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 像 尹 鴻

—— 影視傳播研究著名學者尹鴻教授訪談錄

訪談主題：  生命學術與學術生命

    尹鴻，作為近些年來活躍在學術講壇上的一位知名學者，已有太多的報道、太多的引用展示他的學術見解、學術觀點。而對於學術品格、學術立場這些對於學者來説應該最為寶貴的品質卻鮮有關注。特別是對於像尹鴻這樣一批年紀很輕就取得很高學術地位的青年學者而言，關注他們如何應對物質世界的誘惑、如何保持學術品格這一更深層面的論題可能尤為必要。在尹鴻一本著作的後記中偶然發現一句話："用生命貫穿學術、用學術充實生命"，非常意外地給我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一問題的現實文本和某些質感元素。由此，誕生了"生命學術與學術生命"的訪談主題。

學 海 無 涯

    尹鴻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名從事文化研究、美學研究、藝術研究和批評的"人文學者"，儘管這些年來他似乎也從事過一些關於影視産業、傳媒政策等方面的實證性研究，因而，似乎更多地被人們注解為"一半人文學，一半社會科學"。其實，從一開始，尹鴻就是一個人文研究者。他的學術生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起初做了10年的文學研究，研究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西比較文學、美學、悲劇；接下來進行了10年的影視傳播研究，追蹤了十多年的中國當代電影、並對當代中國的電視媒介形態展開過深入研究，同時，還試圖在媒介批評研究方面有所突破；這些共同構成了他學術生涯的另一半，而且為他注入了某些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人文視野與科學方法的某種融合，也許共同造就了現在的尹鴻。

    問： 您20多年的學術生涯，大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劃分的原因是什麼？
    尹：  第一個階段可以説是學習階段，我是文化革命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那時在大學階段，正處於新舊交替的時代，接受過很多無用的東西，同時，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觀念，新舊交替、中西差異這些對我的衝擊很多，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積累過程，給我提供一個思考的機會，很多問題都是自己想過的，而不是從書中讀來的。大學的學習使我對中國現當代歷史、西方文化傳統有了較深的認識和了解。
    後來，考上博士，來到北京，當時正值美學研究的高峰期，那時學了很多哲學，開始對悲劇産生興趣，通過對悲劇的研究又使我對中西文化有了進一步認識。博士論文是弗洛伊德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當時主要考慮到心理學對文學研究、藝術研究都有很深刻的影響，但此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多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心理學的重視程度不夠，這篇論文化就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研究我國近現代文學的。

    問： 您的研究好像總是將已有的理論和具體的文學創作、或者説具體的文學現象聯結起來，顯像出一種非常"務實"的學術特色，但您是否會擔心這樣的批評，比方説對您始終未能建構起具有容納力、概括性的理論體系的批評？
    尹： 實際上，我從來沒有進行過很空的研究，都是將理論與具體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的，也可能是我沒有那麼高的邏輯思維能力。但這種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我研究成果的鮮活性，因此使我的研究更易被接受，更易被傳播。
    有人批評我從來沒有建構過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確實是這樣的。主要是我覺得框架的東西不是我追求的東西，他容易束縛住人們的想像力。當然，也可能是我的研究還沒有達到一個很高的抽象水平，所以目前還不能建構起一個更完整的能夠包容更多內容的理論。
    對我來講，我不追求純理論的原創性，我覺得我在學術上的建樹可能更多是對歷史進程、文化現象的分析上的，我的原創風格可能體現在這方面，而不是體現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上的。將來也不大可能轉向純理論，因為我更關注研究對象的整個發生、發展過程。

    問：  如何評判您的這一學術風格？
    尹：  這樣做好處可能是，使我的研究比較兼收並蓄，不走極端，壞處是可能不夠深刻，因為我很少將一種學説、一種理論推向極端，這樣做的結果，常常難以達到一種由於片面帶來的深刻，因此，很少能夠給人震聾發饋的印象；它的好處是，比較客觀，不走極端，開放、多元，由此我的學術觀點可接受性強，一般來説引起強烈反對的比較少。

