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嚴師”為何“出高徒”

我曾經有一位老師，他會罵把那些將事情搞砸了的學生“白癡”。他叫傑裏·庫普欽斯基(Jerry Kupchynsky)，是一位讓人望而生畏的烏克蘭移民。他當時擔任我們的樂隊指揮，每當有人在演奏中跑調時，他會叫停整個樂隊並大吼：“第一小提琴聲部有人聾了嗎？！”他會讓我們持續地排練，直到每個人的手指幾乎要被磨出血。他還會用鉛筆戳我們，以此來糾正我們不標準的手部和肩部姿勢。

這要是在今天，他一定會被解雇。可是幾年前，在他去世之際，他卻得到了大家的敬仰：在他的40年教學生涯中，他教過的學生和曾經的同事都從美國各地飛回新澤西州，帶上老樂器一起舉辦了一場音樂會來悼念他，就連我也提著好久都沒摸的中提琴參與其中。那天，當音樂會的幕布升起時，我們組成了一支與紐約愛樂樂團規模相當的交響樂團。

大家對K先生這位壞脾氣老師的真情流露讓我震驚，但更讓我震驚的是他的學生的成就。有人成為了音樂家，更多的人都在其他領域脫潁而出，包括法律、學術還有醫學。有研究表明，音樂教育與學術成就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相關性。但這並不能解釋我們對這位曾經折磨了我們整一個青春期的老師的那份姍姍來遲的而又心潮澎湃的感恩之情。

如今，我們正處於對美國教育體系的全國性自責浪潮當中。美國的學生落後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學生，這一點讓美國人每天都感到痛心疾首。美國15歲的學生在自然學科上被其他12個國家的學生超越，而在數學上則落後於17個國家的學生，超越美國學生的同齡人不僅僅在亞洲，而且還有來自芬蘭、愛沙尼亞和荷蘭的。美國人的這種集體恐慌──對美國教育不足的恐慌──被資本化，與之相關的書籍與諮詢業務已成長起來，整個教育行業都在追問：我們做錯了什麼？

讓我問一個相反的問題。K先生的為師之道對在哪？他的教育方法與我們今天篤信的教育方法背道而馳，但成效顯著。我們又能從這樣一位老師身上學到些什麼？

事實是，我們能從他的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將K先生的教育方法與各領域──從音樂到數學再到醫學──最新的發現相比較，會得出一個一致而又驚人的結論：現在是時候該重振古老的教育方法了，不僅僅是傳統教育，而是老式教育，也就是我們多數人在孩童時期所熟知的、帶有嚴明紀律與嚴苛要求的教育方法。這麼説是因為：它有效。

我不是呼籲虐待學生。如果有老師辱罵我的孩子，我會第一個站出來投訴。但最新的證據對我這一小小的建議給予了支持。許多研究表明，適度的童年壓力能使人受益；讚美會挫殺孩子們的自尊；較之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分數，決心勇氣才是成功先兆。

這些都與更友善、更溫和的理念背道而馳，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後者一直主宰著美國教育界。人們普遍認為，教師應該幫學生們梳理知識，而不是將要點硬敲進他們的腦袋。進行項目與協作性學習會受到人們的稱讚；而像死記硬背這樣的傳統方法則被嘲笑為“訓練與扼殺”──會令人不悅，會被當成吸幹年輕頭腦創造性與積極性的一種方式而遭到人們唾棄。

但這一普遍觀念並不正確。而下面提及的八項原則──你可以將之稱為宣言，受我的老師啟發形成、並受到新興研究支持的號召──並解釋了背後的原因。

A 痛苦讓人成長

心理學家埃裏克森(K. Anders Ericsson)的研究表明，要成為某方面真正的專家需要大約一萬小時的實踐，這一概念因被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其著作《異類》中提及而得以傳播，而埃裏克森本人也因此名聲大噪。但來自同一研究、同樣重要卻常常被人忽略的結論是：真正的專家需要老師給出“建設性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反饋”。埃裏克森博士在2007年刊發于《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一點。他對從小提琴演奏到外科手術、電腦編程再到國際象棋等諸多領域中的數一數二的從業者進行了研究評估。結果發現，所有這些佼佼者“專門挑選了那些不易動情的導師，這些老師將對他們提出挑戰，並促使他們的表現更上一層樓。”

