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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研究展望：專業化 人文化 多樣化
作者：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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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傳媒在中國突然成為焦點：WTO、跨國傳媒集團、IT、新媒體、媒體産業化、傳媒重組、集團化、媒體資本運作、媒介全球化等等，引起了政治家、商人、學者、老百姓的廣泛關注。與這樣的傳媒熱相適應，傳媒研究也成為顯學，各種傳媒會議此起彼伏，無數傳媒論壇粉墨登場，國內外的傳媒論著紛紛被譯介到中國，世界各國的傳媒學者、專家、高層管理人員也陸續到中國講演指導，在各個大學先後建構新聞傳播學科的同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樣的著名院校也相繼新設新聞與傳播學院。可以肯定，如果説，在21世紀初，傳媒業將成為中國的熱點領域的話，那麼，傳媒研究就會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前沿。
當然，正如中國傳媒發展還處在一個新舊蛻變的時期一樣，中國的傳媒研究也還處在一個百廢待興的階段，甚至可以説還處在一個蹣跚起步的初級階段。審視目前中國的傳媒研究，可以説大多還缺乏對相關可靠數據的獲取、鑒別，缺乏對研究方法的選擇和驗證以及研究模型的合理性、規範性使用，傳媒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也大多既缺乏相關的社會科學專業基礎也缺乏開闊的人文綜合素質，所以，中國的不少傳媒學者一方面都是"全天候"學者，從傳播文化到傳播藝術到傳播技術，從傳播政治學到傳播經濟學、從基礎理論研究到操作實踐研究、從新聞業務到傳播理論幾乎都可以涉及，同時往往又都是印象化研究，結論和論證都既缺乏科學的方法論根據也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蘊，多數研究大多還是停留于對已有的傳媒現象的描述、歸納和總結，即便是所謂前瞻性、戰略性、對策性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對資料的整理和感性預測的階段，因而，這些傳媒研究不僅很難為傳媒發展提供前瞻性、創造性的思想、觀念、方法，而且甚至可能還無法對傳媒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困境、困惑、經驗、歷程提供分析和闡釋，遠遠不能適應媒介發展的要求，目前中國傳媒的改革思路的盲目性、傳媒理性的貧乏、傳媒文化的落後以及傳媒管理、生産、市場的無序其實也都與傳媒研究本身的混沌和模糊狀態有明顯的聯絡。研究沒有為傳媒實踐的推進和發展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持和理性選擇。 例如，在中國，談好萊塢許多年，但是至今中國的傳媒研究都沒有能夠對好萊塢的發展歷史、好萊塢的産業模式、好萊塢的管理經驗、好萊塢的國際化和全球化戰略等進行過細緻系統的分析研究，以至於當我們試圖進行媒介産業改革的時候，我們甚至都不能立即獲得好萊塢經驗的參照。早在1927年，美國政府就推出過一篇全面的中國電影和電影市場的調查報告，其內容的豐富、工作的細緻、研究的深入，中國傳媒研究直到現在都沒有達到同樣的程度。可以説，中國的傳媒研究與傳媒發展的現實以及這種現實所提出的需要相比還存在明顯的滯後性，這種滯後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中國傳媒的改革思路和發展進程。
傳媒研究的滯後性當然既來自於傳媒研究的理論資源的狹隘和單調，也來自於傳媒研究專業化程度的不夠，更來自於整個學術研究的人文氛圍的嚴重弱化。中國的傳媒研究是以傳統新聞學為基礎的，90年代以後，傳播學逐漸進入傳媒研究領域。但是，傳播學從來就不是一門孤立的或者獨立的學科，它的理論資源可以説與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都息息相關。媒介政治與政治學、媒介發展與社會學、媒介産業與經濟學、媒介影響與教育學、媒介責任與倫理學、媒介監督與法學、媒介藝術與美學、媒介接受與心理學、媒介本質與哲學、媒介技術與聲學、光學、電子學、信息學等等各種自然科學都有著密切的聯絡，或者可以説，傳媒研究幾乎與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都有著內在的學術聯絡，沒有這些相關學科的支撐和支持，傳媒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走向專業化，不可能真正對於傳媒發展有一種創新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是，應該説，由於中國傳媒研究的基礎是傳統的新聞學，新聞教育又相對封閉，無論是精神分析學説或是結構主義、符號學，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或是後現代主義文化學説，這些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已經成為常識性知識和方法的成果，在中國的傳媒教育、傳媒研究中則幾乎都很少被吸收或者關注，因而從整體上來説，中國的傳媒研究既缺少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也缺乏人文學科的價值論指導，因而一方面研究成果缺乏形而下的科學説明，另一方面也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參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傳媒界最熱門的所謂媒介的産業改革研究，這些研究從方法論上基本沒有足夠的經濟學模型的論證，在價值觀上往往又將媒介經濟學淩駕於媒介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美學之上，單純強調媒介的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種國家來説，媒介在産業化、市場化過程中，如何能夠保證社會信息資源的共享，如何創造民族的認同平臺和公共意識，如何維護或者建構主流的倫理秩序和社會規範，如何保持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如何維護社會的大眾群體和小眾群體、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中心群體與邊緣群體之間的話語平等，如何建設一種公正的輿論環境等等這樣一些與媒介的發展方向、道路、出發點相關的重大問題，我們的傳媒研究應該説都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傳媒的話題完全成為了一個經濟學話題。實際上，傳媒的經濟在本質上來説，必須與人文視野聯絡在一起，傳媒改革才能夠有一種正確的思路。
實際上，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化的社會，在"傳播就是力量"的趨勢之下，傳媒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社會前進，對於民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和進步，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穩定、繁榮和發展，都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意義。所以，傳媒研究的實踐意義，不僅僅在於對於傳媒本身的指導，更在於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因此，在傳媒研究專業化的同時，我們也要強調傳媒研究的人文尺度。傳媒不是為金錢服務的，而是為人服務的，所以我們的傳媒研究不僅要研究傳媒如何得到市場價值，更需要研究傳媒如何保持它的人文價值。市場化一方面推動著傳媒的藝術、技術、觀念的發展和進步，同時也在異化著傳媒的功能和意義。當我們某些大學教授將"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當著新聞的座右銘的時候，他們同時也將新聞的商業價值淩駕於新聞的人文價值之上了。因此，傳媒研究在實用層面的專業化同時也要在價值層面走向人文化，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實踐性與超越性的結合、功利性與責任感的結合，才能形成一種多樣化的傳媒研究格局，才能為傳媒發展不僅提供一種操作性支持，同時也提供一種理性的判斷。專業化、人文化、多樣化，作為傳媒研究的趨勢，對於未來中國傳媒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才能起到真正的指導性的作用。研究如果不能具有對實踐的超越性，那就是理論的無用和學術的墮落。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傳媒研究在21世紀將面臨真正的挑戰，當然也面臨著真正的契機。
責編：央視國際 邢立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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