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化州新安鎮梅子坑移民新村耕地被鄰村侵佔，發生衝突後，梅子坑村6村民被警方帶來的“社會青年”押走，並遭刑拘。隨後，近百村民披“冤”字白衣在雨天長跪于市政府門前，不但無人理會，還被指“在這兒下跪也沒用”。(5月18日《南方農村報》)

　　謹防“弱者武器”的惡性循環

　　村民深知自身無法對抗強權，但是，作為博弈的一方，弱者本身的意圖不在於産生衝突，而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獲取同情，來引起注意。可以説，村民正是通過這種看似消極、妥協的態度來維護自身權益的。也正因為如此，下跪成了“弱者的武器”。

　　廣東化州村民政府門前下跪一小時無人理，筆者以為，我們更應看到隱藏其中的權力冷漠、無情和公民權利伸張概率之微小。當正常的權利獲得、正當的利益要求維繫于“下跪”這一載體時，就意味著官員對權力本原認識的顛倒，把公權對公民權利的保障異化成了公民對權力者的“權利乞討”。

　　毫無疑問，村民的下跪蘊涵著堅韌的力量，但是，這種力量如果得不到重視，而是被權力者的冷漠消解時，則意味著公民權益的維護將失去可資憑藉的平臺。並且，當那些無助者都把下跪當成最後的武器時，“弱者的武器”——下跪將成為社會不可承受之重！

　　這是我們應正視的。同時，謹防“弱者武器”背後的下跪形成“示範效應”和惡性循環，也應成為社會的課題。 舒鋒

　　誰給民眾的膝蓋骨“補鈣”？

　　“世間若無公義在，但願長跪不復起。”每次民眾集體下跪維權，都讓人産生如此感慨。“跪倒市長”，成了人們從此類事件中提煉出的最新元素。

　　當然，這不是説下跪這種前現代的訴求表達就是正常的。而是説與其驚詫于這種“行為藝術”本身，不如反省催生行為藝術的土壤，究竟應該怎樣改良。下跪在中國畢竟是陳腐氣息濃郁的一種權利表達。用現代權利觀點來審視，一個屈膝的肢體動作，標注著權利尊嚴的受損程度。向公權力部門下跪，即表明公民私權利折腰，而這是違反基本行政倫理的。

　　政府不是用來跪的，領導不是用來求的。政府受雇於民，主仆豈能顛倒？若主子摧眉折腰屈膝祈求，才能換來僕人一個遲來的重視和解決，顯然悖逆法理人情。依法辦事，應該是政府公職部門行事的唯一準繩，而不是在下跪等行為藝術聚集了大量外界輿論壓力之後，事急從權的一時敷衍。而下跪本身，也正説明正常的維權途徑，已經逼仄扭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若長期得不到修復，那民眾的膝蓋骨缺鈣狀態還將悲哀而悲情的延續。果果 (來源：鄭州晚報)

責編：扈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