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回顧視頻
70年代他遠赴非洲,用鏡頭紀錄坦讚鐵路的艱苦建設歷史
董倩:為什麼還要派一支紀錄片的隊伍去拍呢?
王瑜本:去拍電影是周總理下的命令
董倩:最難的是在哪個階段?
王瑜本:爛泥塘那個姆馬段最難。
建設6年,拍攝6年,他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王瑜本:這説句不吉利的話,那公墓我都選好我自己的坑兒了。
董倩:這個技術靠譜不靠譜?
王瑜本:技術靠譜,就是安全系數太少了,我們差一點讓高射炮給打下來。
面對面董倩專訪紀錄電影《友誼之路》導演王瑜本,正在播出。(本週六晚8:15播出,敬請收看)
人物檔案:
王瑜本 80歲 山東人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高級記者 導演 攝影師
主要作品有《百萬雄師下江南》、《友誼之路》、《中國醫療隊在坦桑尼亞》、《莫桑比克人民在戰鬥》等。
董倩:2月15號,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對坦桑尼亞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專門來到援坦專家公墓,去憑吊那些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為了修建坦讚鐵路而犧牲的中國的專家、技術人員和工人,這是這個公墓建成三十七年以來,第一次接受國家主席的憑吊,這也就把我們的思路帶回到了那段歷史,坦讚鐵路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援外建設項目,被稱作是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這段歷史也被拍成了紀錄片,名字叫做《友誼之路》,今天我們就來到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家裏,他叫王瑜本,我們聽聽王導演給我們介紹這段歷史。
這部完成于1977年的紀錄片《友誼之路》,相信40歲以上的人都會很熟悉,它記錄了中國援建坦讚鐵路的全過程,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攝影師王瑜本用6年的時間,在膠片上凝固了這段見證中非友誼的歷史。雖然已經過去30多年,可走進王瑜本的家,這個14平方米的狹小客廳裏,仍然充滿了非洲的記憶。
董倩:極具非洲特色的一個裝飾畫,當年您帶回來的?
王瑜本:對。我修坦讚鐵路的時候。
董倩:七十年代時候。
王瑜本:對,七十年代帶回來的。這是讚比亞很有名的。
董倩:這是什麼質地?
王瑜本:這叫銅畫。
董倩:銅做的?
王瑜本:用銅板做的,完全手工把它敲出來的。
董倩:那挂這兒三十多年了?
王瑜本:三十多年了,這個很有紀念意義的。
董倩:我看您這兒有很多帶有非洲特色的東西,這都是當時您帶回來的嗎,還是後來漸漸收集起來的?
王瑜本:不是,都是在坦桑尼亞朋友送的。
董倩:這個是當年的照片?
董倩:什麼時候的照片?
王瑜本:71年,71年在修坦讚鐵路的時候。
董倩:您當時年紀輕的時候很帥。
董倩:我不知道您看沒看這條新聞,就是胡錦濤主席在坦桑尼亞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特別到援坦專家公墓去憑吊,您看這條新聞了?
王瑜本:看了。
董倩:您當時看的時候什麼感受?
王瑜本:我每天都看。
董倩:這條新聞跟您畢竟有某種聯絡,您什麼感覺?
王瑜本:很有聯絡,這説句不吉利的話,那公墓我都選好我自己的坑兒了。
董倩:為什麼?
王瑜本:因為這個鐵路總長度一千八百六十多公里,我們攝製組每天都在那個線路上跑,應該説坦讚鐵路跑路線最多的是運輸隊,咱們汽車的運輸隊,除了他們以外,就是我們攝製組跑得最多了。
王瑜本:我覺得我們很容易出事故
董倩:幹新聞的,就是拍這條鐵路也容易出事故,為什麼?
王瑜本:那當然了,因為你總是在路上跑啊,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撞車啊,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翻車啊,所以那個坦讚鐵路,咱們犧牲了六十四,還是六十幾我記不太清楚了,大部分死在交通事故,真正病死的,或者死在施工現場的,這個人是比較少數的。
王瑜本:我們從達拉斯薩達姆(音)開始,到讚比亞的卡比利亞伯希(音),這個路線我們每個月都要跑一個來回,所以你在路上時間很長,你很難説什麼時候就發生。
董倩:路況怎麼樣?
王瑜本:路況,它的高速路比較窄,雙車道的,關鍵是車開得特別快。
董倩:誰開車,當地人司機?
