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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全國展開的打擊違法食品添加劑的專項整治行動中，有一種物質被列入了黑名單，叫做解抗劑，這個所謂解抗劑就是為了掩蓋牛奶中的抗生素殘留，這樣一個聽上去有些怪異的新名詞將一個潛伏了很久的老話題再次推到我們的眼前，這就是抗生素濫用問題，抗生素不能濫用，這看上去的確是一個人盡皆知的老話題，但是，我們真的了解抗生素嗎，我們真的會合理使用它嗎？今天的新聞調查為您揭開是抗生素的秘密。
這是關於人類和細菌的電影。
人類遭遇未知細菌的襲擊，充滿挑戰和恐懼。
記者：當我們今天再次，看到這個片子的時候，會發現片子中的很多內容，和我們今天的生活極其類似。
就在去年，美國的老牌雜誌《紐約客》上，刊載了這樣一則報道：一天，紐約大學惕恤醫院（Tisch Hospital）的傳染病專家羅傑•懷哲比（Roger Wetherbee）接到實驗室的報告，從一位接受重症特護的患者身上分離出了一種肺炎細菌，懷哲比對自己説：上帝啊，這種生物我們基本上沒法對付，因為幾乎所有的抗生素，都無法殺死它，它是“超級細菌”。
魏喆（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項目主任）：情況非常特殊，這種耐藥細菌，根本無法治療。
在中國負責中美傳染病合作項目的美國疾控中心專家JAY VARMA，對超級細菌的出現，也感到有些驚訝。那時，惕恤醫院裏有34個人，因為感染了這種超級細菌而相繼死去。
《紐約客》的報道讓人們看到了“抗生素對細菌束手無策”的難題，這在醫學上稱為“抗生素耐藥”，這樣的例子純屬偶然嗎？
魏喆：耐藥細菌的出現，確實是個嚴重的問題，在美國、歐洲、中國，以及其他國家，人們重度感染，抗生素根本無法醫治。
聽到這樣的故事，大部分人會僥倖地設想，這只是發生在遙遠的美洲大陸，或許不會出現在我們的身邊，那麼，果真如此嗎？
這裡是北京協和醫院，它有近百年的歷史，也亞洲最一流的醫療中心之一，我們的調查，就從這裡開始。
記者：關於“超級細菌”各種信息和故事，我們從網絡和媒體上聽説過許多，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超級細菌”究竟和我們有多遠，它真的存在嗎？
李太生：尤其在好醫院、大醫生這種重症病房，就是搶救病房，培養出來細菌，各個都是超級耐藥。
李太生，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副主任，他每天要面對的，就是人體內各種各樣的細菌。
李太生：老百姓講 就叫“超級細菌”
記者：您的臨床中間遇到過嗎？
李太生：上上星期有一個讓我會診的病例，我看到這個培養菌我非常頭疼。
儘管在協和醫院的傳染科工作了30年，但幾天前遇到的情況仍讓李醫生感到為難。他的驚訝程度或許與美國的醫生不相上下。
記者：什麼原因？
李太生：後邊確認的細菌幾乎對目前我們所用的藥都是耐藥的。
李醫生在這裡使用了一個術語：耐藥，是指藥物對細菌的作用降低，甚至完全失效的一種狀態。通俗地説，就是細菌不再害怕藥物。
記者：怎麼來處理、怎麼來診治呢？
李太生：迫不得已的有時候，只能是嘗試用一些，也許對他會有效的，因為這個藥有副作用，好多年，二三十年已經不用。
記者：會産生極大的副作用是嗎？
李太生：也許會有副作用，但現在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記者：無奈的選擇。
李太生：非常無奈的選擇。如果再沒有效，病人只能等死了，
美國、英國、中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最近十年中，先後都出現了對抗生素耐藥的超級細菌。更嚴重的是，那些曾經得到有效控制的傳染性疾病，如：肺結核、瘧疾和肺炎等等又捲土重來。
