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調整的餘地並不充裕，利率上調並非最佳選擇，而利息稅的取消或暫停徵收應該是一個必要選擇。利息稅取消有利於改變公眾對金融資産相對風險和收益的預期，從而優化金融資産結構。

    繼2007年5月19日中央銀行分別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和0.18個百分點後，從國家統計局6月公佈的數據看，2007年5月的通貨膨脹率依然毫無懸念地跨越了3%，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度變為負利率，中央銀行上調基準利率似乎又成為一種必然。

    與此同時，一種更有説服力的觀點是取消已經徵收了八年的利息稅，這意味著新一輪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並舉，共同實施對宏觀運行的需求管理。然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作為宏觀調控的兩種主要手段在政策目標和傳導機制上存在顯著差異，因而具有不同的預期政策效果。

    一、利息稅的政策調整首先必須基於宏觀經濟的中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

    與利息稅的開徵相似，該稅種的取消同樣基於宏觀調控當局對經濟走勢的中期判斷而非短期波動管理。利息稅開徵的經濟背景是，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5月1日起連續七次降低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仍難以扭轉儲蓄存款餘額增長的勢頭。為了調控經濟、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國家稅務總局決定恢復徵收利息稅。中國從1999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的實施辦法》，並規定開徵稅率為20%。

    反觀當前，中央銀行已經在最近兩個月內兩度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值得思考的一個特殊現象是，2006年4月28日中央銀行單獨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而存款利率維持不變，但2007年5月19日的利率上調則把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貸款基準利率僅上調0.18個百分點。這充分説明中國面臨一個激烈的中期金融結構變動──居民的金融資産持有形式發生較大調整。

    可以説，一直到2006年第四季度之前，公眾持有儲蓄存款的意願始終強烈，因此在利率政策上甚至可以出現僅上調貸款利率而維持存款利率低位的現象，而根據中央銀行公佈的數據，到2007年5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為37.31萬億元，同比增長14.11%；當月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1581億元，同比少增2662億元。其中，居民戶儲蓄存款減少2784億元，同比多減2959億元(去年同期增加174億元)。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中期現象──如果出現居民儲蓄存款持續下降，則利率上升是一個可預期的政策趨勢，由此，利息稅取消的政策放大效應將十分明顯：在稅率固定的背景下，利率越高，稅收返還的力度越大。

    二、利息稅與基準利率調整的政策傳導機制存在差別

    儘管中國當前的金融資産結構變化很難説與利率直接相關，但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理論顯然仍然具有普遍真理性質，即資金總是具備從低利率地區向高利率地區流動以實現套利的動機。不可否認，當前的資産泡沫化、存款增幅下降乃至外匯儲備激增都與人民幣升值高度關聯，因此，利率上調並非最佳選擇──儘管從貨幣政策自主權而言，利率僅僅應該考慮國內通脹和增長因素，但作為一個大型開放經濟體，內外經濟同時均衡是必須考慮的內容。

    據此，我們的政策餘地雖然並不充裕，而利息稅的取消或暫停徵收應該是一個必要選擇。從政策傳導機制看，由於利息稅僅僅針對居民儲蓄存款，而居民儲蓄的下降構成了銀行存款下降的主體，則利息稅取消有利於改變公眾對金融資産相對風險和收益的預期，從而優化金融資産結構。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繼續採取存貸款利率同步上調的做法，則根據逆向選擇理論，個人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違約可能性將上升，銀行信用風險必然加大。如果僅僅上調存款利率，銀行利差空間會進一步收窄。雖然我們堅持利差收窄是一種有利於商業銀行改變收益結構和經營結構的正面激勵，但任何結構調整都屬於中期現象，且應該避免其短期內的負面效應。換言之，存貸款利差收窄是一個必然趨勢，但步伐不宜過快。

    從一個更為嚴峻的角度看，儘管經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但銀行存款的活期化和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伴隨著較快的信貸增長，則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風險甚至流動性不足的危機是必須得到關注的，生死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儘管中國的金融資産結構從銀行資産主導向資本市場與銀行融資並重是一個基本發展趨勢，但改革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轉型都存在一個適度速度問題。因此，在通過利率政策調節總需求的同時，利息稅政策調整是未雨綢繆地改善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強有力手段，以謀求金融轉型中的相對穩定。

    來源：財經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