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全國大學生村官論壇日前在河北邢臺落下了帷幕，但論壇掀起的“什麼樣的大學生村官才是好村官”的話題討論，卻依然在延續著。

     光想著考公務員和安穩當文書的“新伢子”，“老江湖”們不會瞧得起

     提起大學生村官，浙江某村村主任趙某點了一支煙，猶豫許久，“蹦”出一句話——實在沒啥好談的。

     他對自己村裏的兩名大學生村官是不滿意的，有時甚至有些“瞧不起”，“來了3年，從來沒有主動做過一件事兒，沒有走訪過一戶村民家。整天就想著考公務員，考了好幾次都沒考上。”

     老趙不是反對大學生村官考公務員，那對孩子們來説畢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但“事情不是這麼個做法”，“在村裏就應該好好琢磨怎麼給村民辦些事兒，休息時間可以復習備考。”

     在本屆全國大學生村官論壇上，一些應邀參會的村書記、村主任主動談起了他們對大學生村官的“期望”。如何成為一個讓村幹部、村民“瞧得起”的“有為”村官，成為討論的焦點。

     江蘇省泰州市河橫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張吉韜是個“老江湖”了。他高中畢業就回農村創業，23歲當上村主任，已經在村裏幹了20多年。

     10年前，張吉韜所在的蘇北農村就迎來了第一名大學生村官。當時地方媒體將這名大學生推做典型人物，那篇題為《小廟能容大和尚》的文章，至今仍令村幹部們“覺得好笑”，“啥事兒沒幹，就成了‘典型’，沒幾天就調走了。”

     張吉韜任上已先後“接待過”四名大學生村官。其中兩個來了沒多久就“調走了”，一個考上了公務員，還有一個正在備考公務員。張吉韜從不否認大學生的理論文化水平，大學生也確實比其他村幹部更擅長撰寫彙報總結材料，但他有更高的“期待”，“我要的不是文秘，是能獨當一面的青年人。”

     在張吉韜的眼中，一些大學生來農村時的“心態就不對”，“就是衝著考公務員來的。”只要和大學生村官談上幾次話，觀察個把月的表現，他大概就能對一名大學生村官可能會有的成就作出判斷，“對沉不下心琢磨事兒、不和百姓打交道、沒有創新力的人，沒法抱太大期望。”
     
     浙江省寧波市上李家村村書記李德龍已經53歲了，他一直想從優秀的年輕人中尋找接班人，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選。

     每天準時上下班，整天坐在辦公室裏，交代一件事兒就做一件事兒，從不主動多幹活兒，從不主動要活兒幹，從不主動下鄉跟村民聊天，村委開會時從不發表意見——這是一些大學生村官留給李德龍的印象。

     村委會上，他曾刻意“點撥”一名大學生村官，“不要把我的話當成權威，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大家可以商量。”結果，其他村幹部都能在會上發表意見、談想法，唯獨他最期待的大學生村官一言不發。

     老李的要求其實不高，“主動”與否是關鍵，“可以做個光盤介紹一下我們村，做個致富信息的宣傳欄也行，沒事兒的時候主動下下村。”

     説實話，上李家村“不差錢”，500人的村子，村級可用資金約250萬元，村民基本不務農，收入豐厚，這裡對於大學生村官帶領村民致富的需求不是很大，但這並不代表村民對大學生村官沒有需求，“他可以想些點子來宣傳村子、搞些文娛活動，也可以主動要求跟我下村處理矛盾。”老李不滿意的是，大學生村官“從不主動做什麼事”、“不會創新”。

     面對強勢村幹部的“不待見”，不甘當文書的大學生村官最終“混”出了名堂

     毋庸諱言的是，一些想做事、敢出頭的大學生村官，在工作中會遇到一些害怕利益和權力受到影響的強勢村幹部，如何處理和面對這樣的境遇，成為本屆全國大學生村官論壇的另一熱門話題。

     江蘇省連雲港市大學生村官、大團村村主任闞超就不甘於一度被某村老幹部置於文書的邊緣角色。他説，農村的舞臺大得很，老村幹部的道德人品也是形形色色，在這個村子不受待見，你可以再去別的村子找出路，關鍵問題在於你本人是不是一隻“績優股”。

     當上大學生村官以後，闞超先後在兩個村子任過職。第一個村子比較富裕，村書記很強勢，村裏的重要事務一概不允其插手，只把他當文書使；第二個村子條件一般，能到那裏創業，並選上村主任，闞超完全憑著一個字——“混”。