魏喆：我們的防治傳染病工作在美國開展的同時，也在其他國家進行，我們發現，抗生素耐藥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嚴重問題。有許多國家，甚至一些相對不是很富有的國家，也存在著抗生素耐藥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全世界都存在。
1994年，jay 就職的美國國家疾控中心發表聲明，在那一年裏，有13300個住院病人，死於耐藥性細菌感染。同時，世界衛生組織發現，全球範圍又至少出現了30多種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型傳染病。
記者：超級細菌會傳染嗎？
李太生：當然會傳染了，目前這些超級細菌都還相對來講，局限在一些特定的醫院或者特定的地點，還沒有説像感冒，流感病毒這樣來傳染，一旦那樣，那不堪設想，
其實醫學家們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們曾不無憂患地説：當我們頭頂的天空因氣候變暖而崩裂時，我們腳下的大地也在塌陷，因為人類濫用抗生素而導致了微觀世界的失衡。那將同樣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人類在21世紀，又要再次面對因細菌感染而導致的死亡，這不禁讓人感到不解：我們對抗細菌最有力的藥物—— 抗生素，為什麼會失效呢？這樣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第二段：
對於醫學家的警告，人們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那個正在塌陷的微觀世界，並非我們肉眼所能看見。而要了解這一切，我們不得不穿越時間的隧道，回到抗生素被發現之前的年代。
1726年，一位叫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英國人，出版了他的幻想小説《格列佛遊記》。
外科醫生格列佛遠航程中遇險，漂到利立浦特國。在這裡，他發現，原來，還有一個小人兒組成的世界。
在真實世界中，找到小人國的人是列文虎克，他是荷蘭的顯微鏡學家、也是微生物學的開拓者。他借助親手製作的放大透鏡，發現了那些 “非常微小的動物” —— 細菌。這是人類第一次，看清微觀世界裏的居民。而這些“微小的動物”，在地球上，已經存活了10億年。
記者：走在這個整潔雅致的院子裏，你的心情會格外輕鬆，這裡不僅有調皮的鳥兒，還有微小的昆蟲，當然，還有人類肉眼看不到的微觀世界，在這裡，同樣存活著各種各樣的微生物
它們的數量，顯然比人類自身要多得多。
樹葉上、草地裏，交通工具中、甚至我們的食物裏、還有我們自己的身體內外，到處都有細菌，但沒有人能統計出，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種細菌存在。
記者：如果不是借助顯微鏡，我可能真的感受不到微觀世界還有這樣的一種物體存在。
徐英春（北京協和醫院檢驗科 主任）：人體有好多好多的微生物，但是它不一定是致病的
記者：能測試一下嗎？
徐英春：能啊，所以今天可以讓你測試一下看看。
記者：怎麼測試？
徐英春：你的一隻大拇指就行了。
記者：用什麼設備呢？
徐英春：所以我用一個很簡單的設備，這是專門用來培養細菌用的羊血培養基。你把你的拇指按壓，輕輕地壓在血瓊脂表面不動，停一會兒，慢慢的別動。好，這裡已經有你的指紋了，
對不對，看到有指紋沒有。但是我們現在是看不到細菌的，對不對？
記者：嗯，通過什麼方式呢？
徐英春：放到培養箱裏，35度，培養18到24小時以後，看看你這指紋上有沒有微生物生長。
24小時後，徐醫生發來了培養基的照片，這些白點顯示在記者的大拇指表面，也有大量的細菌存在。根據醫學家的研究，在人體中棲息著1000億個以上的微生物，種類達400多個..
