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門”深深深幾許
　　回放侯耀文生前最冗長的專訪
　　
　　□本報記者　夏榆　發自北京
　　
　　蓋棺才好論定
　　侯耀文有一次訪問日本，在電梯裏跟人發生爭執。
　　“好多人在跟我説話，找我簽字，兩個日本人看著我問翻譯：‘這是什麼人？’翻譯就告訴他：‘漫才俳優，中國的相聲演員。’日本把演員分為三級，一個是漫才俳優(相聲演員)，然後是漫才家，最後是漫才師。我是學日語的，我告訴他：‘不對。我是中國第一漫才師，我是中國相聲師第一。’”
　　“那個日本人嚇一跳，他以為我不懂。”侯耀文説。
　　“中國相聲師第一”，與其説是侯耀文的自我認定，不如説是他內心的一個目標。因為出身“侯門”，他就有了“侯門”對於相聲藝術的標準和要求。
　　最近幹什麼？就是忙，全是單位的事兒。沒有我個人的事兒。
　　演出、創作、開會、總結、新的工作計劃。很多事都是我自己打理。
　　有沒有經紀人？我沒有經濟，要經紀人幹什麼？
　　我遵循的道路，不是一般相聲演員追尋的道路。我受的相聲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為我守著那麼一個爹。我爹告訴我，你要成為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外交家、雜家，我是按照這個水準來規定我的行為的。
　　我父親的位置是怎麼來的？不是紅頭文件批下來的，不是委派的，也不是選舉的。他是靠多年的藝術實踐，在觀眾心目中慢慢形成的。作藝，做人，影響力是慢慢積累的結果。
　　我跟我父親接觸的時間比較長，我曾經目睹他發展的過程。他是從舞臺表演方面成名的。舞臺實踐過去，他開始總結藝術理論，開始出書。之後又開始帶學生，最後才對相聲進行評價和指導。你明白我説的這個過程嗎？第一，他是相聲表演藝術家；第二，他是相聲作家，因為很多相聲作品要自己寫。有了表演和寫作的經驗以後，他才能成為相聲理論家；成為相聲理論家之後，有了實踐，有了作品，有了理論，他又成了相聲教育家，乃至相聲評論家……表演藝術家，作家，教育家，理論家，評論家，具備了這些才形成一個“大師”。
　　這五方面，大家是公認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時候我們愛看表面現象，比方説這個人現在很紅，很火，就認為他可能很了不起了，但那可能就是一時的，他自己説的相聲究竟為什麼火，可能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現在，五家集于一身的人還沒有。五項中佔兩項已經了不起了。特別是教育和理論，這兩項早期還不能做，早期做了以後容易失準和誤人，因為你自己還沒完備。
　　這需要一個歷史時期，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時間的檢驗，所以不要輕易去冊封什麼人一個東西。
　　相聲界大部分人是養家糊口、掙錢吃飯的。把相聲提到中國的、民族的高度，作為畢生事業追求的，我估計沒多少人，大家往往是打一槍就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遊擊戰術來做這一行的。
　　不要當匠———相聲匠，要爭取當帥。我現在認為郭德綱是一棵樹，非常好的紫檀樹。但我不希望他長十年，裏面就已經開始發空。雖然紫檀這個品種很好，但我希望他能長成大楊樹那樣，又粗又高，根深葉茂。紫檀木沒有大的料，長到十年就開始裂了，我們藝術上不能這樣。在人才方面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參天大樹。
　　誰紅火，誰權力大，誰就應該是頭把交椅？我覺得好像不是這樣的。在藝術門類上，很難説誰第一，誰第二。實際上我們對一個人的認定，是看他到底做了多大貢獻，這些貢獻本身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和承認。另外，他有沒有歷史功績，不能完全以大眾標準衡量藝術，我們的藝術是為大眾服務的，但是大眾標準與專業評價，的確不是同一個角度。
　　現在有很多人，傳媒也好，大眾也好，很容易就給某人扣上一頂桂冠。我覺得不好，第一不會有什麼效果，第二還會誤導。比方説在我們同行當中，我們都清楚誰是怎麼回事，他有多大本事，他有多少東西，他都幹過什麼……我覺得從輿論角度講，結論到最後才能談。
　　最後是什麼時候？就是在蓋棺論定的時候。
　　
　　當侯寶林兒子
　　6月25日。侯耀文去世第三天。
　　“侯耀文去世”的新聞專題在各大網站後撤。
　　對侯耀文的關注焦點由“英年早逝的惋惜”轉到“千萬遺産分配成謎”。
　　説四十年在舞臺曆練的侯耀文性格內向，很多人會詫異，但他説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只要下了舞臺，他就願意安靜著：“從小到現在為止，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們説相聲的人，湊到一塊兒，我居然間能覺得亂，我會自個兒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待著去。”
　　小學三年級，我在東單一個公園裏邊玩。趕上長春雜技團在那兒演戲，搭一個大棚演雜技，當時看完雜技，我差點跟人跑了。那時我就想練雜技去，反正不管幹什麼，總想自個兒離開家。
　　小的時候，我出去人家就都知道我是誰。這有好處，但更多的是壓力。特別是從事相聲專業之後就壞了，見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學呀，你得想法超過你爸——這就不敢點頭了。
　　相聲是我偷著學的。當年，凡是外地進京的相聲演員，沒有不到侯家去的，只要人家來，在我們家吃完飯，我就搬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口聽人家聊天，所以從小就很了解相聲。
