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國民人均擁有1.29萬國資 應調整分紅比例

　　夏斌，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現任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曾長期在中國金融決策與金融監管部門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與90年代初期，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金融研究所副所長。1993年初，調任中國證監會交易部兼信息部主任，參與中國股票市場的開拓性工作。後調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將一個地區性股票交易所成功擴展成全國性的股票交易所。後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主持政策研究室工作，協助最高決策者研究制定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政策。1998年被委任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督司司長，主持負責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有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政策的制定和全國信託、財務、租賃公司等的整頓處置事務。

　　收入分配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消費金融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資本財産性收入、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建設等，恰恰都是結構調整有效的“抓手”。特別是城鎮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項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結果，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載體”。

　　世行預測，2010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例，將從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這意味著2010年中國凈出口對GDP的拉動能否由負轉正，仍是重大考驗。中國2010年GDP的增長重任自然將主要落在擴大內需上。

　　2008年，全國國有企業(還不含金融機構)凈資産高達17萬億元，平均每個國民1.29萬元，且都是優質資産。從2007年起，國家僅開始在央企實行較少比例的資本分紅制度。應對地方國企、金融企業中的國有股份一視同仁，制定相關制度，實行資本分紅；並修訂有關規定，動態調整分紅比例。分紅資金統一納入財政各級預算，專項補貼用於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平。

　　應對非上市國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級集團公司、已上市非增發部分的國有股份，都按照國家戰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時期保持相對控股和絕對控股之外的股權，實行有計劃的減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已呈現復蘇趨勢，結構調整的呼聲日益升高。縱觀相關領導和眾多學者的觀點與言論，大家的觀點和潛臺詞並不完全一樣，這可能會影響到下一步採取的調整重點和調整力度。而如果政策取向有相異，其結果，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肯定也會有迥然不同的影響。因此，在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宏觀政策抉擇之前，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進行認真的梳理與分析。

　　消費問題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結構問題

　　夏斌説，有的領導曾把中國當前的結構問題歸納為八個問題，即：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三個産業結構、産業內部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土開發空間結構和外貿結構。從邏輯方法論上講，結構失衡往往是描述一個系統內部構成要素之間關係的不合理，是總量、系統的特徵反映。總量存在問題，總是以某個層面的某種程度的結構失衡來表現。系統中諸多結構失衡中的某個結構失衡並不必然具有總量上的直接意義。一個系統內，結構失衡往往是多層次的，有時某個結構的失衡僅是總量、系統中另一結構失衡的表現、結果。也就是説，總量存在問題，總是與一定的結構特徵相聯絡的，僅從總量入手解決問題，將不得不容忍甚至惡化原有的結構矛盾。調整失衡的結構，有助於消除“短板效應”，具有總量上的重要效果。當然，前提又必須在諸多結構矛盾中真正抓住主要的結構矛盾。那麼，什麼是當前中國經濟主要的結構問題？如何理解上述提到的很多結構矛盾呢？

　　影響一個經濟體總量增長的基本變量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個變量。這三個變量的均衡發展是一個經濟體總量持續增長的基本前提。而三個變量之間本身存在有機的辯證關係，並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關係。在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投資、消費、凈出口的相對合理的比例也不盡一樣。

　　上述列舉的諸多結構問題，確實都是中國經濟目前客觀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純從宏觀經濟角度進行歸納，這些結構問題，要麼是投資本身比例問題和投資效率問題(如地區結構、城鄉結構、三個産業結構、産品結構、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結構等)，要麼涉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關係問題，但也許並不是根本性涉及或是直接了當涉及(如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城鄉結構問題)，因為判斷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具體評估在談收入分配或城鄉結構問題時，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調整程度上分析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分配關係，是否在經濟總量中三個變量間有實質性的數量變化，還是僅在一定消費總量和相對於外需減少而言，僅是有限的增量下談消費的分配和提高問題。若是後者，則只能説仍是在講一定消費總量下的內部分配問題。所以，關鍵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但是，我們今天突出提出結構問題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國經濟相對於2003-2007年兩位數繁榮增長後，因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外需面臨兩位數的陡降，中國經濟還能否持續保持穩定增長的背景下來討論結構問題，是討論總量的繼續增長問題。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能否繼續保持一定的增速，直接涉及就業和社會大局的穩定。美國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迅速採取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政策，這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些政策中，我們既有大力刺激投資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費、改善民生、改善生態環境的政策，同時還有盡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實事求是地説，其結果，主要仍是靠投資刺激政策發揮了作用。因為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長的7.7%中，有7.3個百分點是投資拉動的。

　　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酷現實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凈出口對GDP兩位數增長的拉動，分別為2.5、2.2、2.3和0.8個百分點，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長7.7%，出口拉動是-3.6個百分點。美國是中國的重要出口國之一。在全球化中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消費曾佔GDP的70%左右。危機後其家庭凈資産已從63萬億美元跌到40多萬億美元，跌去近1/3，財富效應使目前居民消費率呈下降狀態，進口需求縮減。美國減少進口的直接影響和通過世界貿易傳遞的間接影響，對中國的總體影響不可低估。世行預測，2010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例，將從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這意味著2010年中國凈出口對GDP的拉動能否由負轉正，仍是重大考驗。所以中國2010年GDP的增長重任自然將主要落在擴大內需上。

