋醫院，都沒對祁桂做進一步檢查。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那次輸血祁桂感染的不僅是丙肝和乙肝，還有可怕的艾滋病。此後，祁桂的“肝病”三天兩頭髮作，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醫院。而顧勇也早在半年前就出現了口腔潰瘍，經常發熱等症狀。每次發作他們都當感冒治，但這個“感冒”卻一次比一次來得兇。

　　五十多歲的祁桂因病情嚴重，在當地醫院查不出病因的情況下，家人把她轉到了徐州市“解放軍第九七醫院”。醫生在做了詳細檢查仍查不出病因後做了HIV檢測。結果讓醫生們大吃一驚，面對一生都沒出過遠門的祁桂，醫生問家屬，她是否輸過血？在得到肯定後，醫生把結果告訴了祁桂的家人。面對這個結果，一家人一下想到了顧勇。老三顧學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眼裏猛地涌滿了淚水，“我媽結果一齣來，我一下想到了大哥，他們症狀太相似了。”還沒等他們去檢查，銅山縣傳染病醫院就來人對他們全家進行了檢查。結果是，顧勇因輸血染上了艾滋病，他的父親顧榮因妻子而感染。

　　2005年11月，顧勇因發病嚴重住進了徐州市傳染病醫院，從此幾乎沒離開過病房。

　　不滿18歲的感染者玲玲，十年前竟因流鼻血被輸了血，結果染上了病。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玲玲母親泣不成聲：“當時不滿8歲的玲玲鼻子突然出血了，我把她領進醫院，血很快就不流了。醫生卻説：‘出血了就該補點，不然孩子會缺血’，然後醫生就給趙四勝打電話，讓他帶了一個人來，並當場輸了400毫升血。”

　　“醫院是救人的地方，我們沒想到他們會害人。我們農民懂啥？到了醫院還不得聽醫生的。”顧勇也懊惱地告訴記者。

　　■怪事：醫院裏還有個賣血隊

　　在記者採訪的三十多個感染者裏，幾乎每人都提到趙四勝和他的輸血隊。就那麼十幾個人的輸血隊感染了三十多個人。而這三十多個人在當年輸完血後，事隔不久都無一例外地暴發了乙肝和丙肝，再次住進同一醫院。但當時卻並未引起醫院重視。

　　回憶起當年輸血隊賣血的情形，時任吳橋醫院院長的陳洪記憶猶新，“輸血隊有十幾個人，由單集鎮的趙四勝統一領導，這些人就住在銅山縣第三醫院（當地人也叫大許醫院）裏。他們同時負責給附近的吳橋、單集、大許等四五家醫院供血。醫生、醫院和他們都有聯絡，有要輸血的，醫生或醫院負責人給他們打個電話，他們就帶人來了。”

　　艾滋病感染者徐力的丈夫回憶説：“當年在我們這個地方，就流行輸血。醫生總是告訴病人，輸血對身體好，其實醫生從中拿好處，一般賣400毫升的血，400塊錢，醫生或給聯絡的院長拿100元。”已故艾滋病人劉敏的丈夫張力説：“我老婆當時輸了400毫升血，我就親手給了‘血頭’200元，給了醫院200元。”

　　顧勇妻子王珍也表示：“這些人當年輸血後幾乎都得了丙肝和乙肝。我們農民不懂，可醫院應該懂啊，就是沒有人管。”問及此，陳洪説：“當年沒辦法查艾滋病，所以大家就都不檢查。最主要的是上面也沒要求。那時對賣血的，醫院也不要健康證，誰來了，驗個血型就可以了。”據記者了解，肝病在當時是可以檢測的。問及這個問題，陳洪低頭想了想説：因為肝病化驗時間很長，病人都很急，主要是上面也沒要求，所以也就不查。

　　對顧勇母子因輸血感染艾滋病之事，當年負責聯絡輸血的陳洪完全承認。“我已給他們出證明了，該我做的、需要我承擔的責任我一定承擔。當時我是院長，是我負責給他們聯絡的輸血隊，但我不是臨床醫生，只是醫生説需要輸血，告訴我，我就給聯絡了，這些我都承認。”

　　在大許醫院門口，一些艾滋病人指着醫院門口的一塊空地説：“這裡當年是醫院的一排平房，現在拆了，那個賣血隊當年就住在這裡。”

　　事情過去了十年，據了解，當年的輸血隊早已解散，“血頭”趙四勝也在幾年前死於艾滋病，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死的死、散的散。十年後，這些染病的農民仍然對輸血隊心有餘悸。不少人擔憂地説，“如果輸血隊還有人在賣血，希望有關部門能找到他們”。

　　■索賠：找醫院找法院找政府

　　顧勇的妻子王珍説：“一家三口染上艾滋病，誰受得了啊？我婆婆死後，我們找到吳橋醫院，當時醫院説沒辦法管。可我們家就死了一個病人，還剩兩個呢！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啊！”無奈之下，2005年8月，顧勇一家將吳橋醫院告上了法庭。在記者採訪的三十多個感染者中，有六人因賠償問題提起了訴訟。但這六個已立案的案件，卻突然被終止了審理。

