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我們離諾貝爾獎是近還是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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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2009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英國華裔科學家高錕獲獎。此前，已有7位美籍華裔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當人們為華裔科學家獲獎而高興時，中國籍科學家至今仍無緣諾貝爾獎，不免讓人感嘆。

　　如果不考慮爭議較多的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也暫不考慮1968年才增設的經濟學獎，僅以無可爭

　　議的三大科學獎項———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物學或醫學獎來看，從1901年到2009年，獲得這三個獎項的科學家共有539名，其中包括李政道等8人。華裔科學家取得的成就，證明中華民族不比其他民族遜色。

　　中國的近鄰日本，至2008年已有11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三大科學獎，在諾獎獲得者國籍排行榜上，與奧地利同列第9位，另有不少美國籍日裔科學家獲獎。這個事實加上前述華裔科學家的獲獎情況，應該能説明黃色人種的亞洲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創新能力，不比白色人種的歐美人遜色。

　　既然民族和人種方面沒問題，以中國人的勤奮好學，人口又佔到世界的五分之一，為什麼就不能取得被諾貝爾獎的評委承認的科學成就？把各種可能的原因一一列出來，列在第一位的，恐怕要算是科技創新體制存在的問題了。

　　科技創新體制存在的首要問題是激勵機制。激勵機制是科學家創新的動力機制。由於使科學家個人價值得以實現的各種資源，包括物質性的利益和精神性的榮譽等，都掌握在行政權力擁有者手上，使得許多科技工作者一旦取得一點成績，就把心思放到追逐權力上。在求權的過程中花費大量心力，一旦大權在握就控制了資源，同時也失去了研究的動力，再加上被行政事務耗去了大量心力，因此就沒有多少精神花在專業研究上。這樣，專業探索的深度自然不夠，最終表現出來，就是缺乏創造力。

　　科研機構管理的行政化，也是扼殺創新動力的一大因素。大學在中世紀歐洲誕生時，就形成了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傳統，這種傳統被現代大學繼承並確立為基本原則。我們的大學既欠缺這樣的傳統，加之受行政權力的干預和支配，致使大學內部行政權威淩駕於學術權威之上，知識生産不能遵循自身的特定規律，作為新知識創造者的研究人員本應具有的自由意志、獨立精神漸被磨滅，創造力也隨著枯竭。

　　人們常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實際上制度更是第一生産力，因為制度會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制度能否以知識為本，體現對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的尊重，制度能否以人為本，體現對科學家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尊重，使科學家個人價值的實現方式擺脫行政權力的支配，都將是看不見卻在實際發揮作用的“軟動力”。在這方面，如果科技制度不能根本變革，我們離諾獎只會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責編：唐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