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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建築可以説是逆時代的工作。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向西化,社會對於中國固有的建築及其附藝多加以普遍的摧殘。雖然對於新輸入之西方工藝的鑒別還沒有標準,對於本國的舊工藝,已懷鄙棄厭噁心理。”——梁思成[詳細]
作為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並沒有把他理想的全部託付給後代,他對子女的寄望,是文化的傳承人,未來的建設者,他不曾預見他的孩子們將要走過的人生之路。1925年,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梁思成收到父親從國內寄來的包裹,裏面是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善本《營造法式》。梁啟超在所附的信中評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
才貌雙全、活潑開朗的林徽因,是學者文人眾星捧月的對象,他們夫妻二人在北京東總布衚同24號院的家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龍所在地,號稱“太太客廳”,那裏曾雲集了一批中國知識文化界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周培源、胡適、沈從文、 簫乾等經常在星期六下午,陸續來到梁家品茗,坐談天下事。
1939年冬天,一家人輾轉來到昆明市郊的龍頭村,梁思成在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制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這竟是兩位建築師一生中為自己設計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1940年冬他們與中國營造社遷往四川李莊,這是一個非常偏僻貧困的小鎮,不通電,不通車,全鎮沒有一家醫院。林徽因此前已經得了肺結核,一到李莊就發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給林徽因打針,他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實地測繪調研中國古代建築,並對宋《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進行了深入研究,為中國建築史學奠定了基礎。梁思成強調説:“故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在這一時期,學社經費匱乏,學社成員生活極度艱辛。梁思成仍強忍著病痛,堅持實地考察,並完成《中國建築史》等重要文稿的寫作。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蘇聯城市規劃專家也在邀請之列,在城樓上提出應開始對北京城進行改造,周恩來也在城樓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門廣場的設想。梁思成隱隱感到了這個城市即將發生的變化,他立即和英國歸來的年輕建築師陳佔祥一起做了一個城市規劃方案,即著名的“梁陳方案”。
1953年5月4日,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