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網絡立法不單單是對網絡運營機構的行為監管，更應搭建一個全局性的立體監管框架。除了學校、社會、司法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將父母的監管責任納入到設計中。

　　■劉濤

　　近日，中國少先隊事業發展中心等機構聯合發佈了《青少年藍皮書：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13—2014）》。報告指出，近八成未成年人曾遭遇網絡不良信息侵害。在不良信息中，59%以上來源於廣告，以不雅圖片、廣告推銷以及騷擾信息的形式呈現，這對未成年人的心智發育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近八成父母對孩子上網情況沒有任何監控。

　　網絡創設了一個巨大的消費空間，這是一個經由資本與政治驅動的“秀場”。即便是成年人，在由慾望澆灌的虛幻時空裏也難以抵擋各種誘惑，更何況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社會化過程尚未完成，因此需要更多的社會監管和保護。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從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四個維度來關注未成年人的健康與安全，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網絡世界仍是司法監管的“真空地帶”。

　　在國外，通過立法來保護未成年人的網絡使用安全，已經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治理方式。美國早在1998年就出臺了《兒童網絡保護法》和《兒童網絡隱私保護法》；德國于2002年出臺了《少年媒體保護國家合同》；法國、瑞典、巴西等國家也先後對未成年人保護法進行修訂，專門就網絡上製作、販賣、傳播暴力與色情內容進行定罪量刑。 

　　未成年人需要的不是“安全小貼士”，而是一個安全的網絡公共空間。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更多地停留在“善意提醒”和“理性呼籲”層面，由於責任主體和懲治措施極度模糊，這無疑降低了法律應有的社會威嚴與執行效力。須知，法律要落地，根本上要解決責任主體的認定與懲治問題。

　　在許多國家，對未成年人的網絡侵害完全是“零容忍”，司法機構窮盡一切途徑解決網絡立法的“落地”問題。日本國會于2008年通過《完善青少年網絡利用環境法》，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電信運營商、內容生産商、監護人等都給出了明確的責任要求和處罰辦法。而且，為了保證司法監管落到實處，日本專門成立了“凈化青少年網絡環境，整頓違法有害信息”對策推進會議，作為處置這類問題的最高機構。

　　除了對責任主體的明確界定，網絡立法還應該保障並創設一個開放的、透明的公共監督渠道。美國的網絡監管專門設置了一個舉報反饋系統，除了政府機構的直接監管，也鼓勵個人進行不同形式的舉報。在歐洲許多國家，如果向未成年人推送色情郵件，將直接面臨刑事處罰。巴西于2003年對《青少年保護法》進行了修訂，將在網上進行淫穢色情活動定為“淫穢罪”。

　　如何對“不良信息”進行司法解釋，在技術操作上必然涉及到網絡信息的“分級”問題。不能離開受眾框架來談“不良信息”，同樣不能出於為未成年人考慮而對其他人的信息權益構成誤傷，這便需要在遊戲、影視、小説、社區的“進入門檻”上進行限制，尤其在未成年人的身份審核上要慎之又慎。

　　保護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還涉及到一個需要正面審視的信息倫理問題。許多網絡遊戲全然不顧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遊戲規則設計上缺少必要的“提醒”和“退出”設置，讓孩子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許多企業借助大數據技術收集未成年人的消費數據，通過極為隱蔽的編碼策略進行廣告生産，然後對未成年人進行暴力推送……因此，網絡立法不能忽視這些指向信息倫理的“灰色地帶”和“軟暴力”問題。

　　其實，網絡立法不單單是對網絡運營機構的行為監管，更應搭建一個全局性的立體監管框架。除了學校、社會、司法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將父母的監管責任納入到立法的設計結構中。許多青少年之所以沉溺于網絡，並在人格心理上出現各種偏差，根本上是因為父母陪伴的缺失。在美國，《兒童網絡保護法》明確規定，未滿14歲的孩子必須全天候處在監護之中。

　　據報道，由團中央&&起草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已經納入國務院“2014立法計劃”。時不我待，但願中國在未成年人的網絡立法上能夠真正邁出這一步，在“落地”問題上發揮其應有的“後發優勢”。

　　（作者係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