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現代媒介文化的探索

劉冬梅

    2000年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連續一週在中央電視臺每天3小時實況直播，電視收視率居高不下，一時間成為傳媒的熱點。而這次大獎賽最引人關注的事件，就是增加了對專業歌手的文化綜合素質考試，而擔任考試評委的專家尹鴻，是來自清華大學傳播係的一位青年教授。 
　　在影視傳媒領域，尹鴻的名字許多人都已經很熟悉了，作為國內很有影響的影視傳播研究的學者、博士生導師和評論家，一些媒介甚至稱他為"媒介守望者"，影視文化研究的"拓荒人"。這次他被主辦單位邀請擔任電視直播比賽的評委，其學識、氣質得到了許多電視觀眾的好評。但是，在成為公眾人物的同時，他也面對著某些質疑："到電視上為歌手做綜合素質評判，是否違背了自己作為教授、學者的身份？"對此，尹鴻很坦然地回答："對於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來説，身份並不是最終的目的，關鍵還是看自己這樣做是否對社會有利、對他人有利、對文化發展有利。做綜合素質評委，一些人看來這不夠學術化，但從社會效果來説，卻面對全國數千萬觀眾普及了科學文化知識，對提高社會文化素質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什麼就不能做呢？搞傳媒的人，就是傳播知識、傳播文化、傳播信念、傳播價值理想、傳播進步的文化觀念，因而就要進入大眾傳媒，用各種方式消解大眾傳媒中不健康的因素。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義務。只要對社會的影響是積極的，正面的，我就不在乎所謂身份。"其實，這段話，也正是尹鴻站在一個學者的立場，介入大眾媒介，傳播新觀念、新思想、新文化的學術和批評特點。 
　　尹鴻16歲跨入大學中文系門坎，28歲獲文學博士學位，33歲破格晉陞教授。35歲做博士生導師，年近不惑的他就已經在影視傳播、影視文化、大眾傳播、比較文學研究等領域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應該説，正是學術和批評中那種使命感和責任感給了他研究、思考、寫作、教書的熱情和動力。 
　　看上去還依然有學生樣的尹鴻，在接受採訪時説自幼便喜歡文學，"小的時候我經常從垃圾堆裏、從別人的家裏找到一些無頭無尾的文學書來讀。那時讀的大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類的所謂'禁書'。為了偷嘗這類'禁果'，我時常要躲到桌子底下去欣賞和品味那些作家的心路歷程。"1977年恢復高考，當時許多老師都勸尹鴻考"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科，認為文科有險無用，但對文學情有獨鍾的他還是報考了四川大學中文系，直到碩士畢業留校任教。後來，他又心儀北京的文化氛圍，到北京讀博士，這期間，開始與一些青年人文學者一起客串影視批評和研究。沒想到，後來因為種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他竟然完全轉向了影視文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副業漸漸當成了主業。談到這種轉移，尹鴻説："影視研究本身在中國相當薄弱，有許多問題值得去研究和關注，我可以利用自己在文學、美學、比較文學等方面的知識，進入這個充滿挑戰性的研究領域中去。" 
　　尹鴻給人的印像是：為人坦誠、嚴於律己。他説自己在許多方面深受父親的影響，當年上大學時，他父親將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兩句格言送給他：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他至今還牢記在心。而且，他説自己和同一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在性格中還銘刻了許多毛澤東詩詞的浪漫情懷和魯迅雜文的冷峻精神的烙印，這一切都影響著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學術道路。 
　　正是那種社會責任感，使尹鴻的研究視角面向了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特別是當代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影視媒介文化。而他研究的重要目的，則是通過對媒介現實的關注來促進影視媒介的發展，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他説："在影視幾乎覆蓋我們每一個角落的今天，影視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過了文學，對社會有更大的切入面。如何使影視文化對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産生更積極的影響，將是傳媒研究工作者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儘管影視文化的研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和文化都處在快速發展時期的國家來説，意義重大，但令尹鴻頗多感慨的是，影視圈的各種利益誘惑比較大，所以很難形成一支固定的影視傳媒研究隊伍。80年代末期所形成過的一個不大的群體，後來有的下海，有的出國，有的進入傳媒操作，現在更是所剩不多了。尹鴻自己也曾幾度出國，國內一些影視製作單位、廣告公司也曾以高薪重任相聘，但尹鴻都婉拒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儘管這樣有失但也有得，他喜歡教書、喜歡寫作，從這裡他能夠體驗到自己生活的價值，這種價值不是物質價值所能替代的。所以，多年來，尹鴻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一方面，堅持學院式的研究，保證自己在思想和方法上的活力，並且多次去國外參加學術活動、從事學術研究，保持與國際學術發展的聯絡；另一方面，積極介入報刊、電視等大眾媒體，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觀念和價值。10年來，他在海內外刊物上發表了二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鏡像閱讀》等5部專著，參加主編了《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等10多部學術著作和教材，還發表了100多篇媒介文化和影視文化的評論，多次參與國家級的評獎活動及大量的影視社會實踐活動。