    問：  第一個階段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方面，接下來呢？
    尹：  第二個階段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的文學研究處在一種比較困惑的階段。與此同時，媒介研究開始發展起來，但是當時的人文學者還少有研究。我在北師大，離電影學院、電影資料館都很近，起初是當票友，後來發現從事媒介研究的人很少，而媒介對於社會的作用卻日益增大，特別是後來我發現媒介是西方一切最新文化理論的最先實驗場。加上，我個人對於電影這種視聽語言本身很感興趣，於是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影視文化方面。
我做電影研究也沒有走上純理論的道路，依舊是用理論來分析當代中國影視文化。除了當代中國影視文化外，也有一些延伸，比方説中國電影史、外國電影史、媒介文化研究等。
    這之後還有些轉型，轉型來自對電視的關注，在對電視的研究中我發現以前的藝術背景已不夠用了，必須要積累一些傳播學的方法、傳播學的理論，從藝術背景到傳播背景。
    來到清華後，這種變化更明顯些，雖然我關注的仍然是電影和電視，但研究過程中，更多的借助傳播學背景而不是先前的藝術背景了，比方説我以前研究電視，主要是電視劇，現在更多的集中在電視節目形態、媒介産業化等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學的背景，即便是研究電影，與以往也有所不同，更關注電影工業、電影政策等方面的內容。

    問：  回頭看這20幾年的學術生涯，作為一個學者，對您自身而言有哪些收穫？對於社會而言，或者説對於您所從事的這一領域以及相關層面上，有哪些貢獻？能否對您的學術成果進行一個自我梳理？
    尹：  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時，我們當時幾乎做過西方所有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的研究，在研究的廣度、豐富性及相互關係複雜性方面都達到了一定水準。另外，我的博士論文《弗洛伊德主義與中國20世紀文學》，就這一項目來説，我不僅僅是找到一種資料上的對應關係，主要是從觀念上挖掘了弗洛伊德主義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影響，我個人認為這一研究還是達到較高水準的。到現在為止，這本書仍是國外研究比較文學的必讀書目，我去國外，包括台灣、香港等地方，他們可能不知道我是研究電影的，但是都知道我搞比較文學研究，都知道這本書，因為這本書資料還是比較實在的。
另外，我比較完整地研究過悲劇，對於中西方悲劇藝術、悲劇意識、中西悲劇比較都做過比較系統的研究。
    後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當代中國影視文化研究"。大概分為幾個部分。一個方面是對當代中國影視文化與當代中國複雜的現實關係的研究，在這方面也提出過很多，應該説還是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比方説"主旋律與商業化"、提出了一些概念，包括"倫理化"、"家國主義"、"主旋律的各種變形"、"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提供了闡釋中國當代影視文化複雜現象的一種思維方式。我想，在中國複雜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下把握中國影視文化的規律、走向和它的特質，是我的研究對於當代中國電影最有影響的方面。
    另外，是對"中國影視劇方面的研究"，包括對影視劇形態、規律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建構了我作為一個批評者的位置。90年代幾乎重要的電影、電視文化，絕大部分我都作過研究，幾乎都作過批評，而且都産生過影響，作為當時影視文化的一種"文獻性紀錄"被保留下來。我做過最多的一項工作就是做了十幾年的"年度電影備忘"，每年對會當年度電影的趨勢、發展格局、走向作深入研究。因為一直保持著這樣一種對當代中國電影的動態研究，而且是比較完整的動態研究，這些對於人們了解、研究當代中國電影會提供比較大的幫助。
    此外，我還做過"中外影視文化比較研究"，作過"好萊塢與中國電影"，也作過其他一些中外電影比較研究，這些研究目的，都是試圖將中國媒介置於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分析西方媒介文化如何被中國吸收、使用，以及這種吸收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哪兒？也提出了一些觀點，包括市場、産業與文化關係、引入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概念，也具體分析了很多中國媒介經濟、媒介管理等方面的現實問題。
    另外，還結合中國的傳統來研究"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比方説對"謝晉"的研究，主要關注謝晉現象背後的文化支持。這些研究構成了對中國電影史的重新認識，過去的電影史割裂了電影與傳統文化的聯絡，我們則將其放在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中進行研究，這方面我作過一些工作，但還作得不夠，現在還在作。
    還有一方面，就是媒介文化理論。可能是我個人受批判學派影響比較深的緣幫，我始終想建構一種批判格局，希望保持大眾文化的開放性，保持文化研究的一個公共空間。我在1994年就提出了建設"媒介生態環境"的問題，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健康、公正的媒介文化批判體系。目前這個工作還在繼續。

