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大龍

　　關於貧困的話題，剛剛作別的2006年給有良知的人們留下些許感傷。是年8月，四川達川高三學生鄭清明就因無力繳納600元學費羞憤自殺。而之前，父親為兒子學費發愁而自殺的事件已不鮮見。也是這一年，無論是學界還是官方信息均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基尼系數已越過國際警戒線。

　　而因這種差距所帶來的社會情緒導致了令人遺憾的惡性事件頻現：山西富豪李海倉被員工槍殺，北京富豪周祖豹被同鄉刺死，四川富豪葛君明被一老農炸死……

　　我想，當“仇富”現象從媒體的新聞視角轉為學者和官方的憂患意識時，我們須對傳統財富觀進行揚棄：絕對平均確不可能，但如果富貧懸殊，憂患可能成為驚恐，隱患則可能使矛盾尖銳。

　　改革20多年，社會已逐漸認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歷史偉論。原本，富者與貧者都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兩者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之時，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面臨考驗。一方面看到社會的財富在飛速增長，另一方面自身卻因貧窮而生活困窘，貧者的心理就容易失衡。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必然受到影響。

　　和諧社會必定提倡共同富裕，因此必然表現人與人之間，尤其是不同收入階層間的和諧。但愚以為，因每個人能力不一，而且社會財富增長的激勵原理均表明，“均富”不具理論和現實基礎，中國也絕不可能再倒退到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年代———這就給政府提出一個重大課題：在尊重財富不均的現實之時，需要重視並從機制上逐步縮小貧富差距。

　　聯想近來一些人再三強調“富人安全”，愚以為，與其因某富人被害而草木皆兵，不如採取措施主動疏導。如引導富人做守法的模範，不因其富而倨傲於人，致富的手段要合法，富了要感恩社會的饋贈，增強社會責任感並反哺社會；另一方面則需改革社會財富分配製度，建立縮小貧富差距的機制，更重要的是促進社會公平競爭，如公平配置教育資源，使貧者有改變命運和增加收入的能力……

　　如是，方能實現鄧老人家“先富帶動後富，並共同致富”的夙願。也惟有如此，貧富方成相對概念，並在兩者皆大歡喜中達到和諧社會的最高意境。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