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新聞會客廳）：

　　會客廳：您好觀眾朋友，歡迎走進《新聞會客廳》。7月6號又有一位大師離開了我們，他就是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先生，黃昆是我國固體物理學、半導體物理學的奠基人，中科院院士，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得主，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擺在很多物理學家的書桌上，被譽為是物理學的聖經。今天我們的兩位客人，一位是黃昆先生曾經的學生和助手，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教授，一位是中科院半導體物理研究所原所長鄭厚植教授。二位和黃昆相處多年，他一個什麼樣的人？

　　朱邦芬：我覺得他是一個真人，非常求真務實，非常低調，追求實效的這麼一個科學家。他這一輩子工作做的，有影響得工作做的很多，但是他的論文並不多，他的論文總共也就70篇。

　　會客廳：有影響的工作做得多，論文並不多説明什麼？

　　朱邦芬：他覺得意思不大的論文他根本不發表，我想我曾經當時給他報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時候，我整理過他的一些材料，我發現他50多年以前寫的論文，50多年以前一共寫了一本書，就是晶格動力學理論，人民寫了16篇論文，這些著作現在還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影響的，他那本書現在每年都引用了200多次，而且是出版50多年以後還在印刷，還在重版。他是非常講求實效，追求質量的這麼一個人，不是喜歡很誇張，很華麗的這麼一種科學家。我是覺得正像剛才朱教授講的，我覺得他是求真務實，非常謙虛，黃昆先生從來沒有通過媒體去宣傳他所取得的這些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工作，因為他從來認為，一個科學技術的成果是應該由學術界來評論的，

　　會客廳：2002年年初他獲得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很多媒體去採訪他，他不喜歡接受採訪。

　　鄭厚植：我認為主要是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科學家，所以他不希望就是在媒體裏面，通過媒體好像來宣揚他自己的科研成果跟什麼，他即使在取得了大獎以後，在介紹他的科技成果的時候，我記得他從來沒有使用過比如説國際什麼領先，國際什麼世界第一什麼。

　　朱邦芬：他喜歡每天一來先把他昨天想到的一些問題他先表達一下，他覺得他這麼表達一番，他把他整個思路再理一遍，然後從中有時會發現講的時候會發現其中哪些地方可能會有些漏洞，我這個人比較會挑刺，所以他進的時候我經常就説你這個地方有個漏洞，他有時候接受，有時不接受，我們就辯論起來。辯論到後來，我想大部分都是他對的，但是有時候少數時候是我對的。但有時候我們可能今天把昨天否定掉了，然後到明天又把今天否定掉了，經常這樣。

　　會客廳：通常學生對老師都是以尊敬是出發點，大概不會像您説的沒大沒小地去跟他爭論。

　　朱邦芬：是，他曾經説，因為他當時在看金庸的武俠小説，他説我們兩個人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不是他們那六個人，我覺得黃先生確實是非常平等，而且是很幽默的這麼一個科學家。

　　會客廳：當你們為了一個問題爭論的最激烈到什麼程度呢？

　　朱邦芬：他覺得他有理我覺得我有理，那大家就説理。

　　會客廳：我看到有一位今天已經是院士的物理學家，他就説至今他想起黃先生心裏還會有點怕，你們有怕的感覺嗎？

　　朱邦芬：黃先生他這個人是這樣的，你跟他不是太熟的話，確實覺得他有股威嚴，是有點怕他，很多不太熟的人是比較怕他，然後真的你跟他一起做工作，一起討論問題，我覺得是一點不怕。

　　鄭厚植：比如説到黃先生家裏去作客，不光是你們媒體，我們晚輩有的時候比如説逢年過節也是希望去看望一下老先生，但是在他身體比較好的時候，確實可能你有話來就把話講完了以後他就要送客了。可能對我們兩個有的時候比較特殊一點，實際上跟黃先生接觸多了以後，他還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會客廳：通常我們講一個人獲得驕人的成績，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天分的原因、刻苦的原因、機遇的原因，就你們對黃昆先生理解，這些成分都佔到怎麼樣的比重？

　　朱邦芬：我想天分三分之一，機遇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

　　鄭厚植：他説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並不是説知識學得越多越好，學得越深越好，他説關鍵還是在於你駕馭知識的這樣一個本事，這一點我覺得表現出他還是有非常高的天資。

　　會客廳：黃先生講他不是特別喜歡去翻閱文獻，他説讓他創造一個東西比讓他接受別人的意見要容易一些，這是一種自信，還是一種切實的治學方法？

　　朱邦芬：這是他的方法。我覺得他喜歡從第一原理出發，因為他研究個新問題，往往是他自己先想，即使包括像審一篇稿件，他也是先不看稿件，他先想這個問題應該怎麼樣，他自己想清楚然後再去看文獻，再去看別人的東西，我曾經開玩笑，我説他的免疫系統特別強，外來的東西要侵入到他裏面去不容易，首先他免疫系統要識別，覺得行了，然後才放行，否則的話他就一概排斥。