徐英春：微生物在人和人接觸之間，是非常容易傳播的，所以説一握手，咱倆（手上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就可以傳播。
記者：那很可怕。
徐英春：也不一定。因為這些菌來講，對正常人來講，它並不一定是致病的，只有免疫受損的一些病人，有些易感人群，像咱們正常人來講接觸，你手上有（金黃色）葡萄球菌，我手上也有，我手上有鮑曼不動桿菌，你也有，但你和我都一樣，不是致病的，因為我們離不開細菌的，所以一個人來講，他的體內、呼吸道。
記者：免疫力低下的時候就會感染。
徐英春：對對。腸道都是細菌，所以細菌和微生物來講，都是我們很好的朋友，比如説腸道裏的，你不可能沒有大腸桿菌，對不對，沒有大腸桿菌是不可以的。因為大腸桿菌和維生素合成還有關係呢。還有厭氧菌、念珠菌，它們都共生的，但是在一個人，當他肌體抵抗能力低的時候，可能這些菌就會導致另外一個條件。有一個誘發的條件，就可能引起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人類不願意接受的，因為它會不僅會帶來麻煩、痛苦、恐懼，還有死亡。
1884年 維也納 這是個充滿文化和音樂的城市，但總有孕婦因為生産而死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時在醫院裏，經過訓練的婦科醫生所接生的孕婦死亡率竟然遠遠高於民間接生婆接生的死亡率。這是究竟是為什麼呢？
醫學家門通過顯微鏡，看到了一種圓形的細菌，他們總是幾個連成一串，就像這樣，醫生們給他們起名叫——鏈球菌。就是它們導致孕婦感染並高燒，生命垂危。糟糕的是，在看到它們之前，醫生們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在接生完一個産婦之後，醫生並不洗手就去接生另外一個産婦。這就是導致醫院産婦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真正原因。
李興旺（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治中心主任）：人們有顯微鏡了，能夠看到細菌，能看到這個東西了，才知道是這些東西在搗亂，沒有顯微鏡以前人們不知道，肉眼看不見的。
在那個時代，對人類威脅最大的疾病不是今天的腫瘤和心血管病，而是各種各樣的細菌感染：人們很容易就死於産褥熱、或者創口化膿引起的敗血症、還有霍亂、肺結核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戰士沒有死在戰鬥中，而是死於細菌感染。人們對這些致病的細菌幾乎毫無辦法，患者充滿恐懼和悲傷，而醫生則感到挫折和無奈。人類究竟何時才能擺脫這段醫學上的黑暗歲月呢？
1928年9月的一天，英國倫敦聖瑪麗醫院的醫生弗萊明休假一週後，回到醫院的實驗室上班。他發現，有人忘了清洗培養細菌用的平皿，而平皿了長了霉。令他感到驚喜的是，在青色的霉周圍的細菌有溶解的現象，弗萊明推論，是黴菌製造了一種物質，殺死了周邊的細菌。這種物質，這不正是人們一直在尋找的、能夠有效抑制細菌繁殖和生長的東西嗎。青黴素，並成為非常有效的抗生素。
記者：抗生素為什麼能殺死細菌？
李太生：微生物以細菌為主單細胞東西，從顯微鏡可以看到，單細胞生物雖然可以自我複製，但是它複製繁殖需要有很多東西，細菌有自己細菌的細胞壁、細胞膜，還有自己裏面遺傳物質、蛋白質。但是細菌要長，比如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裂變，需要這種東西都有。然後都長著，細菌就繁殖起來了。抗生素通過各種各樣的不同途徑或者路線，比如説青黴素，不讓細菌的細胞壁合成，變成軟雞蛋，軟雞蛋容易破，細菌就死了。
弗萊明發現青黴素的1928年被稱為“抗生素元年”，這種藥物一經上市就被來治療産褥熱、細菌性肺炎、腦膜炎和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特別是兒科醫生，他們尤其喜歡使用青黴素，不僅因為它對兒童常見的各種感染有效，而且一般不會發生用藥過量，即使對嬰兒，常用的劑量也是無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以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青黴素都被大量地應用。就連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是依靠青黴素治愈了肺炎。
