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奧地利，總會使人聯想到它久盛不衰的音樂與藝術文化。事實上，音樂與藝術的高度發達只是個結果，而豐富的人文精神才是讓傳統文化在這裡發揚光大的源頭。

　　自古以來，奧地利這塊土地上容納了眾多民族的足跡。他們在這裡相互融合，互相學習，經歷了幾個世紀之後造就了共同的民族特性。在今天維也納的電話薄上，還能看到許多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等非德語的姓氏。

　　奧地利在幾百年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是付出過相當大的代價的。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是歐洲位於華沙之後猶太人的第二大聚居地，與其它移居在這裡的各民族人們一樣，他們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看成是他們生死相依的祖國。

　　然而，1938年，納粹希特勒吞併奧地利打破了這裡和平的一切。每當回顧這段歷史，我都會想起一位聞名世界的奧地利猶太作家。他在極度憂傷中，被迫離開了奧地利，流落他鄉。可以説，一夜之間他變成了一個沒有國籍、失去了尊嚴的人。多年的流浪生活促使他撰寫了回憶錄《昨日的世界》。這本書記述了他對奧地利乃至對歐洲命運的思考。在他看來，奧地利的傳統是多少年來民族文化共同繁榮發展的集合，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昔日的文化已遭破壞，這位憂國感傷的作者就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

　　茨威格在寫完這本書不久的1942年與妻子含恨在遠離祖國的巴西自殺身亡。因為他無法承受時代加在他身上的重負，無法忍受沒有國家的痛苦和沒有國籍的悲傷。《昨日的世界》成了他的絕筆之作。我曾經認真讀過他的這部充滿淚水的著作，從書中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感悟到他對奧地利文化的讚頌，體味到他內心深處的複雜情感。其實，他所離開的不僅僅是他所熟悉的街道，不僅僅是他年邁的母親和朋友舊識，不僅僅是樂琴彈奏出的動人旋律，而是在他看來他一生中賴以存在的文化沃土。對於他這個猶太人來説，他和這裡的各民族一樣共同生活在一個寬容的文化環境之中，他們共同創造歷史的文明，創造他們情感中的一切。然而，希特勒的出現，使奧地利這個人們心目中的文化聖地，從此陷入了野蠻之中。

　　我曾經在90年代採訪過奧地利鋼琴家漢斯肯恩（Hans Kann ），他説在1938年這個法西斯當道的年代裏，當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時候，奧地利的很多猶太人遭到了慘絕人寰的迫害和殺戮。肯恩説，他們並不是用特殊方式教育長大的，都是普通的歐洲人，肯恩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信奉基督教，當時，肯恩只有十一歲，他們先是被踢出了學校，後來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被送往納粹集中營。在集中營裏，他們飽嘗各種折磨，等候他們的就是死亡。肯恩和父親在一起做苦役。在肯恩十五歲的時候就在給猶太人設置的苦役場裏做工，一幹就是三年多。肯恩在這麼長的時間裏從未摸過他心愛的鋼琴。

　　每一種民族精神都是在民族災難深刻的時刻砥礫、磨練出來的。往往這時誕生出來的文化藝術作品愈能喚起人們心中強烈的民族情感，比如法國的“馬賽曲”和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難當頭之時，它們成為鼓舞人心的戰歌，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它們又成為代表一種民族精神神聖的國歌。

　　生於斯長于斯的奧地利人也用音樂抒發他們心中的愛鄉之情和對和平生活的渴望。1939年，克萊門卡洛斯在元旦這一天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新年音樂會，而且，從此象徵著奧地利民族精神的“藍色多瑙河”圓舞曲，成為以後新年音樂會的固定演奏曲目。它是奧地利人心目中的“第二國歌”，它伴隨著奧地利人度過了民族危難的艱苦年代，迎來了奧地利自由的那一天……

　　二戰末期，維也納的劇院、音樂廳和博物館遭到飛機的轟炸。著名的施蒂芬大教堂也遭到大火的嚴重毀壞。戰後，市政工程的第一個項目便是修復歌劇院、音樂廳等建築，第二個項目才是修復教堂。人們開玩笑地説，在奧地利人心目當中音樂是第一位的而上帝則是第二位的。

　　在戰火剛剛平息的1945年4月27日，維也納愛樂樂團在一幢簡陋的臨時音樂廳中演出了一台以貝多芬、舒伯特和柴柯夫斯基作品為主的音樂會，3天之後，遷移到維也納劇場的國家歌劇院的樂手們聯袂演出了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樂聲又在這個“音樂之鄉”回蕩……

　　經歷過民族憂患的奧地利人更加珍惜和平的今天。他們把象徵著自己民族文化傳統名家偉人的雕像重新修建在維也納的街頭和公園中，而那些精心保存的音樂大師的故居向世人展現出奧地利音樂傳統非凡的凝聚力。可以説，奧地利的藝術大師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他們的業績固然偉大，但發現、支持和延續這種文化精神的廣大奧地利人更令人敬佩。

　　和茨威格一樣，有許多奧地利人沒能親眼看見希特勒的覆滅，未能目睹奧地利重又恢復文化創造的今日。然而，當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通過衛星向全世界播放時，當“藍色多瑙河”在全世界迴響時，億萬觀眾沉醉在奧地利音樂文化的魅力之中，茨威格那一代人所經歷的苦難，似乎已成為遙遠的迴響……（聶小華）

責編：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