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跑得快，一點不奇怪

       煤礦發生事故，卻沒有發現領導，這是既成事實的尷尬，而更尷尬的是，領導下井了，卻能夠“成功”升井，領導的“聰明”，卻是工人的“死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煤礦領導對這句話深得精髓，“活學活用”變成了下井的只是些小領導，即便是下去了，也是做做秀，如同市長坐公交，坐一把也就上來了。 [詳細>>]

“領導下井”的鐵令為何軟了？

       7月17日到18日，河南、陜西、湖南、甘肅、遼寧五省接連發生5起煤礦事故，截至22日淩晨，造成了49名礦工遇難、6人被困。從5起礦難暴露的問題看，“硬規定”在這些煤礦只是“軟執行”，煤礦在落實國家政策規定中仍存在諸多“死角”。“礦長”下井不僅沒有工人待的時間長，也不會一直待在危險最大的工作面。 [詳細>>]

領導下不下井由誰監督？

       煤礦領導帶班並和工人同時下井、升井，的確是加強煤礦安全生産，有效預防安全事故的一個可行思路，發改委、安監總局制定的《意見》，的確也是一個針對性強、操作性強的良策，關鍵在於如何落實到位？如何加強監管？如何嚴厲究責？如果這些都無從實現，即便不斷三令五申，《意見》的命運也只能是形同廢紙。[詳細>>]

不能盲目迷信問責制

       因為問責只是一種事後懲罰和補救的措施，雖然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警戒作用，但並未能有效克制事故的發生。所以每次事故發生後，都有官員的問責，這種給人一種頗有"為問責而施行問責"的感覺，而未能持著"減少事故，降低災難"的理念來施行問責，而這樣的問責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詳細>>]

問責成為官員“帶薪休假”

       問責方興未艾，官員已復出如潮。部分官員不滿一年悄然復出，公眾僅從官員新上任的工作信息中，最後一個知情；也有涉及重大社會影響事件的官員再任要職。膠濟鐵路脫軌事故、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官員在被問責免職之後，時隔不久之後便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復出甚至是升遷，公眾的痛感仍在，但官員卻“無痛復出”。 [詳細>>]

問責要放在事前預防上

       我們看待礦難問責，不能只停留在"哪些官員得到了處理"的表面層次，還應更深入地看待問責：不是純粹為了懲罰官員，而是要促成事前預防的真正落到實處，保證安全生産。[詳細>>]

規章制度頻出，收效甚微

       在安全生産方面，法律法規其實已經不少，從《安全生産法》、《礦山安全法》、《礦山安全法實施條例》、《煤礦安全員監察條例》，到一個又一個紅頭文件，規章制度可謂多如牛毛。國家開出的“藥方”在礦主眼裏，只不過是一張廢紙。 [詳細>>]

缺乏刑事制裁，問責失靈

       對重大事故以及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一些領導幹部已經不只負有行政責任，而更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但是，在一些地方，在事故之後，往往只進行簡單的行政問責，導致問責達不到警示的效果，不能真正觸動有關官員。還有的事件背後隱藏著腐敗，如瀆職侵權、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等。形式上的問責，或許可以暫時平掉民憤，但卻杜絕不掉事故的發生，應該做的是更嚴厲追究礦難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被“勇於下井”，缺乏培訓

       礦山企業農民工居多數。他們在缺乏基本培訓情況下，為了飯碗和養家而“勇於下井”。在王家嶺透水事故中，就出現了大多數工人沒有經過培訓就開始上崗，受困人員90%都不會用自救器，一旦遇到事故發生，一些基本的求生技能都不具備。 [詳細>>]

無尊嚴的礦工，命不值錢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礦難賠償僅幾千元。上世紀90年代——2000初：賠償金3至5萬、最高8萬元。2005年以後才提高到：20萬。中國工人的命就特別賤？在中國缺乏應有的個人權利，故生命得不到保護，尊嚴得不到維護。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