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報消息:昨天最惹眼的新聞,得算清華教授周榕與“房産超男”潘石屹在某建築論壇激烈的論戰。周榕痛斥當下中國房地産商“佔用城市資源與人民為敵”、“宣揚拜金主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將社會分化對立推到極致”、“缺乏社會責任感”等四宗罪,稱房産商將“最終自絕於人民”。對這些批評,潘石屹一一回應,稱房産廣告的奢華是為迎合市場需求,開發房産都是按照政府的規劃辦事,房産商對國家GDP納稅貢獻大。
雖然周榕的批判在場面上贏得了許多網友的支持,但理性地看這場交鋒,潘石屹明顯佔上風。這位“房産超男”的回應既有數字又有理性,更有法律和“政府規劃”作擋箭牌;而周榕歸納的“四宗罪”則純粹是道德批判,是使用文革語言、上綱上線的道德大棒,甚至隱含著一種道德暴力──這種激烈的道德批判雖迎合了民意,表達了房奴的聲音,但由於缺乏有力的法律質疑和符合理性的詰問,反而在房産商“以靜治動”的市場自信和守法自信面前顯得非常跼踀,甚至像一個“小丑”。
這不是周榕一個人的跼踀,而是隱喻了一直以來公眾對房産商進行批判時的道德跼踀和非理性困境。雖然對房産商痛恨無比,但只能從道德上對他們進行批評,説他們沒有社會責任感,説他們是奸商,説他們控制著城市的房價壓得房奴喘不過氣來,這種停留于道德層面的批判被房産商一句“我們只尊守法律和尊重市場規律”就可以生生地噎回去;好,指責“房産商偷稅漏稅”是法律歸咎了,可因為缺乏材料只能在個別人身上捕風捉影,這種指責也不免流於道德指責。在一個法治社會,只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指責才有理直氣壯的批判力度,道德指責當然也有力度,但如果完全停留在道德層面或始終都在使用道德語言,久而久之伸出的拳頭就只有棉花團的力度了。
也因為如此,每當房産大鱷任志強口出狂言時,公眾雖然恨得牙癢癢,雖然場面上民意喧囂、任是千夫所指,但任志強實際始終處於優勢,道德批判蒼白無力。
公眾始終在道德上與房産商進行週旋,為什麼不使用法律語言,“以法律為準繩”指責房産商呢?是因為他們面對房産商時使不上“法律武器”。那是不是因為房産商在法律上都清白得像天使從而無隙可擊呢?
不是,人們從每年富豪榜與納稅榜上房産商的位置倒挂可以感覺到不少房産商在偷稅漏稅逃稅,從每年富豪榜上許多房産商一夜暴富的神話中感覺到不少房産商肯定有許多違法操作,從房價在迎著調控而飆升中感覺到其中必有很多法律黑洞──但由於房産商與地方政績的關連,許多調控反被房産商“俘獲”,一方面法律是“偏向”房産商的,他們能“依法違法”;一方面是房産商的行為被地方利益包裹著,許多交易不公開,許多成本不公開,公眾無從以法律對房産商進行批判──這一切使房産商有足夠的自信使用法律語言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而憤怒的公眾只能使用道德語言,憤怒到無以復加時只能以“上綱上線”強化批判力度,語言越激烈越顯得跼踀,反而被房産商指責為“觀點偏激、失去理智”。
道德上上綱上線,語言上激烈極端,這是作為弱者的公眾面對房産商時的無奈之舉。
(作者:曹林)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