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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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主持人：張青葉】吳老師，您是如何理解電視媒體與網絡媒體結合而形成新的技術轉變——傳播形態，也就是曼紐爾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提到的“將各種溝通模式整合入一個互動式的網絡中，通過“超文本”（Hypertext）和“後置語言”(Meta-Language)的形構，首度將人類溝通的書寫、口語和視聽模態整合到一個系統裏？
【特邀嘉賓：吳靖】麥克盧漢稱媒體是人類感知系統的延伸，比如廣播是聽覺的延伸，攝影是視覺的延伸，而電視是兩者的結合。他據此提出電視使人類進入了“地球村”時代，並且不論是文盲還是秀才，都可以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事。照此類推，將語言的、視覺的、聽覺的各種符號用統一的“0”和“1”的編碼模式整合在一起並使它們在空間上的流動更為順暢的互聯網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人類大腦的延伸。但是，在這種似是而非的讖語之後，對控制傳播技術的主體的分析與批評被忽略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説，我們只是通過廣播、電視、甚而互聯網所傳播的符號系統的解碼者，而非編碼者。也就是説，技術不單為我們提供了身體功能的“延伸”，同時也為這些功能的使用加上了有“它者”操控的限制。即便是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我們描繪了降低編碼的技術壁壘，模糊解碼與編碼界線的前景，它本身並沒有向我們提供解決編碼者和解碼者在教育、資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的方法。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不同媒體資源的整合帶來的似乎是對符號進一步集中編碼、操控能力的擴大，使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進一步虛擬化的同時也進一步刻板化，模式化。傳播技術最發達的地方並不是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最開放、多元和平等的地方。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吳老師，在電視媒體作為強勢媒體的今天，網絡互動的作用和意義在哪？
【特邀嘉賓：吳靖】現代大眾傳媒由於體制和技術的原因所造成的的單向性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由於電視傳播專業性強、技術含量高，且需要調動大量的資源，不論在什麼體制下對電視的應用都有集中、壟斷和非大眾化的特點。在電視是最強勢媒體的時代，這一特點就變成了電視最大的缺點。如果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傳播渠道，信息和觀點交流的平臺天然有利於少數精英的控制和操縱，自然不利於社會的民主化和大眾參與社會文化的構建。網絡互動如果能夠達到有利於普通觀眾以某種形式參與電視製作的目的，應該是它最大的作用和意義所在。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在媒介社會的新環境下，“受眾有對信息回應和交換的渠道，使公眾不再僅僅是新聞事件和外交談判的觀眾，而且還可能是事件解決、政策形成和談判的參與者，”請問兩位老師，你們是如何認識互聯網提供的這一平臺的？
【特邀嘉賓：吳靖】這取決於媒體與新聞事件和外交談判的主體（最終決策者）之間關係的定位。有人舉出海灣戰爭中美國總統先從CNN了解戰事近況再聽取官員彙報這一例子，指出新聞報道已經開始影響政策的形成 （當然這還不是受眾參與影響重大事件的例子）。但是，這一論斷忽視了一個因素，那就是越戰後美國政府對媒體對美國參與的戰爭的報道加強了控制，為了避免再次出現越戰期間媒體的報道影響公眾輿論向不利於政府的方向發展。而美國主流媒體大都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積極配合政府這一限制舉措。因此，對海灣戰爭的報道已經不是理論意義上的獨立新聞報道，而是媒體主動與政府合作並接受政府審查與規範的宣傳性報道。這時，媒體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在工作，是在執行而不是影響政府的決策。至於受眾對信息的回應和交換在某些特定時刻繞開體制內代議民主的決策機制而形成某種直接民主的特點（成為事件解決、政策形成和談判的參與者），後果可能象文革時大字報一樣曖昧不明。