學 而 有 致

    治學之道千千萬，學問人生各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將學問做得有格有致，可能是學者的一種無意識的追求。

    問： "整合"和"原創"對於一個學者而言，分別意味著什麼？您個體的經歷是？
    尹：  在我的理解，所有的原創都是在整合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整合的原創是自以為是的胡説八道。對於學術來講有這麼一個過程，經過一定階段的整合、研究是必要的。但關鍵是，可能目前我們會有些人為了整合而整合，將國外的搬過來沽名釣譽。其實，對於中國現階段的傳播學研究而言，從國外引進的過程已經達到一種較高的階段，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紮下去，將這些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而在整合的基礎上産生原創。
對於我個人而言，我的原創性體現在我闡釋方面的原創性，也就是説我能充分吸收別人的理論，但又不會被束縛，也不會將之推向極端，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文化背景的認識來考察我的對象，提供一些原創的闡釋方法、闡釋視角。

    問：  在研究過程中您是如何平衡"感性"與"理性"的？個體經驗在您治學過程中是個什麼位置？應該處於什麼位置？
    尹：  我始終懷疑"為學術而學術"。我一直強調作學術是我體驗生命的一種方式，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對象能喚起我的熱情，也就是説能喚起我的關懷。沒有熱情我是不會去做的。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力求作到客觀，從多方面來考察，因此研究的成果是客觀的，是為人們接受的。但是在對研究成果的表述上，我不能，也不願回避表達自己的主觀性，因為這是我對生活表態的一種方式，如果不能這樣，我就沒有一種表達生活的可能性了。在表述時，我會帶著自己的體驗來表述，因此，我的教風、文風可能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個性化的印象。而實際上我的研究方法、研究事實是客觀的，我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儘管我的反對者不接受我的表述態度，但接受我的研究成果，接受我的研究事實，這説明我的研究還是客觀的。

    問：  其實您非常堅持的認為自己是一個人文學者，一個人文學者進行社科研究的優勢在哪？劣勢在哪？
    尹：  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人文學者。來清華最不適應的就是，時刻有一種被迫要變成社科學者的危機或壓力。
人文學者的優勢在於背後依靠的人文傳統，人文傳統帶來的一種共同情感，這種東西更容易被人們接受。劣勢在於，可操作性不夠，比方説得出一個判斷，可是這個判斷如何變成一些可操作性的步驟或可操作的元素去實現它就很難。這與人文學者比較少或者沒有接受過社科訓練有關。

    問：  如何作出傳播學的"品味"、"品質"、"品格"來？
    尹：  先説"品味"，就是不要媚俗，不要人云亦云。"味"首先牽扯到如何做人，如何給自己定位，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關係到用什麼態度做學問，如果一個人很俗氣的話，他的學問不可能有品味。
    "品質"的要求就是要有一定的方法論基礎，做出來的東西要有一定質量，質量來自你的知識積累、你對方法論的認識。也就是説，要有一定的專業素質，做什麼都要顯示出自己的專業性來，不要什麼都説，這是保證品質的前提。
    "品格"就是要有一種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不僅要對對象有了解有研究，而且有判斷、有闡釋，有前瞻的東西去引導它。做出的判斷要有影響，能夠感染人、影響人。成為"格"的東西，一定是對自己研究的領域、對他人有影響的東西。這可能是一種比較高的境界。

學 者 無 畏

    非常流行的一句話"無知者無畏"，很想知道"有知者是否有畏"，作為當今學者，面對政治、面對市場，是否有所畏懼？是否應該畏懼？是否能夠真的做到無所畏懼？一個學者，應以怎樣的態度、怎樣的立場、怎樣的行動來確立自己的學術品格、建構自己的學術準則？
    從而做到無愧學術、無愧社會，關注學者的"畏"與"無畏"可能會找到解讀的依據。