     “混”可不是個貶義詞，在很多老村書記、村主任眼裏，會主動“混”的大學生村官才是有想法、有責任心、能幹事的好村官。

     面對強勢村書記的“不待見”，面對一堆枯燥乏味的文字整理工作，選擇“坐以待斃”，還是“殺出重圍”？闞超選擇了後者。

     村官工作第一年，他利用休息時間把全鎮21個村子都跑了個遍，每個村的經濟發展情況、産業聚集模式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所有村書記、村主任、村會計他都認得。

     回頭再看，那段到處“混”的日子成為他後來自主創業的“基石”。就是在那段時間，他找到了兩條創業的路子。

     一是跟酒店老闆“合作”，利用自己在接待辦的關係，為酒店招攬生意，自己開個酒店用品生産廠，把産品賣給酒店；二是到大團村養殖豆丹(生長在黃豆葉上的蟲子，記者注)，村裏給20畝地，5年免租金。

     他選擇了後者，因為前者“有些對不起老百姓”，後者卻能帶領老百姓一起致富。他還專門為此“三顧茅廬”邀請淮海工學院的兩名博士做技術指導，準備把豆丹養殖做成當地的特色産業。

     在連雲港，一盤3斤的“炒豆丹”最高賣到過2000元左右，通常情況下，每斤豆丹售價在200多元，而豆丹的養殖成本只有不到50元一斤。如今，一塊1000畝的豆丹養殖基地正在規劃中，闞超被任命為該養殖基地管委會主任。

     大學生村官論壇上，面對全國各地眾多前來取經的大學生村官，闞超以任職期滿3年、準備繼續留在農村的“過來人”身份告誡大家——先摘去自己頭頂上“大學生村官”的光環，摒棄“鍍金”的想法，沉下心來融入農村，再談開創自己的事業。

     闞超不反對大學生村官考公務員，但他認為最好先有事業“傍身”，“這樣考不考得上公務員都無所謂了，能考上更好。”

     期盼有好的評價機制讓更多優秀大學生村官脫穎而出

     紮根村裏，是成為一個優秀大學生村官的必由之路，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因為缺乏好的評價機制或者即使有評價機制卻沒有很好執行，對於那些一心想考公務員的大學生村官而言，在農村多做一些、少做一些其實都一樣。某省大學生村官張強(化名)就是奔著“公務員”才去當村官的。畢業那會兒，他被一家台資企業錄用，但在家人的勸説下，還是決定考大學生村官，想以此為“跳板”再考公務員。

     去年當上村官後，張強一共只在村裏待了一個多月，就去了鄉鎮辦公室做文書，後來又被調去了縣委一個部門。現在，他只是“有機會的時候”才會下村。

     與張強的“快速上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湖北大學生村官李峰(化名)的“快速下沉”。他在鄉鎮黨委領導眼中，算是一個“刺兒頭”——放著好好的鄉鎮文書不做，偏要回到村裏去幹。

     “我本來就不是衝著考公務員去當村官的，創業了，盈利了，我就成功了。是不是‘優秀’都無所謂。”李峰想提醒那些一門心思衝著“公務員”去當村官的大學生——地方公務員招考政策隨時改變，一旦到時考不上，你在村裏既沒有基礎又沒有事業，何談有什麼出路？

     大學生村官幹得好不好，究竟應該由誰説了算，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培養大學生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這一問題，開始制定更為“偏向基層”的評價制度，將大學生村官“優秀”與否的決定權交到了村民手中。據本屆大學生村官論壇披露，在安徽宿松縣，大學生村官考核量化測評總分按村、鄉鎮、考核組三個層次合成計分，群眾測評佔50%，鄉鎮有關領導測評佔10%，考核組評分佔40%；在浙江余姚市，總分100分的考核中，50分考察“便民服務、走訪農戶聽取社情民意”情況，32分由鄉鎮組織辦、聯村組、村黨組織和黨員群眾代表4個層面評定，另有18分為工作能力、政治素養分；河北大名縣建立了大學生村官群眾滿意度測評制度，群眾滿意度低於65%的大學生村官，為“較差”，限期一年改正，連續兩年評為“較差”則解除聘用合同。據此，一些從不與百姓聊天、缺乏群眾基礎的大學生村官將會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