通過這些不同方式的活動，他試圖成為主流意識和非主流意識、精英意識和大眾意識、前衛意識和常規意識之間的橋梁，以學者身份參與評論，同時也以評論家的敏銳豐富學術，從而成為了國內一位具有很大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的傳媒研究者和批評家。他對新時期中國影視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研究在海內外都産生了廣泛的學術反響，特別是他近年來提出媒介是一種生態環境的觀念，對於開拓我們對傳媒與人、傳媒與社會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啟示。同時，尹鴻1995年從加拿大做高級訪問學者回國以後開始培養研究生，已經招收了來自海內外的10多名碩士研究生和10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不少研究生已經在影視傳媒的批評和創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尹鴻認為，新一代媒介研究者的出現，對於中國的傳媒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儘管尹鴻被別人認為是"少年得志"，獲得過許多研究、評論、教學的獎勵，其成就也得到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全國性媒體的專題報道，但是他卻一直很平易近人，和學生之間也保持著一種平等交流的關係。不斷開拓進取，以一種開放的、健康的、寬容的心態去面對社會、面對現實、面對學術，甚至面對不同的意見，是尹鴻做人的根本。他説，只有人大氣了，學問才能大氣。一個人如果連人都做不大氣，學問是做不大氣的。"對我來説，做學問和做人是聯絡在一起的，是互動的關係，不能脫離做人去做學問，那樣的學問是死學問。做學問是做人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種快樂。我在做學問的過程中，很少有痛苦的時候，也很少有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的事情。即便有時也會迫不得已，但當我真正開始做事情的時候，我都會努力去寫自己所想寫或去做自己所願做。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我不能保證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想表達的思想都能夠被實現，但是我可以説自己已經做的事情違心的不多。這樣，我就時常能夠以一種快樂的心態做學問，學問就變成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它影響我做人，影響我的人格，也使我形成了做學問的兼收並蓄的方式，凡是對於能夠豐富、深化我對當代社會現實，當代文化現實的認識和思考的思想方法觀念，我都能夠比較開放地去吸收，甚至通過這種吸收來否定自己、發展自己。" 
　　應該説，尹鴻是幸運的。他在學術界用辛勤的勞作不斷點綴自己熱衷的那一片星空的同時，各種榮譽也相伴而至。而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學生對他的尊敬、信任，許多學生都把他看做不僅是良師也是益友，甚至學生會與他一起對酒當歌、一起指點江山。尹鴻認為："優秀教師除了應具備廣博的知識以外，還應該具有一種人格的魅力，對學生在精神、在做人上産生影響。教師自己應該對不同學術思想、學術觀唸有一種寬容和開放的胸懷，激發學生學習和創造的潛力，鼓勵學生吸收新知識、新見解和新思路。教師應該有鼓勵學生超越自己、否定自己的自信心和勇氣，教師只有能夠面對學生的挑戰，才能自我超越、自我進步，才能更上一層樓。"正是尹鴻與學生保持了這樣一種互動的關係，所以他的教學歷來深受學生稱讚，他曾經被邀請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10多所高校做講座、講演，教室裏常常座無虛席，甚至不少沒有座位的學生願意站在教室邊上興致勃勃地聽完他幾個小時的講座。當尹鴻從原來的大學調走時，不少聞訊的學生都依依惜別，甚至流下了眼淚……這一切，對於尹鴻來説，都成為了一種生活的動力，使他努力想不辜負學生們的信任，盡力做到自己的最好。 
　　尹鴻是1999年調入清華大學新建的傳播係的。他説有一天，自己帶女兒到清華大學參加中央音樂學院的鋼琴業餘考級考試，走在清華園裏，突然對這裡的寧靜、寬容、闊大産生了一種共鳴，種下了一種清華情結，沒想到幾個月以後，他就有機會應聘成為清華大學人才引進"百人計劃"中的一員，加入到了建設清華文科、建設一流大學的青年學術&&人的行列中，開啟了步入事業之巔的又一扇門戶。 
　　現在，如果您步入尹鴻的家，看到那滿屋子的錄像帶和光盤，那頗具人文情調的家居擺設，您會感受到主人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事業的追求。尹鴻自己説："精神和感情多少錢一斤？是486還是586？沒法量化。但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人快樂不快樂，幸福不幸福，有沒有創造力，有沒有想象力，這都是同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所以，人需要精神正如社會需要文化一樣，其意義是難以用一般價值來衡量的。正因為這樣，他認為清華大學提出人文重建，是建設一流大學的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例如，現在我們追求計算機的人性化，但是人性化不是使用起來更方便這樣簡單的實用考慮，而是與人的想象力、創造性相聯絡的，計算機應該向促進人身心全面發展的方向發展，使你感到計算機是可以同你交流的、可以依賴的、可以有情感溝通的東西，這才是計算機發展所應有的理念。技術創新如果離開了人文的創新性，就沒有根了，就沒有了創造的動力。現在的科學技術都在朝人性化的方向發展，使科學技術更適合人性的發展，更適合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這一切都同人文有關係。歸根結底，科技是為人服務的，沒有先進的人文意識哪談得上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許，正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前景，尹鴻對清華人文的未來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