B 傳播知識，嚴苛訓練

死記硬背機械性學習法長期以來都遭到質疑，但如今卻被認為是那些來自印度(死記硬背在那裏仍然很受重視)家庭的孩子在全美拼字比賽中能將同齡人遠遠甩在身後的一個原因。這一文化差異也有助於解釋為何中國(以及在美的華人家庭)的學生數學更好。與此同時，有研究明確地顯示，美國學生卻在複雜的數學問題中掙扎，是因為他們對基本的加減法運算掌握得不夠熟練。但幾乎沒有人被要求去背乘法表。

德州農工大學的威廉·克萊姆稱，美國需要糾正反對記背的偏見。甚至連美國教育部都拉響了警鈴，他們在2008年的一份報告中斥責美國學校，為學生缺少數學運算熟練程度(這一概念在報告中提及的次數不少於17次)而感到悲哀。該報告總結道，學校需要接受令人生畏的“灌輸知識與實踐練習”的教育之道。

C 正確面對失敗

失敗是學習過程中的必然，意識到這一點的孩子實際上表現更佳。在2012年的一項研究中，111名法國六年級學生被佈置了一些難度超出其能力範圍的回文構詞法問題。然後，有一組學生被告知，失敗與再嘗試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在接下來的測試中，這些學生一直都比其他參與者表現更佳。

當然了，我們擔心的是：失敗將令我們的孩子在精神上受到創傷、使其自尊心盡失。可惜，這個想法是錯的。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中，鮑林格林州立大學的一位研究生追蹤調查了31名被要求參加試音並接受排名的俄亥俄州各樂隊的學生，結果發現就算是那些排名最低的人並未減少其長期的積極性與自尊心。該研究得出結論稱，教育者在選出贏家和輸家時，並不需擔憂那些消極影響。

D “嚴師”比“慈母”更有益

是什麼造就了一位成功的老師？為了找到答案，克萊蒙研究大學教育學教授瑪麗·波普蘭從2005年開始，帶領一組研究人員花了五年時間觀察了31位教學最高效的老師，雖然這些老師都在洛杉磯最差的學校教書。研究人員最大的發現是：“他們都是嚴厲的老師。”波普蘭教授説：“這個結論出人意料。”

研究人員曾認為，大多數教學最高效的老師是通過協作學習與討論來使學生掌握知識的。但結果相反，他們發現那些依賴傳統顯性教學方式(如講課)的紀律嚴明者教學效果最佳。波普蘭教授説：“這些老師的核心理念是，‘從孩子們的潛力上來看，我班上的每個學生都表現欠佳，所以我的工作是就此做點什麼，而且我也可以為此做點什麼。’”

波普蘭教授在一份長篇幅的學術論文中發表了她的結論。但她稱，一名四年級學生用一種更簡潔明了的方式總結了她的發現：“在我上一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時候，當我哭泣的時候，我的老師總會縱容我。當我進了T太太的班級，她告訴我，別抱怨了，去學習。我覺得她説得對，我得更努力地學習。”

E 創造性可以通過學習獲得

傳統教育遭受指摘的一點就是它會扼殺孩子們的創造性。但天普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的研究表明，事實正好相反。韋斯伯格教授已對包括托馬斯·愛迪生、弗蘭克·賴特與畢加索在內的創新天才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不存在天生就是天才這回事。大多數創新巨匠工作都極其努力，他們一步一個腳印，循序漸進地努力收穫成功。這些成就(在外人看來)似乎是突發的靈感與重大的突破。

舉個例子，韋斯伯格教授分析了畢加索1937年的名作《格爾尼卡》。在德國人轟炸了西班牙城鎮格爾尼卡後，畢加索作了這幅畫。《格爾卡尼》被人們視為一個全新原創的概念，但韋斯伯格教授卻發現它與畢加索早期的一些作品息息相關，《格爾尼卡》是畢加索在研習了戈雅畫作以及在那個時代流行的共産黨影像後，從二者當中汲取靈感完成的。韋斯伯格教授告訴我，究根探底，創造性將以各種方式追溯至基本的理念。他説：“當你在一個學科領域內進行創造時，你得先將自己浸入到這個學科框架中去。你的音樂老師要求你們所做的這些，正是在為學習該科目打基礎。”

