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日本霸佔台灣後，在1919年建成的“台灣總督府”，是日本侵佔台灣期間台北最宏大的建築，紅磚、碧瓦、花崗岩，正門上方原為九層樓的高塔。據稱，這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向台灣人民顯示所謂日本帝國的威嚴而建造的。
1895年6月17日，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主持了所謂的“始政儀式”，它標誌著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的正式開始。
在此後50年的殖民統治中，日本共派出19任“台灣總督”，在台灣實施殖民統治，並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和文化侵略。
為維持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秩序，“台灣總督府”于1896年發佈了《有關施行于台灣之法律文件》，此文件編號為“第63號”，它就是臭名昭著的“六三法”，它確定了日本“台灣總督”獨裁權利和專制的地位，並以此為依據陸續出臺《匪徒刑罰令》、《保甲條例》等一系列鎮壓台灣人民反抗鬥爭的法令。
所謂《匪徒刑罰令》規定，日本軍隊、軍警對反抗民眾可以隨時抓捕鎮壓，不用審判，格殺勿論。
而《保甲條例》更是採用殘酷的封建連坐法，“一人有罪株連親鄰”，讓台灣人民相互監視。
1897年，日本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在台灣實行了“三段警備制”，是由軍隊、憲兵、警察三者協力鎮壓統治台灣人民。
這遍及全島各個角落的警察，使台灣社會籠罩在高壓和血腥的恐怖氣氛之中。
而血腥的鎮壓並不能消除日本統治者的恐懼，他們又在台灣縱容鴉片毒禍的蔓延，以此來削弱台灣人民的抗日鬥志。為此，在1897年1月，日本派駐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頒布了全世界聞所未聞的《台灣鴉片令》。
【採訪】台灣社會學者 丘秀芷
他最可惡的一件事情就是《鴉片條例》，鴉片專賣，可以抽鴉片。就是説我給你鴉片鑒札，鑒札就是執照，你可以賣鴉片。你台灣人可以賣鴉片給台灣人，日本人可以賣鴉片給台灣人，台灣人賣鴉片給日本人就是死刑。
1919年，日本殖民當局以為對台灣殖民統治已經穩定，為把台灣建成“理想的殖民地”，提出“內地延長主義”政策，就是把台灣視作日本本土的延伸,日本本土法律適用於台灣，企圖將台灣變成日本的領土，使台灣人民變成日本的“順民”。
為彌補本土資源的匱乏，確保軍事侵略與擴張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對台灣豐富的資源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掠奪，其瘋狂程度舉世罕見。
日本霸佔台灣之後，最先盯上的是制糖業，先是大肆屠殺和驅逐民眾，而後又借“土地調查”、“林野調查”為名，強行奪得土地，台灣96%的山林、14%的耕地落入了日本人的手裏。憑藉這些強佔的土地，日本殖民統治者建立了大片的甘蔗種植園、興建大型制糖廠。據統計，到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控制了台灣制糖業87%的資本和84%的銷售量。而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日本殖民當局還規定，蔗農生産的甘蔗只能賣給日本控制的制糖會社。
【採訪】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陳孔立
所有的定價全部公司定，要多少錢就隨他了。有一個記載，100斤的甘蔗賣多少錢，才6毛錢，種一萬斤的甘蔗拿去才60塊錢，而成本多少，成本要500塊啊，所以你看看這個是糖業王國是日本的糖業王國，對台灣人民來講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很殘酷的剝削。
台灣人民的土地與血汗就這樣化為一船船蔗糖，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使日本制糖業獲得了鉅額利潤。在台灣，至今還能看到這些仍然散落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制糖廠遺址，運送甘蔗的輕便鐵道，它們都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瘋狂掠奪台灣的見證。