【特邀嘉賓：史安斌】吳老師談到了媒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我再補充一點，實際上在網絡時代，公眾通過網絡媒體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知情權，所以對政府的決策可以施加間接的影響。例如：揭露克林頓性醜聞的《斯達爾報告》，洋洋數萬言，沒有哪一家報紙會登出來。但在網絡時代，它在一夜之間便通過網絡傳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於是公眾便形成了這樣一種輿論的壓力，對整個事件的進程産生了間接的影響，這個影響也來自於美國以外的輿論壓力，這在網絡時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實際上全世界的網民擁有與美國國會議員一樣的知情權，他們都有機會閱讀《斯塔爾報告》的全文。因此，他們形成的公眾公共輿論就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了。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請問兩位老師，網絡互動怎樣才能取得比較好的傳播效果？
【特邀嘉賓：吳靖】應該找到網絡和電視能夠互補的地方。電視是實時媒體，除非錄下來，否則無法及時回顧和反復觀看。而網絡在這一點上既有印刷媒體可以隨時翻看的優點，又克服了報紙書籍等發行反饋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缺點。網絡可以作為稍縱即逝的電視節目的資料庫，也可以為電視節目的評論、深度報道、和無法在電視中表現出來的相關信息提供一個公共空間。對互動的理解不應該只局限在現場和及時的框架中，電視製作的計劃性和策劃性很強，不論多麼開放的節目形式，現場的意想不到的變化已經被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觀眾的反饋只能是表面化的和可控的。真正的互動應該體現在大眾對文化和社會問題的討論、關注和爭論能夠反映到電視節目的策劃和製作中去。網絡使這種討論更為便利和開放，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和培養這樣一個討論的習慣和空間，使公眾對構建公共文化的參與有一個現實的渠道。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互聯網一方面增加了新聞傳播的渠道和手段，另一方面傳播渠道的增加，使媒體越來越跨國化，請問史老師是如何看待新媒體在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的？
【特邀嘉賓：史安斌】網絡媒體的發展加速了各種媒介形態的整合和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媒體”（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集團）的出現。應該看到，網絡時代的跨文化傳播體現出了全球化的悖論。一方面，網絡媒體鞏固了“全球媒體”的文化和話語霸權；另一方面，網絡的平民性和可操作性又使邊緣和弱勢群體對這種霸權的抵抗成為可能，如西方的反全球化人士利用網絡來傳播他們的理念，並組織相關活動。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現代媒體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知識結構，改變了人類觀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而且它帶來的海量信息衝擊了人類大腦吸收信息的能力，那麼吳老師是如何看待電視和網絡等媒體給人類帶來的這種巨大的轉變？ 
【特邀嘉賓：吳靖】即使在現代電子媒體之前，由印刷品、圖書館、博物館、學校等提供的知識總量就已經大大超過了任何個人一生的吸收能力。因此，資源豐富本身並不自然的改變人類的知識結構和思考世界的方法。對此形成巨大衝擊的是新媒體技術大大降低了人們進入各種話語體系所需要克服的階級、物質、性別、種族、地域等壁壘。這些壁壘的削弱導致以往在人類主體構成初期起決定性作用的家庭、氏族、學校、宗教機構等的權威性逐漸減弱。這些體制性的話語體系必須與新媒體所帶來的跨越時空的話語體系進行競爭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並越來越在競爭中處於劣勢。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早就指出，如今的兒童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兒童在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形成上都越來越多的受到同伴而不是家庭和學校的影響。而所謂同伴的影響就是通過商業媒體刻意營造的以對符號和物質的消費來確定人的社會身份這一價值體系來實現的。以消費的方式在虛擬世界裏構造多元流動的主體，對於以出身和傳統來規定個人身份與價值的社會來説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同時，為了維持不斷消費的能力並享受它所帶來的自由和快感，人類不得不放棄對商品生産體制對人的束縛和規訓的反思和躲避。
【綠極極】我能體會你的符號哲學，能簡單説説這種放棄的過程嗎？有時我也在想，傳統的東西是不會只進入博物館的。
【特邀嘉賓：吳靖】我可能沒有你那麼樂觀，傳統的文化是建立在一種鮮活的生活方式之上的，目前中國某些傳統文化還會顯示出一定生命力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沒有完成，但就是這樣，我們已經看到傳統文化只能依靠進入博物館或作為旅遊文化被簡單的複製，推銷給希望暫時躲避刻板的工業化生活，而去消費“自然”原始生活的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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