記者：像青黴素最初，臨床使用的時候，發揮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興旺：應該説有了青黴素之後對很多病都能治療，對很多感染性疾病（可治愈），（青黴素是）開創了一個人類在健康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藥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醫學家們又成功地找到了鏈黴素、慶大黴素等等各種各樣的抗生素。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已經有100多種抗生素先後誕生。那些曾經導致人們死亡的疾病，也變得不再可怕。許多今天活著的人，的確要感謝抗生素的使用，如果沒有它們，也許我們在兒童或青年時期就已經死亡。是抗生素讓人類擺脫了醫療的黑暗時代，並賦予了醫生製造奇跡的權力。
就在人們為這種藥物的神奇功效感到欣喜的時候，已經有人注意到了它抗生素可能帶來的危險。
奧托（瑞典防止抗生素耐藥性委員會）：那是多年以前，我還很年輕，是醫學院的一名學生，我的一位老師影響了我。因為他經歷了沒有抗生素的時期，他知道抗生素可以治療很多疾病，當阿莫西林問世時，他看到了這種抗生素産生的巨大魔力，但那個時候，他就告訴我們，要謹慎使用這些抗生素。
有的醫生發出了警告，因為他們在一些患者身上觀察到，青黴素等抗生素一度很有效，然而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情況卻改變了，抗生素不再對致病的細菌起到任何抑製作用。儘管如此，大多數人仍舊覺得這不重要，因為人們迷信抗生素的神奇作用，更自負地認為人類可以不斷研製出新的抗生素來取代逐漸失效的藥物。或許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人類自己發現了良藥，但有一天，人類也會再次把自己推回到黑暗時代的邊緣
記者：不幸的是，人類征服疾病的蜜月期時間並不長，生活在我們周圍，還有體內的這些微觀世界的微生物。事實上，它們根本沒有投降，自然界用了十億年的時間完成了微生物的進化，難道人類真能用幾十年的時間，憑藉著抗生素這樣的武器，就把它們消滅嗎，顯然，我們太輕視這些微觀世界的生物了。
第三段：
從1928年被發現之後，抗生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挽救了數千萬、甚至上億人的生命，也幫助人類建立了與疾病抗爭的信心。同時，它的作用還像石油對於經濟一樣，成為整個醫療領域的驅動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它的終端消費者。一段時間裏，幾乎在全世界範圍內，人們都在大量地使用抗生素，它價格低廉、效果顯著、隨手可得。
奧托：許多疾病第一次被治療時，這確實是個偉大的成功。隨後，抗生素藥品又不斷發展，出現了很多新藥，我們開始頻繁使用這些藥，感冒、發燒、咳嗽、流鼻涕是我們都會去用它們，不管他們到底是否管用。
只要相信無害，過度使用就難以避免。人們忽略了微觀世界的法則。就像在《格列佛遊記裏》，小人國的居民們對入侵者展開了強烈的反抗。然而，在真實的微觀世界裏，來自細菌的反抗要比這複雜得多。在各個國家出現的超級細菌就是其中之一。
奧托：細菌的基因發生了突變，也許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卻與抗生素的耐藥性直接相關。新的基因很快得以複製，就像是發生了一場革命。
人們習慣性地以為，當細菌對一種藥物耐藥時，我們繼續使用更厲害的抗生素，就會徹底剿滅它們。但真的是這樣嘛？
奧托：一些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在一開始並不像其他細菌那樣強大，但是如果我們用抗生素消滅了正常細菌，這樣它們就有機會進化。所以，這也可以説是正常細菌和具有耐藥性的細菌之間的競賽。