　　我是1960年開始説相聲，1965年參加工作。當時父親很不願意我那麼早參加工作。他特別希望我們能夠認認真真讀幾年書。他對文化要求特別高，因為他帶研究生，他從他那個高度來看相聲這個專業。所以也算叛逆了一回———我就是沒聽話，很早很早就工作了。後來也一直沒上大學，所有東西都是後來自己學的。
　　我考鐵路文工團的時候，來了四十多個孩子。我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還説了段快板。人家説，你不行，你結巴，去那邊等著去吧。
　　當時學校裏一個説相聲的搭檔來考相聲演員，所以他應考時必須帶著我。表演完了，一位指導員説，就那孩子了，哪兒去了那個孩子？
　　我那會兒曬得跟黑賊似的，天天打籃球，穿著小背心小褲衩。我自個兒還找呢。
　　人家説別找了，就是你，你姓什麼？我姓侯。
　　你們家有幹這個的嗎？有。
　　姓什麼？我説這不廢話嗎，當然也姓侯啊。
　　在哪個單位？廣播説唱團。
　　你爸是誰？我爸是侯寶林。
　　哎呀，你不早説，就這樣了，就是你了。
　　我爸不同意。團裏去要人，讓我爸給蹶出來三回。但最後架不住磨，還是答應了。
　　我跟我爸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爸病的時候，得胃癌做完手術，什麼都吃不了了，我説你想吃什麼？他説我想吃冰激淩。我當時想最好的冰激淩就在友誼商店那兒。我説好吧，我從三○一醫院出來，開車到友誼商店，8塊錢還是16塊錢一個球兒，忘了，反正我買了一盒。當時是冬天最冷的時候，我還是怕冰激淩化了，就把車頂打開，把暖風關了，凍得連方向盤都快把不住了，從友誼商店一直開回醫院。我説您吃吧，他問我多少錢一個，我説了價錢。他説太貴了。我爸是掙大錢的人，但是他從來不揮霍。
　　
　　坐火車就是休息
　　6月24日，忙於侯耀文治喪事宜的中國鐵路文工團副團長孟衛東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説：“從1965年到鐵路文工團工作，四十多年來，侯耀文一直在跑。每年最多的時候，他下地方和基層演出有上百場，中國十八個鐵路局，沒有他沒去過的地方，鐵路職工看見他就跟看見親人似的。”
　　“侯耀文治喪委員會”為方便侯耀文的熱愛者表達挽悼之情，特別設立了弔唁電話。
　　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在半天的時間就接到五百多人的弔唁，很多人是哽咽著表達自己的心情的。“有一女孩兒，二十多歲，她説她是看著侯耀文的相聲長大的，她的話讓我們還真不敢相信。”
　　即使工作繁忙，59歲的侯耀文每天也會保持差不多9個小時的睡眠。
　　“坐火車就是睡覺。在車上晃哩晃蕩的習慣了。我在鐵路40年了，現在有時候在家不晃蕩還不行了。最累的時候，累到什麼程度呢？我有胃病，胃病檢查之後，居然是陽性，就是癌症，所幸的是我父親給我吃一種藥給治好了。”
　　打我到鐵路工作，我就老往下邊跑。鐵路局、分局，還有工廠、農村，去的地方數不過來了。
　　相聲藝術家也要有歷史感，在舞臺上這一會兒，由觀眾評論；人的整個一生，要由歷史評定。
　　對相聲藝術家的評定不歸媒體評論，也不歸上級領導。歸觀眾嗎？觀眾喜歡你，但是觀眾丟棄你的時候也毫不吝惜。就像法國總統戴高樂，他帶領法國戰勝了德國法西斯，但是二戰結束了，法國民眾選總統不選他了。人其實非常實際。
　　我父親是在過去的時代成就自己的，他和我們有幾個不同，一是歷史時期不同，二是個人能力不同。人都生活在歷史的大環境裏，你不可能逃脫，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你所有的行為都會受到歷史的制約。
　　所以我們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所從事的專業是一樣的，但是性質有所變化，內容有所變化，標準也有所變化。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人，趕上歷史變革時期，1949年是一條線，那會兒國家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民眾的要求，民眾對相聲的認識、欣賞的水準，都和我們今天不一樣。
　　但是一個好的相聲演員的標準基本相似，我父親講，相聲行業內的五個家是單項的———要想成為“大師”，就要具備另外五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有就是雜家。
　　一個相聲演員，你喜歡他可以，甚至再嚴重一點，推崇他也可以，但是不要冊封他。要給他時間，給他空間。我父親之所以能成為大家推崇的、公認的領軍人物，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他沒有把這個專業作為他自己名利的階梯，他把它當成自己一個事業，這是將來檢驗我們這些人成敗的一個標準。
　　
　　侯耀文的去世是中國曲藝界的重大損失，侯耀文是曲藝界的一面旗幟。
　　———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劉蘭芳
　　

　　侯耀文(左，1948—2007)説：“我受的相聲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為我守著那麼一個爹。”圖片由侯耀文生前提供

　　
　　《戲劇與方言》

　　
　　1998年4月，CCTV“心連心”節目在鞍鋼舉行，侯耀文冒雨演出。侯耀文代表作有《糖醋活魚》、《財迷丈人》、《戲曲漫談》等　本報資料圖片

責編：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