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4.7%的80後選擇“逃離北上廣”，其最直接原因是由於一線城市飛漲的房價。

一份來自網絡的統計數據顯示，有54.7%的80後選擇“逃離北上廣”

　　節後的進京工作大潮，如潮汐般規律；但是今年，“驛動的心”已不再堅定。

　　在經歷了“蟻族”、“蝸居”等詞語的洗禮之後，一些遠離家鄉尋找夢想的年輕80後們，正在重新考量人生的落腳之地：是在一線大城市繼續咬牙扛下去，還是奔赴二線城市或者回到家鄉去安放自己的青春？在這個糾結的思潮之中，有人創造了一個悲壯意味頗濃的詞彙：“逃離北上廣”——逃離北京、上海和廣州。

　　為什麼要逃離？逃離之後的命運又將如何？兩個已經成功“逃離北上廣”的80後披露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曲折經歷與人生轉變。

　　逃離北京

　　“蟻族”回鄉當村官

　　個人檔案

　　姓名：楊彤楠

　　年齡：27歲

　　逃離方向：北京→浙江慈溪

　　在京身份：保險公司銷售員

　　目前身份：當地村官

　　“我覺得自己

　　快活不下去了”

　　楊彤楠離開北京的時候，有關“蟻族”的説法還沒有流行；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覺地給自己貼上了這個標簽。2006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一家保險公司成了銷售員；在離開北京之前，這份工作他幹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覺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藏在小衚同裏的一間小平房，是楊彤楠和另外3個同事的家，房租四人平攤，每人每月250元錢。雖然這只是一個有四張床的小屋，但他對自己的居住環境沒什麼挑剔：“離西直門只有三四站路，上下班坐公交車很方便。”平時早出晚歸，吃飯就靠快餐解決；週末時四個人湊在一起下廚，算是改善伙食。

　　有兩件事情成了促使他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

　　一是因為房租的問題，他與房東發生了口角，打得不可開交。“就是那段時間，我生平第一次撥打了110，後來又生平第一次進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裏兩個上級發生了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員工。“我本來只是想憑本事吃飯，沒想到稀裏糊塗地捲進了‘辦公室戰爭’。”他到現在都覺得自己很委屈。

　　2008年1月春節前，身心俱疲的他辭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當回了老家。

　　收入少了一半，積蓄卻多了

　　離開北京的時候，楊彤楠身上沒有任何積蓄。在公司裏他算是豁得出命幹活的，月均收入不到4000元。“業績差的時候，一個月只掙1000元的情況也有過。”

　　楊彤楠很納悶，自己的生活並不奢侈，但總是“月光族”。

　　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楊彤楠很快便憑藉自己名校畢業的資歷，當上了大學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裏慢節奏的生活讓他感覺閒適了許多：“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也就夠了，住在家裏又不用為房租發愁。”村官的工資每月只有2000元錢，“但是小地方消費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錢都能存下來。”

　　“逃離”北京之後，他的人生發生的最為重大的變化，是自己很快便結婚了。

　　準備著有一天再回到北京

　　楊彤楠回家，最歡迎他的是爺爺奶奶。“老人疼孫子嘛。”但是他自己另有一番打算，卻沒有告訴兩位老人：“我打算有機會還要回到北京去工作，現在回家只不過是養精蓄銳。”唯一的問題是，他擔心眼下這種安逸的生活環境，會讓自己變得慵懶了。

　　“我覺得自己還是很適合在北京這種大城市生活的。”楊彤楠認為，他很喜歡北京文化中的包容性，又很嚮往那裏的硬體條件與繁華。

　　目前，他給自己謀劃的出路是，先幹滿大學生村官的兩年任期，再通過公務員考試的途徑找到更好的職位，最好能夠到北京去當公務員；如果不行，只要有回北京的好機會，他也不會放棄。總之，對於楊彤楠來説，“逃離北上廣”並不是命運的歸宿，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中轉站。

　　逃離上海

　　白領“二線”謀幸福

　　姓名：張帥賢

　　年齡：28歲

　　逃離方向：上海→重慶

　　在滬身份：某500強外企白領

　　目前身份：當地通信公司員工

　　個人檔案

　　“上海的繁華

　　並不屬於我”