　　會客廳：黃先生是一位物理學家，也是物理學教授，黃先生上課的魅力怎麼樣？

　　朱邦芬：我想他上課有幾點，第一，他非常認真，他上一節課備課備十個小時，一個小時上課備課備十個小時。

　　會客廳：始終都是這樣嗎？

　　朱邦芬：這樣，不管是第幾遍上課，他上課的時候也是第一原理，備課也是第一原理，完全是從頭自己推，把以前的推翻，他備課仔細到黑板上什麼位置要寫什麼字，哪個字要擦掉，哪個字要保留，寫字的速度要多少，他全部都演練過，所以他的講課完全是一種藝術，就像演員演戲一樣，梅蘭芳演戲一樣，演出以前要走一遍，他就細到這種程度。

　　會客廳：那他的綵排一般是在哪進行？

　　朱邦芬：家裏。他這個人做事非常認真，不管上課，包括他做報告他都要綵排，越是重要的報告他提前幾個月就綵排，而且綵排很多遍，自己錄音錄下來，再來聽，然後叫他的夫人李愛夫來聽，有時候很重要還叫我們來聽，提意見，所以他講課做報告都是非常認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覺得他掌握一個方法，假定聽的人是一無所知，而且反應很慢，這是黃昆的話，但是前面講假如聽眾一無所知，這是法拉利他演講的一個經驗，但後面而且反應很慢這是黃昆加上去的，我覺得這很有道理。他在講的時候，一般他很少問問題，但是他是喜歡一人獨白，一口氣講下來，按照他思路，講的時候他始終看著下面聽眾的眼神，看看這些人到底是感到一種困惑的眼神，還是理解的眼神，

　　鄭厚植：我親自聽了黃先生的一些講課，我是更多的佩服，他能夠把一個非常複雜的，特別是非常理論性很強的這樣一些概念，他能夠用一個大家聽眾能夠很容易接受，用我們的行話來講，他描繪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物理圖像，所以他經常是在告訴我們，就是説我們是做物理的，我們不是在做數學，所以所有聽過他的，不管是知識水平的層次是什麼樣的一個層次，大家都會感覺到就是説他的報告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魅力吸引，不管什麼樣一個知識層次的聽眾，他都能感覺到，他的報告是非常精彩，能學到很多的東西。這是很不簡單的。

　　會客廳：像平常跟黃先生不熟的人，覺得他説話很簡短，有點不太善於和別人交流，在講臺上，他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還是也很簡短，還是説會口若懸河，完全神采飛揚、判若兩人？

　　朱邦芬：我覺得他一上講臺完全進入角色，而且是沿著他的思路滔滔不絕。

　　鄭厚植：而且可以講是神采飛揚，這一點是所有聽過黃先生報告的，都不會覺得黃先生報告可能有很多的理論感到很枯燥、乏味，而相反地就是説他向聽眾們展示了物理世界的美妙跟奧妙在什麼地方。

　　朱邦芬：而且他講課有一種幽默感，非常幽默，而且有時會舉些例子，我覺得非常確切的一些例子。

　　會客廳：在講物理學的時候怎麼樣去體現幽默感？

　　朱邦芬：講臺黑板前面有個稍微高一點20厘米的木頭的那種臺子，一般大學上課都教師在這個臺子上講，他有一次講講，走到邊上一不小心掉下來了，然後他開了句玩笑，他説我不是個電子，如果我是一個電子，我就可以通過Umklapp的過程到另外一端，因為固體物理有個不離安區，一邊到另外一邊是等價的，所以他用這麼一個很幽默的例子，一下子又講了固體物理知識，又馬上把他自己這麼掉下來，大家一下子對固體物理裏面的不離安區兩邊的等價性有一個很深的影響。

　　會客廳：雖然我們不懂這些知識，但是能想得到在台下懂物理學知識的人聽到他這麼説是多麼愉快的一種感覺。

　　朱邦芬：對，而且有一次上課，1959年的時候，他的頭髮突然掉了一片，所以他那天特別戴了個帽子，他一上來他先把帽子脫下來，他説我先讓大家看一下我頭髮掉了，所以等會兒我講的時候大家不要注意我的頭髮，分散大家的注意。

　　會客廳：是很可愛的一個教授的形象。其實黃教授已經是大師級別的物理學家，但是他經常還會做一些基礎物理學的講課，據説他後來的一個想法是教育人、培養人，比自己個人做研究得成果還要重要，