原來，如果我們過度使用抗生素，破壞了微觀世界原有的平衡，幫助了那些倖存的耐藥細菌佔領原本屬於正常細菌的陣地。而這些耐藥菌，一有機會，便毫不客氣，迅速繁殖出自己的兵團，再也不拿抗生素當回事了。
細菌的耐藥性發生在微觀世界裏，怎樣才能直觀地看到它呢？這也是醫生們最想做到的。
徐英春：我將菌液均勻地塗抹三遍。
負責檢驗的徐醫生首先把細菌塗抹自在平皿上，這是第一步，這樣做是為了要弄明白，這個患者體內的細菌究竟對那種抗生素耐藥。
記者：這些小瓶子裏是什麼？
徐英春：每一管裏頭加的是一種，抗菌藥物，可以看這個。
記者：這是？
徐英春：這個就是苯唑西林。這是一種抗菌藥物，這個接種器一共，能加八種抗菌藥物。剛才我已經把這個平皿，接種好了細菌，接種好了細菌以後，我就開始要把抗菌藥物接種上去。
一按、大家可以看，我們的抗菌藥就接種上去了。
記者：就是小白色的紙片。
徐英春：每個白的紙片就是一種抗菌藥物，比如説這是一種，這是一種。那麼現在我們能看見，有七種抗菌藥物紙片，我都接到這個MH培養基上了，對不對。完了之後，我會把培養基放到孵箱裏頭去。
記者：進行培養。
徐英春：對，進行培養。18到24小時以後拿出來，就看這個了。
記者：出現不同的狀況了。
徐英春：對了，出現不同的狀況了。為什麼呢？這個患者的細菌就都長了，對不對，長了這麼多的細菌。看這個有個透明的圈的，這個藥物一看就是個敏感的藥物，那這些一點圈都沒有，一點抑菌圈沒有，這可能是高耐藥的菌種。這個地方可以看，這個藥物有有藥敏紙片，把這細菌抑制了，抑制以後呢，這個圈是圓的，細菌不長了。
記者：那周圍這些黃色的呢？
徐英春：透明的，所以這個透明的 長了（或者）不長，就表示耐藥和不耐藥問題，所以你看紙片周圍，所有的細菌都長，所以大家看到，黃顏色的就是細菌，這個地方為什麼不長菌了，這個圈是圓的。不長菌了表示，這個藥物把這個細菌怎麼樣？都抑制了，所以細菌就不生長，所以可能分析結果應該説它是敏感的，就是這個藥物是敏感的，把細菌都抑制了，不生長了。你看這個就不一樣，這個裏，你看，一、二、三、四，這四種抗菌藥物，好像是藥的，因為都沒有圈，但是這幾種全是敏感的，這個圈很大，細菌都不長了，透明的，那為什麼細菌不長，因為抗菌藥給抑制了，這個患者感染這個菌的話，那麼至少這四種抗菌藥，都是敏感的。
這種試驗的學名叫紙片擴散法的藥皿實驗，通過它可以對細菌耐藥的情況一目了然。顯然，這位患者對16種抗生素中的15種都産生了耐藥，説不定他就是一位潛在的超級細菌攜帶者。
李太生：我的國內導師王有祥導師，中國傳染病非常頂尖的專家。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調查了中國以我們醫院為主，從199幾年開始，到2004年，大概10多年時間，醫院裏面細菌感染的變遷，結果發現，隨著廣普抗生素的使用，真菌感染，佔的比例，原來是1%、2%，現在已經10%以上，比例越來越高。耐藥的球菌感染，比例越來越高。這兩個的升高，耐藥的葡萄菌感染，就是廣譜抗菌藥，把正常菌群給打亂了，有直接關係。所以抗生素的話，對我們人類絕對是有效的，絕對是有益的，但是抗生素又絕對不能濫用，它要用的太多的話，我們就要變成後抗生素時代，對細菌沒有再有效的抗生素，人可能也就非常危險了。
儘管在抗生素發明不就後，就有醫學家提出了耐藥性細菌可能帶來的災害，但是，知識的匱乏和圍繞著抗生素而産生的各種利益博弈，蒙蔽了我們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對於制藥工業來説，抗生素帶來了好運。在抗生素發明之前，制藥業只是一個規模很小産業，但由於新發明的抗生素受到專利保護，制藥業就像擁有了石油資源的一樣，變得富可敵國。那些生産抗生素的跨國制藥公司，它們經濟實力，遠在某些小國家之上。抗生素終於成為一種夢想的藥物：無窮的需求，巨大的利益。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相信，我們正在與狡猾惡毒的細菌之間展開一場戰爭，抗生素就是武器。能夠抑制一種細菌的抗生素被比喻為狙擊步槍，而對多種細菌有效的抗生素則被描繪成散彈槍，那些更為厲害的抗生素，則被當成了重型坦克 … …