　　顧家二兒媳曹影説，一個證據確鑿的案子，一直拖到2006年的5月，等來的卻是律師告訴我們説：“上頭有電話，已受理的關於艾滋病的案子不再審理，沒受理的不再立案，由縣政府統一處理。”

　　王珍説，“我們去法院問原因，法院告訴我們，這是上級的電話指示。”面對這樣的結果，曹影很無奈：“我們本身就是受害者、是無辜的，出了這樣的事政府不管我們誰管我們？”

　　對此類案件，銅山縣法院為何不再審理和受理呢？該院副院長桑正奎説：“我們接到了上級法院的電話通知，‘關於艾滋病的案件，受理的不再審理，未受理的不再立案。所有案件一律由縣政府處理。’至於誰打的電話不知道，反正是上級法院打來的。”隨後他以工作忙為由把記者“請”出了辦公室。

　　但隨後記者在該法院5月30日上報給縣政法委的“關於審理艾滋病案件情況的緊急反映報告”中看到了如下內容：“……涉及艾滋病的問題是非常敏感的社會問題，上級法院僅電話通知，要求已受理的案件一律終止審理，但不得下裁定，如何結案等候通知，現銅山縣艾滋病感染者除此六例外，尚有部分準備立案未能立案……這些人均生活在農村，生活非常困難，法院停止受理後，他們非常絕望，失去了經濟途徑……如解決不好，可能會造成個別人鋌而走險……建議安排專門部門處理，啟動專項救濟資金予以解決。”

　　面對這份報告，銅山縣政府又是何態度呢？在記者到達當地採訪當天，一些感染者和家屬正從縣裏趕回來，他們告訴記者，他們和醫院簽合同去了。合同雖然簽了，但他們並不滿意。感染者王敏的丈夫張洪表示：“家裏一分錢都沒有了，人還需要看病。政府整天來做工作讓簽合同了結這個事，説不簽就不再管了，我們需要錢解燃眉之急啊！”

　　合同規定：醫院每月給艾滋病感染者發生活補助600元，一次性給予感染者補助10萬元，分三年到位。第一年發放40%，第二、第三年分別發放30%。雙方簽訂協議後10日內首付2萬元。剩餘款，於每年年底前付清。如在此期間感染者死亡，則一次性發放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還規定醫院履行協議後，醫療糾紛到此結束。以後，病患除依據國家法律法規等規定外，不得再向醫院提出任何經濟補償和賠償要求，否則視為違規。雙方如有違約行為，違約方需支付違約金5萬元。

　　王珍説：“顧勇的治療費已花去7萬多，政府給10萬塊錢，而且分三年付清，除第一次給兩萬外，以後就等於一個月給幾千塊，這夠幹什麼用啊！後期的治療怎麼保障？但現在的情況是你不簽合同，到法院也不受理，簽了還能有幾個錢，不簽就更沒人管了。”

　　記者了解到，醫院答應賠償並分期付的那10萬元，只針對已發病的感染者，沒發病的要等到發病時才給。而且對執意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不同意簽合同的，不給任何補助。對於那些在醫院找不到病歷的感染者，補償金一般是7萬元，也分三年付清。這讓很多未發病者無法接受，更讓沒簽合同的感染者陷入焦慮。他們説：“艾滋病發病是很快的，等發病時再讓我們治療，那就晚了。我們現在也吃政府發的免費藥，可經常會發燒起皰疹。我們不想這麼快就死啊！”

　　在記者交涉下，銅山縣政府派出了以法院、縣政府艾滋病專門協調小組和衞生局三方組成的三人小組，接受記者採訪。縣衞生局副局長祖桂蘭在談到賠償問題時一肚子苦水：“這個賠償額我們不可能再變了。我們在全國都算給得多的了。很多艾滋病人要求的賠償額太高，而艾滋病人又比較多。如果一兩個還賠得起，這麼多人，賠償能力確實是個問題。”

　　“但不管什麼情況，我們醫院該承擔的就要義不容辭，雖然有規定是5萬至10萬，但我們都按最高數額給的。我們的補充協議也有，條件好點的、病人少點的醫院，就多給點；效益不好的、發不出工資的醫院，可少給點。”祖桂蘭還介紹説，因為病人多，醫院無力一次性賠償，所以採用了分期的形式。很多沒病歷證據的感染者，也都給了賠償。此外，民政部門還將所有艾滋病人的直系親屬納入了低保，今年8月已開始落實。

　　採訪中記者看到了一份徐州醫學院司法鑒定所為顧勇的後續治療費做的鑒定書，鑒定書表示：後續治療每年約需2.5萬元─3.5萬元，若病情發生機會性感染，需住院治療，費用每年不低於3.5萬元。記者了解到，目前很多發病的感染者已花去至少六七萬元，且這些花費，不是貸款就是從親友手裏借的。所以後期的治療如果就目前銅山縣的補償來看，確實是杯水車薪。

　　■出路：拖延、漠視、無奈不是我們的選擇

　　這些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農民，在十年後病情暴發的今天，他們受到了周圍人的排擠和冷落。