為了滿足日本國內人口增長和侵略擴張的需要，日本統治者還在台灣大力開展稻米生産，修建了多處農田水利設施，對水稻的品種進行改良。在台灣同胞的辛勤耕作下，台灣的稻米産量迅速增長。
台灣的稻米産量年年提高，而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卻逐年下降。在戰爭年代，台灣人被迫勒緊褲帶，大部分人只能以劣等米和地瓜為主食，掙扎度日。
【採訪】台南關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毛春壽
那個時候我們非常困難，東西沒有，也沒有米吃，都是吃那個地瓜。
然而，日本殖民統治者卻將稻米源源不斷地運回日本。 1935年，台灣有99%的大米、96%的砂糖和92%的香蕉被強行輸往日本。台灣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重要原料基地。
日本殖民統治者為彌補本土資源匱乏，還在台灣進行毀壞性開發，大片的森林被砍伐，造成了台灣資源的巨大損失。為了更方便地攫取資源，從20世紀初起，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打著“建設台灣、造福台灣”的幌子，在台灣修建鐵路、公路和港口。
這些所謂的各種建設不過是為了加強掠奪和控制：修鐵路、建港口，是為了方便向日本運送木材和各種資源，更便於調動軍隊；推廣電報、發展通訊，為的是加強對台灣的控制；興建水利，是為了增産甘蔗和水稻，向日本提供更多的大米和蔗糖。
【採訪】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陳小衝
他所謂的建設並不是為台灣人謀福利，而是為了更有效地來掠奪台灣。比如説，他想從阿里山上掠奪走木材，他就必須修一條路。那麼日本人走了之後，這條路就留下來了。這就是所謂的日本人在台灣所留下來的遺産。
當這些鐵路、公路與橋梁血管般地鋪滿了台灣，島上的資源就如同抽血似地流出體外，流往日本，這就是日本在台灣建設的真正目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為加緊對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侵略擴張，對台灣的掠奪更為瘋狂。除了經濟掠奪外，還開始掠奪台灣的人力資源。大批台灣青年被徵集到日本，充當飛機廠、造船廠的勞工。由於兵員枯竭，日本殖民者設立了各種 “戰士訓練所”， 建立形形色色的“挺身隊”、“義勇隊”、“奉公團”，對台灣青少年進行軍國主義訓練，驅趕台灣民眾去為所謂“大東亞聖戰”賣命。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從台灣強徵了20多萬人充當軍夫或者軍人，到戰場上充當炮灰。
【採訪】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 胡佛
日本人要求台灣人參加這個戰爭。拉你去做叫軍夫，就幫他做雜事情，就是燒飯、運糧食，扛軍火，是二等公民，或者一些底層的志願兵，或者做一些工人，把他們徵到日本去呀，到飛機工廠去做工人。
被日本強徵的台灣兵，不僅被送上南洋的侵略戰場，有些還被惡毒地驅趕到大陸戰場，充當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灰。
被日本侵略者誘騙或驅趕到戰場上的，還有很多台灣原住民青年，他們被日本軍國主義叫做所謂“高砂義勇隊”。他們當中的3萬多人戰死在南洋的戰場。而這些冤死的台灣原住民士兵的靈位，居然被日本軍國主義放在“靖國神社”。
2005年6月14日，高金素梅率高砂義勇隊遺族代表60多人，到東京靖國神社、大阪高等法院討公道，要求撤下台灣原住民族高砂義勇隊死者的亡靈，並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並公開道歉。這是她3年間第7次來到這裡。
【採訪】台灣原住民民意代表 高金素梅
為什麼我們要去，因為被害人跟加害人絕對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我們是被害者，是因為你們來殖民統治我們，因為東條英機發動二次大戰，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高砂義勇隊一撥一撥地被送到南洋去犧牲了生命。靖國神社並沒有取得家屬的同意，就把我們的祖靈放在裏頭。這是不尊重我們的文化權，那更何況從1895年開始，對於原住民的這種傷害，到現在還是沒有被遺忘的。