    問：  您覺得評判一個學者學術地位的標準應該是什麼？
    尹：  標準？標準一定是一定的數量與一定的質量。質量在某種程度上源自一定的數量，因為沒有一定的數量，本身就會限制你的研究的深度、廣度，從而會影響到研究的質量。
    但現在可能由於量化指標對於學術評判要求越來越高，往往流於另一種傾向，追求數量而不追求質量，就那麼一些東西，不斷地抄來抄去，沒有創新元素。
    按我的理解，判斷一個學者的標準可能有幾個方面：一方面是他在自己的學科領域産生的影響力，具有一種公認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不在於他在學術機構有一個類似"會長""副會長"的職位，而是指他的學術理論的被引用率，被正面的引用率，以及他的學術觀點、學術方法對他人的影響力。

    問：  除了在自己學科領域的影響力，是否還包括社會影響力？
    尹：  社會影響力可供參考，但我覺得不是主要的。
除了在自己學科領域具有公認的影響力，另一個判斷學者地位的標準，我認為，還在於他在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取得的成就高低，這也應該是一個評判標準。


    問：  您對您目前獲得的這樣高的學術地位是怎樣看的？從質量、數量兩方面來反觀您的學術成果您的自我評價是？
    尹：  我目前的學術地位？----嗯-----嚴格來説，不是很高啊！（笑）
我現在能得到目前的學術地位，一方面在於我確實認真地做過一些研究，不論數量、質量方面都還不算差。特別是我對於當代中國電影的研究，我想目前研究中國電影的人都不可能回避我已有的研究；在電視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説，體系性的東西不是很多，但在我已做過的包括電視品牌研究、西方節目形態、電視劇研究等微觀方面，就項目本身而言，也還算處於前沿狀態。這些東西給我提供了（學術地位）一個基本的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之所以有這個位置，與這個學科領域整個的學術水準還不是很高有關，雖然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學者，但總體來講，整個學科的學術水準還不是很高。因此，只要認真的做過一些研究，特別是所做的工作又有些突破與創新，相對來説，獲得一定位置比較容易，因為我們這個領域的學術規範、學術傳統都還沒有完全形成，不像在傳統學科中，要想很年輕就獲得一個很高的學術地位非常不容易。可以説，我選擇了一個強手不那麼多的領域來做這件事。
    但換句話説，也説明這件事有一定難度，之所以大家不去做，是因為沒有積累、沒有傳統，這些增加了在這一領域做出成就的難度，但是一旦做出成就，就很容易獲得地位，我覺得我對自己的估價基本就是這樣。實際上做的事情還很不夠。


    問：  很想聽聽您對"學以致用"、"學術獨立"、"學術腐敗"的理解？特別是從您個人經歷、個人立場的角度。
    尹： "學以致用"，從我的立場來講，它不是唯一的學術追求，但它是一種有價值的學術追求。學，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用。實際上我們很多的"學"，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的。但是"學以致用"並不是急功近利，"學"要比"用"有前瞻性、引導性，"學"始終要讓"用"在一個更開闊的空間上發展。

    問：  自身的經歷呢？
    尹：   我一直堅持"學以致用"，一方面，因為我是老師，直接將自己的"學"用於教學生；另一方面，與媒介接觸比較多，大量的交流、評獎等活動，通過影響媒介從業人員來達到"用"的目的；還有就是通過大眾媒體來間接地影響公眾，因為我個人較多地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意見，這些東西可能會對公眾對媒介的認識産生一定影響。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也還是願意把"學"的思考放在大眾傳媒的評論上，而不是做一種商業化的評論。即便有時候被套入一種商業化的模式中，我還是努力保持一種警醒，從來不會將黑的説成白的。