　　記者來到該縣大許鎮感染者李枚家時，大門緊閉。她的丈夫閻忠用力敲了很久門，李枚才慢慢把門打開一條小縫，見是自己丈夫才打開了門。隨後鐵門閂一聲脆響，大鐵門在寂靜的午後有些誇張地打開了。風從門外呼地涌了進去，吹起她的衣角，露出了她乾瘦的肋骨，她不禁打了個寒戰。李枚看起來很虛弱，但畢竟剛33歲，憔悴的病態仍掩不住她年輕的氣息。李枚是1995年跟家人賭氣喝農藥，在大許醫院洗胃後輸血感染艾滋病的。2002年，她身上開始出皰疹。2005年10月，開始高燒不退，經查才知染上了艾滋病。

　　李枚説，得病後村裏人都躲着她，就是娘家人也都不敢和她來往了。時間久了，她自己也不敢出門了，一怕村裏人躲避的樣子；二是時間長了，自己都覺得自己有問題，好像真的一齣門就會把人傳染一樣。正説話時，風吹開了大門。因為我們就坐在院子裏，她驚恐地喊丈夫趕緊把門關上。“我自己倒沒有什麼，現在孩子那麼小就整天很憂鬱，最擔心的就是孩子。”

　　採訪中，記者最擔心的是如何控制傳染源的問題。在記者掌握的這三十多個感染者中，由於大部分是青壯年，且以女性居多，面對無辜的感染和生活的困境，一些還沒發病的和輕微發病的人正準備去城裏打工，想賺點錢貼補家用。李枚也透露了她正收拾行囊準備去打工的事。

　　幾個感染者的丈夫説：這個問題政府該不該管？該不該保證她們的生活使她們安定下來？據他們介紹，那個不滿18歲的女孩玲玲一直在徐州打工，做餐飲服務員，而她不可能告訴別人她是艾滋病感染者。

　　對於感染者外出打工，銅山縣衞生局副局長祖桂蘭表示：我們不能限制艾滋病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只能在宣傳上下功夫。

　　經記者調查，傳染源的控制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記者發現，一些感染者因為沒錢不能去醫院治療，在出現一些輕微症狀後，他們就去村裏診所打抗生素維持。很多人因為擔心受到歧視，或者怕治療遭拒，所以一直隱瞞着病情。而這些人用過的針管，就被扔在衞生所院子裏，而收垃圾的人毫不知情，這些醫療垃圾的走向更讓人擔心。還有一些感染者因公開了病情，村衞生所拒絕為他們打針，無奈之下他們就自己打，用過的針管就扔到路上。李枚的丈夫閻忠説：“我常常為這個擔心，因為農村的小孩都喜歡玩土，喜歡玩那些扔掉的針頭，如果不小心劃破了手指，就有可能被傳染了。”

　　十年前因輸血而染上艾滋病的這群人，如今已進入暴發期，有的甚至已死亡。追究當年的歷史問題對眼前的感染者來説並無太大的實質意義，擺在眼前更緊迫的挑戰是，如何有效地保障這些感染者的後期治療，盡可能地控制傳染源的蔓延，讓他們盡可能地延續生命，把再次傳染的可能性減小到最小。而要做到這一點，僅靠一個地區的一家醫院、幾家醫院、當地衞生系統甚至當地一級政府，銅山的事實已説明，很難真正起到作用。本月，記者在北京參加了一個有關艾滋病病人維權問題的研討會，一些專家就此提出了建議。

　　中央黨校靳微教授是艾滋病患者維權方面的研究者，她表示：目前我們國家有65萬艾滋病患者，政府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艾滋病應急機制，就是當情況發生時，政府應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多年來一直從事艾滋病患者救助的李丹，對艾滋病患者的困境感觸頗深，“政府除了要把‘四免一關懷’做好，更應該對他們多一些心理呵護，讓他們體會到社會的溫暖，使他們放棄仇視，這才是合理控制傳染源的途徑。”

　　對傳染源的控制，衞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李?表示，唯一的途徑就是避免醫療器具多次使用。目前我國也有一次性回縮式針具。但遺憾的是，大多都出口了。李?建議推廣使用該針具，“艾滋病，性的傳播概率只有零點幾，而血液傳播卻是百分之百。”

　　對於銅山縣政府對感染者的補償，李?認為在目前的體制下，銅山縣已經做出了一些努力。“醫院過多地賠償就會破産，在中國，醫院不能破産，如果醫院破産，就會牽扯到一方人無法看病。賠償的錢由誰出？這涉及到醫療保障的問題。”李?認為必須儘快建立完整的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障體系。

　　記者發稿時，當地艾滋病人打來電話，説又出現了幾例新的艾滋病感染者。怎樣才能讓這些感染者得到更好的救治？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感染源？怎樣消除那些感染者心中的情緒……

　　專家們寄希望於，國家早日出臺一個行之有效的艾滋病應急機制。

　　■文並攝/本報記者　佳琳

　　■文中艾滋病患者均為化名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