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電話門”似乎有“門”的地方總是伴隨著醜聞的出現。“戛納”權威公正的A級電影節代表，旁邊怎會站著“門”？不過話説回來，作為世界級的藝術殿堂，沒有“門”讓人怎麼進呢？

   1988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上，前蘇聯影評家、電影記者卡普拉洛夫照例前去戛納採訪。他當時的心情非常差，而且，他也感到有些“西方”記者的心情跟他一樣差，他們用一些辦法反復打探：為什麼今年的競賽片沒有一部前蘇聯電影？8月，卡普拉洛夫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安德烈魯伯廖夫悖論》，披露了1969年戛納選片過程中的“安德烈魯伯廖夫醜聞”，旗幟鮮明地對戛納電影節存在的“政治官僚主義”進行了批判。

   原來，1969年，前蘇聯流亡電影詩人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攝數年的巨著《安德烈魯伯廖夫》也報名參加戛納，這是世人皆知、翹首以盼的傑作，影片描述了俄羅斯著名畫家安德烈魯伯廖夫的一生。戛納選片的時候，卡普拉洛夫也在場，選片人在看過影片之後，拒絕了該片進入競賽單元的要求，只能“允許”進入”非競賽單元”，原因是依據“某些政治要人的觀點”，這簡直滑天下之大稽！這樣，這部塔爾科夫斯基的巨著，竟然因某些政治要人的觀點而無緣久負盛名的戛納。但此後，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這個不公正的、帶有政治痕跡的”歷史誤判“。

   1969年，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沒有來戛納，他的缺席是對戛納的一種抗議。但最終，國際影評人協會給《安德烈魯伯廖夫》這部偉大的影片頒發了“國際影評人大獎”。1983年，塔科夫斯基卻來到了戛納，他的《鄉愁》被戛納電影節授予了“電影創作特別大獎”，算是對他的一種歷史性補償。

   卡普拉洛夫之所以舊事重提，是因為1988年的戛納，選片再次上演了“安德烈魯伯廖夫醜聞”，前蘇聯有20部影片提出申請，而選片人只給一部影片發了通行證，而之後，這部影片也以“沒能在電影節之前製作完成”為藉口被無理拒絕。卡普拉洛夫問道：“到底電影節需要什麼影片？……我們要等待的是那些至少具有智慧的眼光和創造的呼吸的影片，而不是這部影片來自哪一個國家，是誰在哪一個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它！”

    今天，我們無法統計在“冷戰期間”的戛納電影節上，有多少部《安德烈魯伯廖夫》被潛在的官僚主義和政治傾向遮住了光輝，可這一切已不可塗抹、不可更改。

責編：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