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侵佔台灣五十年共掠奪了：
總産量55%以上的稻米
總産量90%以上的蔗糖
超過千萬立方米的珍貴木材
價值超過億元的黃金
台灣淪為殖民地後，日本統治者不僅在政治上殘酷統治，在經濟上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更在文化上不斷滲透，企圖讓中華文化在台灣消亡，以日本文化取而代之。日本殖民統治者先是推行“同化運動”，在中國全國抗戰爆發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摧殘台灣民眾心靈的 “皇民化運動”。
【採訪】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 胡佛：
我們了解我們中國文化，非常崇拜我們祖先的，你要把這個東西通通切割得很乾淨，把你最後一點點臍帶的聯絡也要給你割斷。要你把你祖宗牌位拿出來，家家拿出來擺在一起，舉行日本人的神道儀式，神道儀式就是用火去燒，燒掉以後你就拿一個叫神宮大麻，拿回去以後就擺在你原來祖宗龕子的地位。
1937年8月，日本殖民當局發表“皇民化”聲明，聲稱要從外表到內心兩個方面，徹底除去台灣的中華傳統文化、改變台灣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民風民俗，要消除台灣人民的祖國觀念，將台灣人改造成所謂“日本順民”。
【採訪】台灣作家 陳映真
皇民化有幾條，第一個，在宗教上廢除從中國來的民間信仰，媽祖這些都不準拜，拜日本的國教天照大神，宗教上面有神社崇拜，所有的廟宇都沒有了，這當然是根除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傳統信仰的做法。第二就是語言；他鼓勵你講日本話，你講日本話門口就可以挂一個牌子，那麼你可以得到一點好處，戰時配給的時候，可以多配一點東西。這是語言的同化，第三個就是創氏改名；氏就是伏羲氏、神農氏的氏，重新創造一個姓跟名，就是把中國名字改成日本名，可是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很多人創氏改名還儘量想保持中國的痕跡。比如姓陳的，沒辦法，叫安東，因為陳有個“東”字嘛。
日本殖民當局還下達了撤銷台灣所有學校漢文科、廢止各種報刊中文版，禁止使用漢語，同時還規定了不學日語徵收罰金的懲罰措施，還規定公務場合如果不用日語者立即解職。
【採訪】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周青
日本人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不叫我們中國人，不叫我們中華民族，支那人！是這樣的，支那人是怎麼樣偷懶、怎麼樣愚蠢。主要是給我們灌輸這樣的東西，不讓我們去想祖國，老師走過來我們講日語，老師走過去之後，台灣孩子之間就講台灣話（閩南話）。
那時的台灣，人們被強迫穿著日式服裝，參拜日本神社，學習日本的禮節和生活方式。日本殖民當局還下令：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的風呂（澡盆）、便所、塌塌米，婦女必須穿和服；行禮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埋葬要以皇風化安葬式。日本殖民者還把手伸進原住民的聚集地，改變他們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強行推廣“皇民化”。
日本人推行“差別”教育，台灣同胞進入水平較低的公學校，日本人進入師資、經費充足的小學校，原住民兒童只能進“蕃童教育所”，學校教的是日語，課堂上講的是日本的歷史和天皇的神聖，要求台灣學生面朝天皇的像片致敬。
【採訪】林雲（臺胞）
在公學裏面，日本鬼子強迫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朝拜什麼天皇，但是回到家裏，父母親、我們的老祖母就教我，我們的老家是在唐山。
【採訪】原台中市彰化縣鹿港鎮小學校長 丁楨祥
因為他們日本人是限制我們台灣人教漢書的，有很多鹿港人還是在家裏開私塾，教五、六個、十幾個小朋友，大人也有的學那個漢文，但是被知道了都會被禁止的，有時還會被抓去關起來。
和服裹上了台灣同胞的身體，屈辱的陰影罩上了台灣同胞的心靈，但是骨髓裏積澱的畢竟還是祖宗留下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保存、復興漢語的運動一直在進行。在沒有日本人的場合，依舊是中華文化的天下。