    問：  學術獨立？
    尹：  學術獨立其實關鍵在於自己的品質，學術獨立的核心是説真話。現在的"學術獨立"雖然越來越困難，就像你剛才説的學術與市場、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日趨複雜，但其實這是一個尺度問題。其實任何一個人生活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會跟時代有一個妥協，但這個妥協還是有個"度"，有個底線問題，你想得到支持、得到發言空間的可能性，就像人與人交流，更何況是與一個比你有權力的人交流，你勢必會做出一些妥協。
    但是對於我個人來講，任何妥協都有底線，不是所有真話都可以説，不是所有想做的事都可以做，有可能做的事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事，説的話不是自己最想説的話。因為你受到政府、市場各種權力的影響。但有個底線是，絕不説完全違背自己願望的話、絕不做完全違背自己願望的事。而且絕不去主觀上奉承，當然這樣你可能有些話不能説，有些事不能做，但絕不可以做違背自己學術良心、道德良心的事情，這個對於我來説可能就是一個底線了。 我不能説我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是可以説絕大部分都做到了，我不是説我做過的事都有價值，其實很多事都無價值，但是我絕不做違背自己學術良心的事。上面説的是學術在一個受到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如何保持學術品格底線的問題，當然，提底線，本身就很悲壯，必須要堅守一個東西了。

    問：  學術腐敗？
    尹：  學術腐敗其實跟社會機制有關係。什麼是腐敗？腐敗的根源就是當人們發現不腐敗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機會小得到，而腐敗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機會大很多，而且幾乎沒有成本。堅持不腐敗的人不但得到的名和利機會很小，而且付出的成敗、代價常常很高很高。這種狀況下就會産生腐敗。
    對於我來講，好在我比較早就獲得了較高的位置。雖然這種機制對我有誘惑，但是有一定的抵制誘惑的基礎，因為我還是在學術比較健康的時候，比較早地獲得了我現在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地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抵抗腐敗的內在基礎比較好。如果到現在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獲得，我估計這種腐敗對自己的誘惑可能就比較大。雖然現在也會有因為各種利益放棄一點兒原則的時候，但我還是一直提醒自己，這些東西不那麼重要，作為一名學者，讓人尊重還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追求讓人尊重。這可能源於我一直在學校，一直面對學生。學生的尊重使我能夠保持自己的這種生活狀態和人格狀態。學生不是因為你有權、或者是你是老師而敬畏你，而是從骨子裏尊重你，上課從來不用點名，上課的學生永遠比選課的人數多。正是有了學生的這種尊敬，即使遇到一些特別不公正的時候或者是別人利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本應屬於自己利益的時候，也能夠使我堅持自己的這種方式。
    當目前為止，對於我來説，小腐敗可能會有，但是人為的主動的大腐敗肯定沒有。最大的腐敗可能是"一稿多用"（笑），我現在最大的憂患也在於此。雖然我明確告訴他們已經在哪發表過，但是有時候想拒絕媒體都難，媒體總會強調我們這本刊物與那本刊物的受眾群不同。一方面媒體有這種需求，一方面一個人精力有限，每年也就那麼幾個研究成果，被引用被轉述的情況多了，客觀上就造成了一種"一稿多用"的現象。我想，這之間可能還是個尺度問題，而且還有個觀念問題。

    問：  您覺得20年的研究之於您所處的這一領域、或者説您學科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尹：  我覺得可能是兩個方面。因為媒介文化自身在當代文化中扮演著一種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我的研究正好為這個相對研究起來比較薄弱的領域提供了一種比較完整的素材、相對完整的成果。有人説我的研究是個文化備忘錄，因為我常常將研究置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將影視作品還原到社會狀況下去，這樣做不僅能為人們理解影視文化，而且還能為人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一些相對完整的素材與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我在努力建構一種媒介批評態度，在媒介文化這麼大發展的情況下，一個人文學者對於媒介文化應採取何種態度和立場，這是我一直思考並親身實踐的。我以為，一方面要積極參與，一方面要清醒地保持自身的人文價值、人文立場，不要媚俗。至少對我來説，在研究中試圖始終堅持這樣一種立場。

    問：  若用一句話概括您的學術成果您會？
    尹：  一句話概括我的學術成果？沒有特別的想過。不過，我20多年所做的，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能是"智性的解讀媒介、體驗人生、觀照社會"。解讀媒介是我人生的一種體驗，是我觀照社會的一種途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