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總是將本該我們承擔的責任推向家庭、推向家長，就是有意無意地弱化了學校和教師的專業地位。慢慢地，學校和教師也就無所謂專業尊嚴可言了。

　　■淩宗偉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除了孩子們每日完成功課以外，聽寫、陪讀、檢查、訂正、簽字等“功課”成了小學生家長乃至初中生家長的“捆綁作業”。如今，廣東省越秀區的父母們居然接到了完成“三拼音節”和“小學生第三套廣播體操”等教學任務的作業。這讓我們在大跌眼鏡的同時，不得不開始反思家校在義務教育中的責任分擔和角色扮演。

　　我們知道，不管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都有共同的、最基本的責任：保護和教導年輕一代如何生活，教會他們為自己、為他人和為世界的延續和幸福承擔責任。這種同源性，使家校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統一性和互補性，因此，不管是在家庭中繼續完成學校的教育教學任務，還是在學校中用家庭經驗、個體經驗來解構和還原知識、發展和鍛鍊技能，都是極有裨益的。但是，當家長被學校肆無忌憚的作業給擠佔、壓迫甚至綁架時，兩者之間的責任邊界便不斷模糊了，久而久之必將導致雙方的教育角色出現偏差，隨之而來的就是不信任、抱怨和抵觸情緒出現，從而使孩子的教育面臨分裂的挑戰和風險。

　　何為責任？學校與家庭、教師與家長彼此的責任邊界又在哪？

　　簡單地説，所謂的責任就是“分內應做的事”，也就是一個人的職責範圍以內的事。父母責任邊界在哪？在康德看來，就是對子女進行哺育和教養，為他們提供學校教育的條件，直至成人。顯而易見，作為教學任務的聽寫、陪讀、檢查、訂正、簽字、教“三拼音節”和“廣播體操”等等，早已超出了他們的責任範疇。比較可悲的是，由於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等心態作祟，父母們居然稀裏糊塗地承擔了他們本不該承擔的責任。

　　從教師的責任邊界來説，無論是教師“專業標準”，還是教師崗位職責，都明確提出教師責任就是教育教學。這當中按照課程標準和教材內容的要求，從學生實際出發，完成教學任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責任之一。談到責任，美國行政倫理學教授庫柏認為有“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之分：“客觀責任源於法律、組織機構、社會對行政人員的角色期待，但主觀責任卻根植于我們自己的忠誠、良知、認同的信仰。”“所有的客觀責任都包括對某人或某集體負責，也包括對任務、下屬員工人事管理和實現某一目標負責。”從這個角度來説，完成教學任務既是我們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又是我們作為教師必須承擔的角色責任和專業。所以，與教學有關的任務，是“我要負責”，而不是“要我負責”，更不可以模糊責任邊界。

　　面對責任邊界的不斷淡化，其實要解決的，就是學校教育中越來越瀰漫的責任轉嫁和推卸的問題。“突圍”的路徑，恐怕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明確界定學校與家庭、教師與家長各自應當承擔的責任。儘管這責任客觀上是明晰的，但實際上作為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在主觀上卻是“糊塗”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學校與家庭、教師與家長的責任分擔體系，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劃定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的教育責任。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都根據自己的角色承擔相應的責任，防止轉嫁和推卸責任的發生。

　　儘管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的責任邊界、權利邊界，在廣義的教育責任中是不可能“涇渭分明”，而是相互聯絡、相互作用，甚至相互重疊的，但決不能因此而混淆責任。學校與家庭、教師與家長無論是從“主觀責任”還是“客觀責任”的角度來看，都是各有側重的，如何使分工更為合理，如何平衡，不僅關涉到法規，還關涉到倫理。如何平衡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類似的問題不僅會依然存在，而且會越來越糾纏不清。

　　從學校和教師層面來説，作為專業的教育機構和人員，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保質保量地完成各項教育任務，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來説，都是我們的責任，這責任更應該是專業機構與人員的專業責任。如果我們總是將本該我們承擔的責任推向家庭、推向家長，就是有意無意地弱化了學校和教師的專業地位。慢慢地，學校和教師也就無所謂專業尊嚴可言了，也就怨不得社會和有關方面對學校和教師的不重視了。從家庭和家長的角度而言，他們有責任與學校合作，共同教育好孩子，但是這種合作自然更多的是精神和物質保障層面的，而不是教學專業層面的。所以，身為家長也要清楚自己的責任在哪，一方面我們絕不能越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理直氣壯地對轉嫁過來的責任説不。當然，對於有能力、也樂意為學校和老師分擔一些責任的家庭來説，學校和教師也不能就此理解為應該的，更不能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的責任推給他們，這樣就有違學校和教師的專業倫理了。責任該誰的就應當由誰來承擔，絕不容你我推卸。

　　（作者係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