時至今日，“皇民化”的陰魂仍然不散，島內“台獨”勢力竟然要大幅削減中文課程，把中國文學列為外國文學，甚至把孫中山説成是外國人，在台灣社會大肆推行去“中國化”。
【採訪】中國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主任 張海鵬
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期間到後期推行“皇民化運動”，實際上是要改造台灣的中國人的人性，是要改造台灣的中國人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認同感。那麼，如果我們再回顧到今天，像李登輝，像一些台獨勢力，他們鼓吹所謂去“中國化”，那這個目的，也是要把台灣的中國人，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去掉，那從這個角度説，李登輝也好，“台獨”勢力也好，他們的去“中國化”和當年“皇民化運動”當中的“去中國化”不是異曲同工嗎？
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強行推廣“皇民化”的歲月中，台灣同胞為了保存祖國文化，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文化侵略，許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顧禁令、不惜以畢生精力，致力於中華文化的研究與傳播。
史學家連橫，就是其中的一個典範。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年代裏，他潛心編纂《台灣通史》；蒐集整理台灣方言；他用文化，同樣進行著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
他説：“我輩台灣人，凡台灣之歷史、語言、文學，皆當保存之，宣傳之，發揚而廣大之，而後足以對我先民。”“文化在，則民族精神不泯”。
【採訪】連蕙心（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副教授、連橫曾孫女）
讓台灣的人慢慢培養出他們的想法，説他們是日本人，就是像我曾祖父他那一代的人，那是一個他很不能夠接受的一個事實。當然就是説，對他們那種文人是很痛苦的一個事情，他們覺得説，這等於是一個文化不是指人、種族的一種抹殺，是你整個文化的消滅。他那個時候就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福建省去辦報。主要是希望就説喚起一些同胞的抗日的一些理念。他也在台灣也開過一個書店，那個書店叫“雅堂書局”，賣的都是漢文的書。
1919年，祖國大陸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在這場運動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台灣的新文化運動也蓬勃興起，一批又一批的台灣知識分子，紛紛拿起筆來，為喚起台灣大眾的民族意識，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的殘暴，為家鄉被強佔、同胞被欺侮憤而吶喊。林獻堂、蔣渭水、賴和、楊逵等人就是台灣知識分子反抗日本殖民文化的代表。
林獻堂（1881-1956），字灌園，台灣省台中縣人，出身名門望族。林獻堂積極從事民族自治自救運動，將廢除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的獨裁專制法律確定為首要運動目標，以此除去台灣百姓的桎梏，削弱日本殖民當局獨裁專制的權力。
1920年近百名台灣籍日本留學生在東京成立新民會，在會長林獻堂的率領下，開始了長達13年之久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 1921年10月，擁有1000多名會員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林獻堂和蔣渭水成為協會領導人，林獻堂以呼籲台灣民主權利為主題的演説轟動一時。
【採訪】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曉波
到了20世紀20年代，台灣也經過日本將近25年的統治，這些台灣知識分子在考慮如何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地位。我們中華民族，需要文化，需要知識，需要啟蒙.