人類就這樣盲目地進入了抗生素的時代。戰爭、消滅、你死我活，這樣的隱喻給人們以無限的暗示，錯誤地把抗生素當成武器，而事實上，它應該是一種屬於人類和微觀世界共有的寶貴資源，或許還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
肖永紅（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在抗菌藥物研發的最初幾十年，這個時代抗菌藥物是層出不窮的，各種各樣的抗生素是很多的，但是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新研發的抗菌藥物就越來越少，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新的抗菌藥物幾乎就絕跡了。
記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從最初的品種繁多，到現在的您説的幾乎絕跡？
肖永紅：這個是有幾個原因存在，第一個就是説，我們由於抗菌藥物通過幾十年的研發，它很容易的研發的藥物，就很快被研究出來了，現在就是説，你去淘的話要更加困難才會發現一種新的抗菌藥物，這是一個科學研究的現實。第二個從藥品的壽命來講，也面臨一個問題，我們抗菌藥有對它的壽命最大的打擊就是它的耐藥問題，但上市以後如果説很快細菌就耐藥了，那麼這個藥物就不會再有市場，因此可能導致這個企業投資這麼大進去，沒有回報，面臨這種狀態的情況下面，又加上開發睏難，所以原來很多大型的制藥企業，曾經比如説是以研究抗生素作為它開發的大的企業，基本上現在也紛紛離開這個抗菌藥物研究的市場。
在制藥領域，人們簡明扼要地用兩個“10”來描述研發新的抗生素所需要的時間與經濟成本：10年和10億美元。無論對於怎樣的企業和國家來説，這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而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種新的抗生素誕生之後，由於不合理使用而導致細菌耐藥的速度，只需要短短的2年甚至幾個月時間。
李興旺（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治中心 主任）：研發一個真正新的藥物有的時候很難，所以我們用的錢還是不夠多，醫生也是比較珍惜自己這點武器，就這點東西，十八般東西都用過了，都耐藥了，你就束手無策了，
鉅額的研發費用讓每一個企業，都在努力收回投資。各種各樣促銷手段，也帶給醫務人員更多的誘惑。1983年，在抗生素被發現的55年後，世界衛生組織發現，醫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大約為60%左右。由此帶來的經濟成本也是驚人的。據估算，1990年，世界範圍內一半抗生素的使用是沒有必要的，造成的浪費達到9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相當於當時英國整個國家一年的稅收總額。而在中國，由於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則讓這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
肖永紅：實際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不光是抗菌藥（存在這類問題），抗菌藥只是，所有藥品中間的一類，但是這一類藥物，它確確實實佔到了這個醫療衛生。醫院裏使用藥物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從現在看來，應該是25%到30%。如果説抗菌藥物銷售的比例，嚴格得到控制情況下，對醫院來講，它可能收入也是會明顯下降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體制性的問題。如果説我們不徹底地，去改變這個的話，要完全糾正抗菌藥不合理情況的阻力，或者壓力是比較大的。
記者：你能夠算筆具體的經濟賬嗎？