F 持續的努力比天賦更重要

近幾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安吉拉·達克沃思一直在對拼字比賽的冠軍得主、常青藤盟校的本科生及美國西點軍事學院的學員進行研究──總共超過2,800名研究對象。在他們的身上，她發現堅忍不拔──這裡指對長期目標的激情和堅持──是成功的最佳先兆。事實上，堅韌通常都與天分無關，甚至與其呈負相關。

達克沃思教授在其職業初期是一所公立學校的數學老師，她剛剛贏得了2013年麥克阿瑟“天才獎”。她研發了一套“堅韌指數”，該指數要求人們在12個諸如“我總是有始有終”和“我每幾個月都會對新生事物産生興趣”之類的問題上自測打分。當她將這套測試題用到即將入校的西點學員身上時，她發現那些得分高的人相對不太可能從被人稱為“野獸兵營”的、“慘無人道”的夏季訓練營中半路退出。西點自己的那一套測試方式──將高中畢業生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分數、課堂排名、領導能力和身體適應性包含在內的一個指標──無法預測最終堅持留下來的會是哪些人。

達克沃思教授認為堅忍不拔的品質能夠教授給學生。她稱，有一個出奇簡單的因素就是樂觀──植根于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種信念：他們有能力改變並因而取得進步。在2009年針對新教師的一項研究中，她在學年開始前給每一位老師在樂觀度上打了分。到了年底，那些擁有樂天派老師的學生在學業方面收穫更多。

G 誇獎讓你變得脆弱

我的老師K先生很少誇獎我們。他最高程度的誇獎不過是“不算差”。那表明他注意到了一些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羅爾·德韋克發現，那些被人誇為“聰明”的10歲孩子變得更不自信。而那些被人稱為“幹活賣力”的孩子則變得更自信、表現也更佳。

德韋克教授在2007年刊發于《教育領導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誇獎智商的全部意義在於提高信心與積極性，但二者都是轉瞬即逝的。如果説成功意味著他們是聰明的，那麼奮鬥打拼就該意味著他們不聰明了。”

H 壓力讓人更強大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2011年的一份研究發現，童年時期適度的壓力有助於增強人們樂觀的性格。心理學教授馬克·D·西裏對健康的本科生進行了壓力評估。該評估是基於這些學生在面對37種不同類型的重大負面事件，如家人離世或身患疾病時的表現得出的。然後西裏教授將他們的雙手插入冰水當中。與從未感受過壓力的人相比，那些已經歷過適當數量有壓力的事件的學生實際上感受到的痛楚更少。

西裏教授告訴我説：“擁有這些與負面事件打交道的往昔會讓人們更傾向於整體樂觀主義。他們更有本事去處理那些哪怕是日常的生活壓力。”

西裏教授的結論是以內布拉斯加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丁斯特比爾的研究為基礎的，後者是“韌性”概念的倡導者──這裡的“韌性”是指就算是處理日常壓力也會讓你變得更強大。你會如何定義日常壓力呢？西裏教授稱：“就是普通平凡的事情，像有位狠角色老師之類的。”

我的嚴師K先生可以就這些原則中的任何一條寫上一本書。不論是被人公認的，還是我的個人見解，這些原則都令人生畏：冷酷，生硬，而且還有點兒嚇人。

但總而言之，它們傳達出了完全不同的東西：自信。它們的核心理念是信仰，是學生們有能力做得更好的信仰。有這麼一説：教師之所以苛刻嚴厲，並不是因為他覺得學生永遠都不會去學，而是因為他百分之百地確信學生會去學。

數十年之後，K先生曾經的學生終於也領悟了這個道理。一位後來在常青藤名校攻讀了博士學位的小提琴手解釋道：“他教會了我們什麼是自律。”一位現今擔任科技企業高管的大提琴手補充道：“自我激勵。”另一位如今的職業大提琴家説：“堅韌。他教會了我們如何失敗──以及如何讓自己再次振作起來。”

顯然，K先生的方法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但你不能因此就否認他的成就。這是我們所有人都能受教受益的一堂課。

(作者：Joanne Lipman，中文名李普曼，曾任《華爾街日報》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