蔣渭水是台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政治運動的先驅者，台灣文化運動領袖，台灣民眾黨領導人。他18歲考入台灣醫科學校，秘密加入中華革命黨。蔣渭水希望用文化啟蒙的方式，讓台灣的鄉親覺醒，能夠以民主的思想、強健的體魄去爭得自由。
目睹滿目創痍的台灣，身為醫生的蔣渭水滿懷悲憤寫出這份患者為“台灣”的病歷，然而他又充滿信心地為寶島寫出了一劑藥方。
蔣渭水這樣寫到；患者為“台灣”，遺傳來自黃帝、周公、孔子和孟子等人。“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愈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惟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實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蔣渭水深刻體會到，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台灣同胞更加需要團結。 1927年，他向台灣民眾喊出了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口號。
蔣渭水致力於台灣文化啟蒙和政治鬥爭運動，積極支持台灣工人運動，推動成立全島性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組織反抗日本資本剝削和殖民當局的專制統治。他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者和領導者。因積勞成疾，蔣渭水39歲就英年早逝。
在祖國大陸抗日鬥爭形勢的影響下，台灣人民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運動，在淪為殖民地的台灣，同樣建立起了一條以文化啟蒙為起點、以知識分子為主導、以全島組織化活動為形式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雖然日本殖民統治者為同化台灣想盡了辦法，但永遠拔不掉台灣民眾心中那中華文化的根！許多日本殖民統治者也只能哀嘆：日本能夠佔領台灣的土地，但永遠不可能征服台灣民眾的心。
【採訪】台灣史研究會會長 尹章義
日本人有一本書叫台灣《警察沿革制》，這本書的序言裏面講，他説：“我們日本人統治台灣40多年了，台灣人一心想的還是她的祖國，他們把日本話當作外國語言。台灣人還是一心一意地想做中國人，不願意做日本人……”
台灣中部的埔裏，峰巒起伏，丘陵綿延，盆地平坦，河川蜿蜒。先人有感於這秀美的景色，為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水沙連”。
霧社位於埔裏以東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地帶，因時常有山嵐霧氣而得名。這裡是勤勞勇敢的台灣原住民同胞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日本殖民者對此早已垂涎。從1898年就開始制定對這些少數民族的征服計劃，武力討伐達120多次，遭日寇殺害的原住民同胞就有一萬一千人。與此同時，日本殖民者還採取離間手段，挑動原住民各部落進行仇殺。
【採訪】台灣原住民民意代表 高金素梅
不準我們講原住民的話，不準我們穿原住民的衣服，那你必須穿日本人的衣服，你必須講日本人的話，
日本殖民者將原住民居住的地區稱為“蕃地”，稱原住民為“蕃人”。禁止原住民與外界聯絡，設立的封鎖網長達400多公里，並通上高壓電。日本警察隨意收繳原住民的獵槍，毒死獵狗，奪取土地；強迫原住民從事修路、運輸等繁重的勞動，甚至逼著原住民上山砍伐他們視為守護神的聖樹。
日本殖民者還強迫原住民接受奴化教育，學日本歌，跳日本舞。他們打著“和蕃婚姻” 的旗號，強娶原住民女子做妻妾。蘊藏在原住民內心的仇恨日益激漲，終於在1930年爆發了“霧社起義”。
馬赫坡社是霧社十一個泰雅族群中的一個大社，他們的首領莫那魯道身材高大魁梧，性情秉直剛烈，在霧社的族群中有著很高的威望。
十月的一天，馬赫坡社的魯比.巴萬姑娘出嫁，莫那魯道和兩個兒子都來參加婚宴。這時，日本警察吉村路過這裡。莫那魯道的長子塔達歐莫那按本民族習俗給吉村端上一碗酒，沒想到驕橫的吉村卻用手杖打翻酒碗，還揮舞手杖毆打塔達歐莫那。塔達歐受到了侮辱，和弟弟巴沙奧一起衝上去，把吉村推倒在地，並狠狠地揍了他一頓。
一貫欺壓泰雅人的吉村惱羞成怒，藉口莫那魯道等人要聚眾造反，揚言要處死塔達歐•莫那及弟弟巴沙奧•莫那。消息傳出，群情激憤，飽受日本人奴役的霧社族群，決心在莫那魯道的率領下揭竿而起，不惜以死抗爭。