肖永紅：比如你到三級醫院，我們説如果它藥品的收入佔到整個醫院的40%，如果這個醫院三級醫院規模我們都知道，可能一年的醫院營業收入在10億左右，算40%就是4億，抗菌藥佔4億的30%左右就是一點幾億。
或許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記憶，到醫院去看一次普通的感冒，通常90%的情況下並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來治療，但是，部分醫生可能為了收入的增加，在使用抗生素的問題上，放棄了應有的慎重。
袁鐘（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 社長）：有很多醫生有良知的，大多數都有良知的，他們不願意這麼做的。
記者：為什麼良心感知，實際上卻很難去操作？
袁鐘：他們很弱，各自很弱，在一個環境當中，這個環境要求，要求你每天有競爭性，你的工作有經濟效益，沒有你待不住了，而且不光你待不住，有的醫生告訴我，我待不住，我周圍的，比如説護士，他們團隊有發獎金，人家都要埋怨你，你在這個環境不允許你這種人存在。
對於醫療體制帶來的藥品不合理使用問題，人們則寄希望於正在進行的醫療改革。
陳竺（衛生部部長）：有一個事情是需要改的，就是所謂以藥補醫這個機制。
記者：甚至以藥養醫這樣的説法？
陳竺：實際上這個政策，已經在我們國家實行幾十年了，但是問題的産生，適當醫院不得不以創收作為維持和發展的主要的手段，和醫生的收入和這個創收之間挂鉤，這樣一種激勵機制聯絡在一起的時候就出問題了。那就變成是什麼呢？就是為了能夠得到15%的加成費，就傾向於用更多的藥，用更貴的藥，這樣一方面使得醫療費用特別是藥品的費用明顯上升。另外一方面，實際上它也造成了用藥安全方面的很多問題，我們國家抗生素濫用，已經成為非常嚴重的問題，
現代的技術和現代的藥物，卻沒有自然地産生現代的醫學觀念，人們孤立地看待細菌與抗生素、疾病與人類的關係，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生老病死的人生現實。
記者：在抗生素濫用原因上，僅僅是利益驅動嗎？
袁鐘：不是，那肯定不僅僅是。還有我覺得文化的原因，傳統文化的原因。因為抗生素這個藥物，非常典型的就是它的效果比較明顯，見效又比較快，特別是我們感覺到老百姓文化裏面很希望見到見效快的，或者我們説的眼見為實的這種藥物，我們傳統裏面就是追求靈丹妙藥，抗生素和我們靈丹妙藥非常相似，所以能給我們這麼一種滿足感，然後就很希望能夠找醫生看病，如果你給我開這個藥，效果很好、很快，當然我就很認同你。
記者：但這種心情，也是普遍能夠接受的一種心理。
袁鐘：對，就是這樣。
據調查，目前，中國每年人均使用抗生素為138克，這個數量是美國的6倍，在很多中國人的家裏，抗生素不僅常備的藥品，人們甚至會主動要求醫生給自己使用抗生素，甚至是約高級越好。人們絲毫沒有覺得濫用抗生素會帶來危險，反而認為不用抗生素或者用便宜的抗生素，會對健康有害。
記者：這會影響醫生的判別和檢療嗎？
李興旺：我想這種情況下對於醫生，還是有影響的。
記者：您的實際醫療過程中遇到過類似這樣的問題嗎？
李興旺：遇到過，我可以給你舉一個例子，我曾經在門診有一個病人，當然不是抗菌素，一個治療肝炎的藥物，這個病人肝炎已經基本恢復了，一個女孩子，一個大學生，我給他開了大概一個月藥，大概一百多塊錢，第二天她爸爸到我們的醫務部門投訴我，説我對他女士病情不重視，所以有時候醫生也很難當。
記者：面對這樣的情況醫生怎麼做？
李興旺：我想更多的醫生除了看病之外，還要給病人做更多的解釋，所以我有時候出門診也是這樣，跟病人有時候講話講得很多，甚至有人不開藥，我還告訴他為什麼不給他開藥，要跟大講很多，如果他能接受了就可以了。
記者：如果不接受呢？
李興旺：不接受我只能告訴他，對你沒必要吃，你還要偏要吃也可以給你開，為什麼？因為你有這個需求，我不開你可能有意見，但是我要跟你説這個藥你不需要吃。
記者：一些醫生在實踐的過程中，看病的診治過程中，很多患者主動要求用這樣的抗生素，醫生怎麼選擇？