　　而在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靠投資增長支撐中國GDP增長7.7%的同時，嚴重的問題也已開始暴露：一是重復建設，六大行業的産能過剩；二是為配合大規模投資，儘管在美國零利率、美元氾濫環境下，國內貨幣政策仍不敢趨緊，貨幣供應超多，市場上已産生了對物價上升與資産價格泡沫的一片擔憂；三是我們即使不去討論在2009年財政赤字基礎上今年還能有多大赤字的問題，就是目前過高的投資率持續下去，仍然使人擔心。因為從中期看，今後幾年世界經濟即使復蘇，能否再恢復到2003-2007年的高增長？隨之能否出現世界貿易的高增長？都要打個問號。那麼，我國連續幾年積累的高投資後所需的最終需求——消費在哪？這必然會引起人們對今後幾年可能出現的投資效率和銀行資産質量問題表示擔心。

　　然而，如果我們能在積極刺激投資的同時，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費，共同消化國內巨大的産能，也許經濟總量能在相抵出口減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費增長率與較高的投資率之間的平衡，來維持總體經濟繼續保持8%-9%的平穩增長。

　　簡言之，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結構問題不是其他，而是要儘快提高“消費”這塊“短板”。保消費，就是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

　　至於多數的結構問題，有的屬於投資分配的問題，有的屬於改善投資效率的問題，都不是總量意義上的主要結構問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屬於改善消費結構和在一定意義上提高消費水平的問題，而且從總量意義上講，收入分配問題本身也不直接構成總量中變量之間失衡的直接表現。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儲蓄、低消費這一總量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後者是果，是總量結構問題的直接表現。就此意義上説，如果説要抓結構調整，何謂“突破口”？抑制産能過剩、抓節能減排、抓自主創新、抓五大新興戰略性産業的創新和發展，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遠遠不夠。因為要真正克服經濟回升中基礎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的問題，除了抓投資分配和投資效率這一“投資”因素外，必須抓快速提高消費水平特別是居民消費的問題。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消費金融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資本財産性收入、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建設等，恰恰都是結構調整有效的“抓手”。特別是城鎮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項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結果，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載體”。

　　需注意的三個認識誤區

　　首先，抓消費是否意味著不重視投資與出口？正面回答是：突出抓消費，並不意味著不抓投資與出口。突出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同樣不排斥抓投資結構的調整與外貿結構的調整。不管從各國的發展道路看，還是從中國的實踐和理論看，都能求證出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仍需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資率和出口。因此，如能刺激、維持一定增速的投資與出口，仍應努力去爭取。只是在世界經濟艱難復蘇以後幾年內全球貿易規模相對縮減的情況下，從中國投資與消費內在規律的制衡出發，又鋻於眼前刺激經濟政策重重投資而不是重消費的現狀出發，需要強調長期以來反復強調而遲遲得不到很好解決的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問題。

　　其次，強調“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問題是否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口實”？夏斌説，G20匹茲堡峰會強調要治理全球經濟失衡。世界輿論認為，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低儲蓄、高消費”，中國“高儲蓄、低消費”，因此要糾正此失衡，中國需承擔相應的責任。其實，此觀點早在伯南克入主美聯儲之前的2005年就已經在散佈。但必須指出，這僅僅是美國金融危機中“局內人”的看法。夏斌指出，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政府錯誤判斷這輪經濟全球化趨勢、長期採取拼命擴張信用的錯誤的低利率政策，並借助於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制度所導致的。美國決策失誤和美元制度是這場危機的真正元兇。而美國“低儲蓄、高消費”，中國“高儲蓄、低消費”僅是世界經濟失衡的一種表現而已，是上述錯誤政策制度運行的結果。現在，中國主動扭轉國內的結構矛盾，並不意味著承認這場全球性危機的責任在中國。中國主動調整結構，恰恰有助於糾正美國的錯誤政策。因此，我們應該理直氣壯，不能怕被人抓住“口實”，而恰恰耽誤自己的發展大業。

　　再次，中國居民消費是否增長得並不慢？還是中國“消費不足”被低估了？夏斌説，針對“以消費為主導進行結構調整”的觀點，確實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從來都是以內需為主，近幾年中國居民消費增長並不慢，每年實際增幅平均提高1-2個百分點，2009年前三季度消費零售額增長達17%，比GDP增幅7.7%高出9.3個百分點。這些確是事實，中國2009年消費與2008年比，與歷年相比，確實正出現逐步提高的態勢。

　　但是，現在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相對於經濟總量的增長，在外需減少或幾乎喪失、過度投資弊端種種，難以持續的背景下，經濟仍要保持一定的高增長，怎麼辦？必須靠擴大消費。而正在逐步提高的消費速度又並不能滿足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平衡需要。形象地説，中國居民新增很快的“一塊消費”(也可包括政府消費)和美國危機後縮減的“一大塊消費”(即相應縮減中國的“一大塊出口”)不是等量的，而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檔次上。

　　也有人認為，中國“消費不足”被低估了，中國消費對全球可貿易商品的新增貢獻已超過美國消費者的新增貢獻。不要太看重消費。我認為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果明年外需仍提高不了多少，投資高增長又難以長時期維持，總量增長怎麼辦？這是問題討論的實質。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