1930年的10月27日，日本殖民統治者為紀念死在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要在霧社的公學校舉行運動會，在這裡的日本殖民者都將參加。莫那魯道決定把起義時間定在這一天。
10月27日淩晨，以莫那魯道為首領，馬赫坡社為首的霧社地區六個泰雅部落1200余人的武裝起義開始了。他們先切斷了電話線，破壞了進山的交通要道，剷除了十余個警察所，奪取了大批槍械彈藥。
上午8時，運動會開幕，當日本殖民者奏樂升旗，唱起日本國歌時， 一個泰雅青年突然衝入會場，舉刀砍下了台中州“理蕃”課顧問管里正衛的頭。會場立刻大亂，日本人殖民者驚慌失措，埋伏在學校四週的泰雅勇士怒吼著殺入會場，刀槍劍戟直指在場的日本殖民者，剎那間這些不可一世的“統治者”血肉飛濺，這場震驚世界的霧社反日武裝起義開始了！
日本殖民者在遭到這一沉重的打擊之後，立刻開始了瘋狂的反撲，調動駐紮在台灣各地的軍警部隊5000多人，對人口僅2000多人的霧社進行掃蕩。他們還調來火炮和各種新式武器，集中向抗日泰雅人的陣地猛轟；同時還不惜動用飛機，對霧社狂轟濫炸。
莫那魯道決定將族人撤進大山，準備與日寇做長期的週旋。日本殖民者慘無人道地對霧社山區施放毒氣彈，許多泰雅勇士和婦女、兒童中毒而死。山林谷地毒氣熏天，到處屍首纍纍。事隔半年之久，人們仍不能進山。
【採訪】台灣原住民民意代表 高金素梅
霧社事件除了用槍炮之外，還用最可怕的毒氣，就是飛機飛上上空把這些毒氣放下去，我們勇敢的戰士們就死在毒氣下。
許多泰雅婦女為了讓丈夫和兒子心無牽掛，勇往直前，她們毅然自盡。
就在1930年12月8日這一天，彈盡糧絕的泰雅勇士與自己的親人們就在馬赫坡的這個岩窟裏，唱著古老的靈歌飲酒訣別，所有的人都從容地洗凈面龐，整好衣衫，走進養育自己的叢林，在被祖先奉為神靈的大樹上引頸自縊。他們死時都用布矇住自己的臉。祖訓説，這樣就能轉世重生，還做山林的後代，還是泰雅人的子孫。
當日軍終於邁進叢林，站在這一具具生命早已遠離的軀體前，卻依舊讓他們驚恐戰栗。
霧社起義四年之後，一位獵人在密林深處的岩石縫中，發現了莫那魯道。這位抗日英雄高大的身軀雖已化做了白骨，但懷中卻還緊緊摟著一支斑駁銹蝕的步槍。
對莫那魯道恨之入骨的日本殖民者聞訊後，隨即將其遺骸在公眾場合暴屍展示，以泄憤怒；後又將莫那魯道遺骸送到台北帝國大學當作研究標本。一直到台灣光復後許多年，人們才打聽到莫那魯道遺骸的確切下落，這位泰雅抗日首領殉難四十四年之後才得以魂歸故里。
霧社起義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和壓榨政策的一次大爆發。霧社起義的槍聲震驚了台灣，也震驚了日本，它宣告了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原住民“理蕃”、“日化”政策的破産。霧社起義也向世人宣告；即使當時台灣已淪陷了35年，但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鬥爭依舊沒有停止。
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從長城內外到大江南北，從國內到海外，千千萬萬中華兒女一起投入到了這場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之中。
在海峽的那一邊，生活在日寇鐵蹄下的台灣同胞，把寶島的光復寄希望於祖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冒著生命危險，闖關回到大陸，從事各種抗日活動。全台灣先後有5萬多人，包括台灣青年乃至少年，直接參與了抗戰。
李友邦，著名台灣政治活動家，十八歲就參加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運動，為躲避日本軍警抓捕，被迫逃離台灣潛回大陸。在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在大陸的台灣同胞，成立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與大陸軍民一起從事抗日工作。
畢業于黃埔軍校、參加過大革命的李友邦，對台灣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台灣抗日鬥爭與祖國抗日鬥爭的關係有著明確的認識。他説：“只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人民才能得到解放”。他經常告誡台灣青年團結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讓台灣重歸祖國。