袁鐘：醫生本身和病人溝通的時候，假設病人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你應該怎麼和病人解釋，我覺得是這個角度，你應該怎麼做。你來告訴他，我這麼做，是規範來的，而且對你是最好的辦法，這個疾病有三種方案，我認為這個是最適合你的，我希望你考慮，如果你説我還是要，那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如果患者不接受呢？
袁鐘：我不能做，因為對你不利。
第四段：
這裡是北京市聾兒康復中心，這些淘氣的小傢伙們正對我們的攝像機發生濃厚的興趣。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我們很難想象這麼小的孩子，會由於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而帶來的毒副作用，喪失了和其他孩子一起遊戲和接受教育的機會。
記者：像孩子們身後背的這個是什麼？
陳淑雲（北京市聾兒康復中心）：這一套是電子耳蝸，這是言語處理器，裏邊還有植入體，打開之後。
記者：做手術。
陳淑雲：做手術有一個植入體，植入進去，加上外邊這個設備，這樣構成了一個聽覺的系統。
記者：那一旦孩子植入這個人工耳蝸，是不是意味著他一輩子都離不開樣的一個裝置了？
那是，一輩子，終生要帶著它。
這個班裏的孩子最大的5歲，最小的一歲半。他們都安裝了人工耳蝸，要在這裡接受特殊的發聲訓練。
記者：我不知道你們做過統計沒有，這些孩子是因為什麼原因致聾，致啞的？
陳淑雲：沒有特別完全地統計過，但是經過我們的工作經驗和每天跟家長的接觸，我們覺得
藥物致聾的比例也比較大，比方説他吃了一些抗生素或者打了一些抗生素的針，對孩子的聽力就會有影響。這個比例佔有大概佔百分之四五十。
據統計，直到今天，因抗生素等藥物不合理使用而導致耳聾的兒童人數每一年要增加3萬人。濫用抗生素的危害，已經不再只是微觀世界的失衡，人類的下一代正在承受難以逆轉的代價。
記者：像這套裝置從經濟上來衡量，它這個費用高嗎？
陳淑雲：高，電子耳朵一套設備是很貴的，目前來説，平均大概得有18萬左右這樣一個設備。
記者：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講是一個鉅額的一個費用。
陳淑雲：有的家庭給孩子做不起電子耳蝸，就錯過了最佳的年齡。
比如我教他説媽媽的時候，就要這樣，讓他感覺到有共鳴（鼻腔）。
當時間進入21世紀，也就是在人類發現抗生素的近80年後，它的合理和規範使用，終於被提上了正式的議事日程。世界衛生組織在2007年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將細菌耐藥列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為因素之一，並要求各成員國積極應對。
趙朋鋼（衛生部醫改司 副司長）：今年衛生部發了一個38號文，進一步加強抗菌藥物的使用，在這個文件裏邊我們明確要求，如果説在一個醫療機構，細菌耐藥要是達到30%的話，那麼醫療機構要給臨床醫生發出預警，如果已經達到75%的話，建議這個藥品在這個醫療機構要暫停使用，衛生部已經做了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有時候問題的真正答案，可能並不來自於書本，可能已經超越我們正常的認知，還有經驗範圍，在生活中，比如説生病和治療，醫者與患者的關係等等這些似乎看起來非常簡單，我們都明白。但是，要真正理解它們，卻需要我們的智慧。
記者：其實任何一項科技發明都像一把利劍一樣，最重要是怎麼來掌控。
袁鐘：對，我們拿到一把利劍，我們把它練得很好，但是它幹什麼，其實我一直在強調，我們要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的人文智慧，這個人文智慧是它使用的方向。怎麼的來發揮更好地作用，減少它的副作用，這是要靠我們的人文智慧的。
奧托：我對此還是比較樂觀的。我是在為我的子孫後代做這件事，我有五個孫子輩的孩子，我希望他們能夠健康地生活在一個能夠得到安全治療的世界裏，同時也為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們。
責編：劉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