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四：未來之“狼”可能會在哪出沒？

　　儘管中國經濟中短期無憂，但從長期看，危機還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有些結構性問題的出現過早，與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例如，大家通常説的未富先老現象，就是説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已經顯現，但養老金制度還不完善，規模太小，國家和企業在養老支出方面欠債太多。而更嚴峻的現象，則是居民收入和財富的貧富懸殊問題。國家統計局自2005年起就沒有再公佈基尼系數，而最後一次公佈是0.465，那麼，當基尼系數超過0.5或0.6的時候，貧富懸殊問題就可能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

　　儘管2009年以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快於中高收入群體，這主要與低端勞動力的短缺有關，但僅僅靠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來縮小貧富差距是有限的。要根本縮小收入差距，還要靠對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製度進行徹底改革。如最低薪酬標準的提高、失業救濟和福利保障、稅收制度改革（如個稅從代徵代繳到以家庭為徵收對象、徵收暴利稅、房産稅、遺産稅等），以及加強對不合法收入的懲處，等等。

　　儘管有關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和推進已經呼籲很久了，但推進一直很緩慢，，主要問題或有兩個：一是改革方案的設計不夠系統而全面；二是改革推進的步伐非常遲緩。原因也不外乎有兩方面：一是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涉及不同利益群體；二是改革會涉及管理架構的變化，會付出一定的成本。收入差距的懸殊如果遲遲不能緩解，那麼最終影響的就是社會秩序的穩定，從而有誘發經濟危機的可能。

　　如果説未來危及經濟的“第一隻狼”是貧富懸殊問題，那麼“第二隻狼”或許就是未來的政府債務。雖然如前所説，目前及今後相當一段時期政府的債務負擔率還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職能長期得不到轉換，將來債務水平的提升速度將非常驚人。

　　為何未來中國政府層面的債務水平會提升很快呢？因為就目前中國城市化率與政府債務率相關性的國際比較而言，中國政府的債務率水平顯然是過高了。例如，當日本1970年城市化率超過70%的時候，對應的政府債務率只有15%左右，到1980年，債務率也比目前中國要低，在38%左右；而在1990年，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政府負債率也不過是40%左右，而對應的城市化率水平都在7080%之間了。再看一下中國，1980年的時候，政府的債務率幾乎為零，目前卻已經到40%以上，對應的城市化率才不過50%左右。因此，未來隨著城市化率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中國債務率水平的快速提升並遠超當年發達經濟體相應發展階段時的負債率或許難以避免。

　　中國之所以將會在不遠的將來面臨債務壓力，一方面是因為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率快速上升過程中，對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欠賬太多，隨著人口老齡化壓力的增大，補欠賬的時間也日益臨近，未來幾年政府面臨這類開支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由於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仍然在延續，而且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尤其是在現行的行政體制難以撼動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爭搶投資項目的衝動必然很大，而對於投資的合理性和回報率考慮較少。這從過去10多年來固定資産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回報率遠遠低於東部地區方面可以得到印證。

　　如今，由投資主導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進展不明顯，法制環境、市場化程度和社會監督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而從目前看，要解決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找到有效辦法。這就給未來中國政府債務率水平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留下了懸念。或許，船到橋頭自然直，但願威脅中國經濟之“狼”會隨著未來改革的不斷進展而逐一驅散。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他同時還擔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員、財經委委員，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