浙江省金華市，是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成立的地方，酒坊巷裏的這所小院子，就是義勇隊的總部。義勇隊員們各盡所能，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和醫療救護等工作。
【採訪】邵梓 （原浙江民革金華市委副主委）
台灣義勇隊的醫院設在這個地方，那個時候它的宗旨是為病人服務的，所以它那個時候在金華名氣很大，在這個地方信譽也很好，醫術也很高明。所以來看毛病的人很多，晚上都看毛病，因為白天都躲警報，大家都晚上都來看，他也不辭辛苦，晚上都給看的。
台灣義勇隊迅速擴大，在金華等地留下了四個支隊和少年團的足跡。
這是金華市郊尖頭塘一間老舊祠堂，當年從這裡飛出的抗日歌聲，引來了街坊四鄰的孩子久久不散。因為唱歌的是一群身著軍裝的少年兒童。少年團的團員大都是9歲到13歲的娃娃兵，以稚嫩的肩膀承擔起了抗日救國的責任。
【採訪】郭輔義 （原台灣少年團團員）
我們年紀小，像我當時只有10歲，最大的也不過十幾歲，大家對我們非常愛護，我們能夠唱歌，又能夠表演，在漳州，福建的漳州，我們跟當地的學校合演兒童劇。
義勇總隊一面墾荒種植，自力更生，建設大後方，一面主動出擊，派出隊員到各抗日部隊翻譯敵軍文件，審訊戰俘，連少年團的娃娃兵們都在瓦解日軍的工作中表現出非凡的力量。
【採訪】林雲 （原台灣少年團團員）
到了那裏去工作的時候，正好抓到一個日本俘虜。軍部就佈置，讓我做做日本俘虜的工作，因為當時我在小學，在公學裏面也學了點日語，那個俘虜叫梅本原一，就跟他説了，他説他出來打仗不是他自願的，是上面強迫他來打仗的，所以他也不願意。他説，將來的時候，我回去，我要宣傳這個侵略戰爭是錯誤的。
1942年，台灣義勇隊奉命轉戰到福建西部的龍岩地區，日益壯大的台灣抗日義勇隊直逼與台灣隔海相望的廈門。當時的廈門是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基地，戒備森嚴。但義勇隊員們連續幾次配合部隊，神出鬼沒地潛入駐廈門日本海軍司令部，又在關押抗日誌士的監獄等處襲擾，鬧得日軍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
【採訪】嚴秀峰 （李友邦夫人、原義勇隊隊員）
在1941年、42年43年的時候，我們台灣義勇隊配合一個隊伍，共同突擊襲擊鼓浪嶼，（我們）拿手榴彈突擊，還有一些機關槍，結果我們成功了，他（日軍）的油庫都爆炸了，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廈門，晚上我們進入進去，去貼標語，第二天日本人一看，他心裏很恐慌，這個標語從哪來的。
到1945年離開龍岩時，台灣義勇隊人員已擴大到381人。義勇總隊為收復台灣培養了一大批骨幹人才，隨時準備越過海峽，收復台灣故里。至今，在武夷山風景區的蒼屏峰下，還留下當年台灣少年團用硃砂書寫的抗日標語：“打倒日寇、保我中華”！
【採訪】張海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 主任）
抗日戰爭是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神聖的戰爭，台灣人民在這個當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也包括其他許多台灣人。所以，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包括了台灣人民的努力和奮鬥的。台灣的回歸，台灣的光復，是兩岸人民共同奮鬥得來的結果，是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民匯入到大陸人民抗日鬥爭的一個結果。
在這漫長的半個世紀裏，兩岸同胞遭受了共同的苦難與屈辱，台灣同胞為祖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從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裏，台灣人民面對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統治，進行了百折不撓的鬥爭，為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只有350萬人口的台灣，竟有65萬人在抗日鬥爭中英勇犧牲。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整個中華民族抗日鬥爭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兒女在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歷史畫卷中光輝的篇章。
責編：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