　　朱邦芬：這是根據中國的現實來講的，他當時在英國跟了兩個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很多一起的同事後來好幾位都得諾貝爾獎，黃昆當時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國際上做了領先的，最好的，但後來回來了，回來以後就做了教學，後來文革以後很多人都為他惋惜，如果他不回來，那有可能他也會得諾貝爾獎。但黃昆他並不認同這一點，他覺得他回來以後，從事教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的人，培養了一支隊伍，他覺得這個貢獻比一個人得諾貝爾獎更重要，他內心確實這麼想的。我曾經看過1947年他給楊振寧一封很長的信，在很長的一封信裏，他是用莫特作為例子，莫特在英國他是很全面，他又是組織科研，又去跟工商界去募捐，自己也做研究，又帶學生，他覺得英國有十幾個這種人把整個英國科技撐起來了，所以他對楊振寧講，説楊振寧如果回來能建立這麼一個中心，那對中國的貢獻比得諾貝爾獎更重要，當時他實際上就有這個想法，如果能在中國把中國整個科學技術發展起來，比一個人得諾貝爾獎更重要，所以這確實是他內心的一種想法，1947年兩個人私下通信，完全不是想對外説什麼。

　　我覺得他很自然，他認為正像他在1947年跟楊先生的信表白，個人得到諾貝爾獎金固然是好，但是比起來對像中國這樣一個科技還相對落後的國家，能做出這些方面的貢獻，可能他始終認為這是意義更大，但也沒有什麼好像非常豪邁的語言來描述這個，他認為這就是應當的。

　　會客廳：黃先生在總結自己的經驗的時候，也經常會跟年輕人講，有三條非常重要，就是讀名校、從名師、交名友，這是為什麼，道理是什麼？

　　朱邦芬：他好像沒這麼説過，但是他的實踐是這樣，中學潞河中學，大學燕京大學，研究生、碩士的時候是跟著吳大由，念的是西南聯大，博士時候到普利斯通跟的是莫特，博士的時候在愛丁堡大學跟馬克斯玻恩，後來又跟佛羅做佛羅的博士後，始終他的一些經歷，學生經歷都是一些最好的名校。

　　會客廳：不知道黃先生是怎麼理解的，像陳省身先生就跟我説，他説你在大師身邊你就永遠不會掉隊，你就知道大師在想什麼，然後知道現在最前沿的東西是什麼？

　　朱邦芬：對，我想莫特、玻恩，包括像楊振寧、張守廉這些同學對他影響非常巨大，另外我想他一個是自學，一個是一些朋友、同學，像他跟楊振寧他們在西南聯大，他們就培養了一個對學術的一種敏感性、一種品位。

　　會客廳：這就是有名友的好處，大家互相長進。

　　會客廳：很多人對黃昆先生的印象都是一樣的，就是他戴一頂小帽子，穿一件半舊，其實就是全舊的咔嘰布的藍色的中山裝，我們採訪他的時候他也是穿的那樣一身衣服，好像樸素到已經非常簡單了，在生活當中黃先生對生活的要求是什麼？

　　朱邦芬：他對生活的要求很低，一般講，到80、90年代很多家裏都有現代化的設備了，但黃昆家裏現代化設備就是一個音響，然後一個電視機，很多東西都沒有，音響主要是他跟他夫人，他們兩個喜歡聽西洋歌劇，黃昆自己嗓子很好，也唱得很好。

　　會客廳：他可以唱歌劇，真的，看不出來。

　　朱邦芬：然後他有一點時間經常看看電視，錄像機原來還沒有，到後來楊振寧知道黃昆喜歡看老電影，特別喜歡看卓別林這種喜劇，所以楊振寧後來送他一個錄像，他可以放各種錄像帶，可以看看那個。

　　會客廳：你們都親耳聽過黃昆先生唱歌劇嗎？

　　朱邦芬：聽過。

　　會客廳：是很高亢的那種，還是很抒情的那種？

　　朱邦芬：他是男中音，非常純厚，音域很廣，他的嗓音很美。應該説是在1989年以前的時候，他一直是住在50年代北大給他的房子，我當時是半導體所的所長，在我的前任就已經有兩次希望是改善他的住房條件，給他提供住房，但是他就説了，你們要弄住房你們去住，我是不去住的，所以到最後一次，當時我是所長的時候，我後來就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説黃先生，現在這個事情，我説您年歲已經那麼高了，你將來需要有人來照顧，我説你現在的居住條件可能找一個小阿姨人家都不肯來的，所以後來我又跟他的兒子做工作，所以後來才同意要了一間大房間。