　　就在楊彤楠“逃離”北京的前後，張帥賢“逃離”了上海。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回到那個城市，就連跟隨自己近3年的上海戶口也要遷走。他輕描淡寫地説：“上海戶口對我已經沒什麼用了。”可是2005年畢業時，為了搞到這個戶口，他還曾在一家本地單位“委屈”了幾個月。

　　如今回想起來，張帥賢覺得自己的“逃離”很有幾分宿命的意味。2000年念大學，第一次坐著火車去上海，經過錢塘江大橋時，他很興奮地給朋友打電話，説自己馬上就要到上海了。沒想到身邊一個乘客漠然地説：“上海再繁華又怎麼樣呢？那又不屬於你。”過了8年，他覺得自己似乎聽懂了這句話。

　　在上海的日子裏，張帥賢有著一份很令人羨慕的工作：世界500強企業的IT技術人員，月薪收入7500元，時常坐著飛機各地出差，甚至還有著晉陞的好機會。可是有親戚到上海旅遊，在他租住的徐家匯那間老舊房子裏轉了一圈，丟給他一句話：“早晚你得離開這裡。”沒想到這句話居然應驗了。

　　“逃離”上海，張帥賢找不出什麼明確的理由，但他反復念叨著一句話：“看不見前途，生活的前途。”他説那時自己可以預見到的未來，似乎就是公司到家之間兩點一線的距離。借著出差的機會，他曾跑到北京生活了幾個月，結果發現大城市的生活如出一轍，只不過線段的兩端換成了雙井和望京。

　　相同起跑點，活得不如人家

　　最大的刺激來自一次休假返家的經歷。2007年回重慶老家和幾個老友重聚時，驚訝地發現人家已經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的還開上了車。2007年上海房價均價漲到了每平方米1.5萬元，在他“30歲前買房買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

　　“我們都站在相同的起跑點上，可是為什麼我卻活得不如人家？”張帥賢反復琢磨著這個問題。一年後從上海“逃”到重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積攢的5萬元錢掏出來作首付，買了間約80平方米的房子。

　　回到這座二線城市後，他進入了一家國內知名通信公司，與在上海時相比，收入僅僅少了幾百元，但生活上反而顯得綽綽有餘。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讓自己滿意的生活質量：“我現在每天能夠按時上下班，但在上海這就是個奢望。”

　　生在重慶 卻無法適應了

　　張帥賢“逃離”上海，最不能理解的是父親。“他總問我，為什麼放著大城市那麼好的工作不幹，非要跑到小地方來？”

　　張帥賢覺得，“逃離北上廣”不是逃避外在的壓力，相反要面對內在的更大壓力，“你不得不考慮，這種做法會不會辜負了家人的期待，或者讓親戚覺得顏面無光。”即使成功“逃離”，還要面對地域差異和心理落差的問題。他説雖然自己生長在重慶，卻花了很長時間都難以適應。

　　張帥賢覺得自己當初的決定其實有賭博的意味；但他認為自己是在合適的時機“逃”了出來。這個時機是：“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看清了生活的本質，同時還沒有建立起歸屬感。”張帥賢説，“如果再晚兩年的話，當我真正得到提拔，並且建立起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的時候，恐怕想逃也逃不出來了。”

　　我的出路在哪

　　Takefoto/新華社

　　手記

　　很多城外人

　　還想鑽進來

　　圖/takefoto

　　一份來自網絡的統計數據顯示，有54.7%的80後選擇“逃離北上廣”，其最直接原因是由於一線城市飛漲的房價；31%的“逃離者”則認為由於戶籍制度的束縛，在一線城市存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公的現象；還有9.8%的人認為在一線城市生活“幸福性價比”太低。

　　這份數據還顯示，53.7%的被調查對象選擇“逃往”重慶、武漢、杭州、廈門等二線城市，還有23.9%的人傾向於到沿海城市繼續發展；選擇回歸家鄉的“逃離者”有16.7%。耐人尋味的是，只有5.7%的人作出了一個頗為無奈的選擇：“無路可退，只能繼續忍耐”。

　　不過，在80後們探討起這個事關命運的話題過程中，無論是像楊彤楠、張帥賢這樣的“逃離者”講述人生經驗，還是身在“北上廣”的人們抱怨自己的遭遇，都會引來另外一些聲音：“我還沒有進過‘北上廣’，正削尖了腦袋往裏鑽呢！”對此有人這樣評述：“北上廣”，其實就是三座現實的“圍城”。

責編：許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