　　會客廳：要求生活有一個基本的保障也是人之常情，為什麼他當時會那麼堅決地拒絕呢？

　　鄭厚植：他認為他自己已經夠了，他認為我這一切都已經夠了，比如説那個時候我聽説在過去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本來應該是三百多塊錢的工資，後來他的學生費都是大概50多塊錢，他後來説我可能要抽煙，所以我就比你們多6塊錢，他所有的錢都上交了，我認為他這裡面沒有任何，他認為物質生活他是看得非常淡。他也沒有説好像我要通過這一些，我要去引起一些什麼社會上的關注什麼，沒有任何這樣的想法。

　　朱邦芬：好多次吃飯的時候我到他們家裏去，他們家沒餐桌，一個小茶几是他們兩口子的餐桌，他們吃的東西非常簡單，燒一盆紅燒肉要吃好幾天。李愛夫就把土豆，洋蔥攪拌，一攪，煮一鍋湯，擱點西紅柿，這是蔬菜，菜不夠，李愛夫旁邊有一個小碟子，就是醬豆腐，菜不夠她經常吃醬豆腐。

　　會客廳：一個英國人喜歡吃了中國的醬豆腐。

　　朱邦芬：是，所以他們飲食非常簡單。

　　會客廳：他們的生活都是自己照顧嗎？

　　朱邦芬：自己照顧自己。他們覺得請小保姆不自在，家裏有外人不自在。第二李愛夫先生覺得她自己能動的時候還是自己動動挺好。

　　鄭厚植：我這裡要説一句，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為難，當時我還是在所長的位置上，特別在2001年黃先生得到大獎以後，當時科學院應該説非常照顧，除了科學院拿了40萬塊錢，指名讓我們所裏給黃先生買一個車，當時所裏由大概配了我記得15萬，就買了一個奧迪2.4，但是後來我就跟黃先生説了，我説現在這是科學院特別給你的，我説你週末的時候要出去的話，我説你一定要坐這個車。但是我過了一些時候，我就問他的司機，我説黃先生用這個車嗎，他説不用，他還是坐公共汽車，我一聽我就很著急了，因為一方面從我所長這個位置上，我覺得我的責任很大，我就跟黃先生説了，我説黃先生，我説你就算是照顧我吧，你現在是一個公眾人物，你得了大獎，被媒體拍到了你仍然在擠公共汽車，我應該有責任。另外一個，我説你如果萬一齣了什麼事的話，我説我做不好這個事。所以我好説，怎麼勸，後來我就跟司機説了，我説你不管，我説你就到星期六的時候，你就把車開過去，問問黃先生，你今天要上哪兒，他對自己從來要求非常嚴。

　　會客廳：黃先生八十幾歲高齡還在實驗室進行研究，這個堅持到什麼時候？

　　朱邦芬：實際上他比較早就身體不好了，我知道他八幾年的時候經常頭暈，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而且每年春天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他這些年一直在堅持做研究.

　　會客廳：在2002年他獲得了500萬的國家最高科技獎，500萬高額獎金，老先生怎麼支配呢？

　　鄭厚植：按照當時國家的規定50萬是屬於他個人的，剩下的450萬應該是支持他的科研工作，當時我們感覺到因為黃先生的年事已高，他自己的科研工作上可能已經不太需要這筆錢，我們作為晚輩，我們覺得我們誰都不應該去使用黃先生的這一筆錢，所以當時後來我們就倡議，説要成立一個叫做黃昆基金會，把450萬作為這樣一個黃昆固體物理跟半導體物理獎的一個本金，我們想用它來，將來用這樣一個利息每兩年來獎勵，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優秀的科技工作者，我們希望以這樣一種方式使得黃先生的這樣的精神去激勵我們的後來人。所以現在我們是這樣的，而且這個已經得到科技部的正式批准。

　　會客廳：黃先生本人對黃昆基金是什麼樣的態度？

　　鄭厚植：他還是贊同的。

　　朱邦芬：黃昆他有這麼個特點，他拿著經費總覺得是個很重的負擔。最後科技部批准下來，我到他家去看，他把科技部批准的設立黃昆基金會，一個執照挂在他們家的墻上，所以他對這個事情很看重。

　　會客廳：他覺得他的壓力減輕了，包袱也沒有了。

　　朱邦芬：450萬就可以有交代了。

　　會客廳：今天您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您説黃先生是一個很真的人，最後您給我們講一下這個真我們去怎麼理解？

　　朱邦芬：真就是真實，

　　鄭厚植：作為一個大師，周邊有不少的人都對他非常敬仰，自覺不自覺地都會説一些非常敬仰的話，作為一個大師本人，你能不能保持一個非常平靜的心態，而且能夠非常客觀地來看待自己所取得的成績跟所發揮的作用，我覺得這是很不簡單的，而且我覺得至今為止應該在中國科學界大力提倡這種作風的。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