王瑜本:當地人司機,因為一跑,跑比較長的時間,從坦桑尼亞到讚比亞跑比較長時間,司機一個人很辛苦
著名的坦讚鐵路是1970年開始動工的,但説起它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1965年。當時坦桑尼亞和讚比亞已經獨立,但是讚比亞周圍的國家還在殖民主義統治之中,他們控制著出海口,讚比亞盛産的銅是國家的經濟支柱,但卻無法運送出去開展貿易,只有通過坦桑尼亞的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港口出海。而一旦讚比亞的貿易展開,坦桑尼亞的經濟也會被帶動起來。於是兩國萌生了修建一條鐵路的想法。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曾先後向世界銀行和一些國家求助,都遭到了拒絕。1965年,尼雷爾總統訪問中國,他深知中國當時也不富裕,直到後來才心懷忐忑地提出援助修建坦讚鐵路的請求,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就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並提出要求派鐵路考察組進行實地考察勘測,提出可行性報告。1967年9月5日,中、坦、讚三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於修建坦桑尼亞到讚比亞鐵路的協定》。協定規定,中國提供無息的、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貸款,派專家對這條鐵路進行修建、管理和維修,並幫助培訓技術人員。
王瑜本:從68年,68年到70年,經過勘探、設計兩年時間勘探設計,制訂了方案,當時中國政府要求就是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從1970年的10月26,在坦桑尼亞,10月28在讚比亞,因為兩個國家的鐵路,所以在兩個國家分別舉行了開工典禮,經過五年八個月的施工,計劃六年,提前四個月,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坦讚鐵路的建設,這條鐵路應該説在非洲,甚至在世界都影響非常大的,我們在那兒工作的時候,非洲人特別是坦桑尼亞,讚比亞人見了我們都,見了中國人就喊“親呢、親呢”(音)什麼意思呢,就是説新的語言(音)就是“中國、中國”。
董倩:王老,當年修坦讚鐵路的時候,我們去派工人、工程師去修,為什麼還要派一支紀錄片的隊伍去拍呢?
王瑜本:當時因為這個工程特別大,去拍電影是周總理下的命令,那個時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國家應該説那時候很不富裕的,我們經濟不富裕,我們技術也不是很先進的,這個工程大,所以投資相當大的,投資可能人民幣十幾個億,對我們來説那是建國以後,對外援助最大的項目,所以總理就決定要拍紀錄片,把它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歷史資料把它記錄下來。
董倩:您是怎麼被選上拍這部紀錄片的?
王瑜本:那時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應該説當時派到我們廠的軍宣隊是8341部隊。/我是屬於保守派的,我是屬於被打倒那個行列裏面的人,造反派就把我們這幫人就奪權了,奪我們的工作權利,不讓我們工作。8341來了以後,他們就説這幫人/特反動,其中就有兩個人,一個是比較老的同志,是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再一個我,我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説這兩個人特別頑固,那麼軍代表就把我們檔案調去看了,一看説這兩個人沒什麼問題啊
董倩:那後來您是什麼時候得知自己被選上了?
王瑜本:那是70年
董倩:誰通知的您?
王瑜本:軍代表。
董倩:您知道這個消息,您當時什麼心情,願意接受這個任務嗎?
王瑜本:那求之不得啊,當時一般的像我們這幫人都在幹校裏勞動。
董倩:您對坦讚鐵路這個援建項目有沒有了解?
王瑜本:接受任務以後,我就開始接觸它,我就採訪,到鐵路部採訪,一採訪説六年修成。
董倩:才知道這是個大任務?
王瑜本:而且中間還不能回來。要回來也就兩年輪休一次。
董倩:那您還想去嗎?
王瑜本:去,還得去,為什麼去呢,我要不去就到幹校去,總比在幹校要好得多。那個時候老實説,讓你出國那是組織上對你絕大的信任,不要説讓你出國,就從幹校裏把你調回來到單位參加工作、生産,讓你搞片子,那都是了不得的事兒。
董倩:那您什麼時候出發的?
王瑜本:我回來以後經過採訪、準備,也就個把月就出發了。/70年7月份出發的好像。
董倩:沒有人送您?
王瑜本:沒有。
董倩:就自己那麼走了。
王瑜本:自己走。
董倩:當年您多大歲數?
王瑜本:當年我,四十歲。
董倩:幾個孩子?
王瑜本:我那時候三個孩子。
董倩:都多大,大的多大?
王瑜本:大的比較大了,我那時候小的也就是四、五個月。
董倩:就走了?
王瑜本:四、五個月,我看啊,四個月,四個月,我老伴兒産假剛滿,就讓到幹校去插秧去。
董倩:那您這一走就是最起碼兩年的時間,才能回來。
王瑜本:最起碼兩年。
董倩:跟多少人一起去的,怎麼去的?
王瑜本:我去,我們本來可以坐飛機去的,因為我們那時候攜帶的器材特別多。
董倩:有幾個人這攝製組?
王瑜本:開始兩個,後來人員不夠又增加了一個,三個,因為我們帶的器材比較多,攝影機帶了兩台,膠片帶了幾箱,還有照明器材,坐飛機費用太高了,太高我們就考慮儘量給國家省點錢,我們就和工人,築路工人一起坐,當時叫光華輪(音),萬噸客輪,坐七、八百人。
董倩:從哪兒出發的?
王瑜本:從廣州,從廣州出發。
董倩:七、八百的修路工人。
王瑜本:修路工人。
董倩:裏面有工程師嗎?
王瑜本:有。
董倩:也就是説大傢伙一起出發?
王瑜本:也有幹部,也有工程師。
董倩:在路上走了多久?
王瑜本:二十幾天。
董倩:在船上,走了二十幾天。
王瑜本:走了二十幾天。
董倩:那這個過程中您也要拍攝記錄。
王瑜本:也拍了,拍了工人在船上生活、娛樂,都拍了一些。
董倩:您這一路上,跟這個龐大的隊伍應該漸漸地就深入到他們的隊伍中去了,漸漸地對這些工人、工程師就開始有了解了?這一路上有什麼讓您難忘的事情嗎?
王瑜本:最難忘的就是大多數人,可能就是應該説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董倩:暈船?
王瑜本:沒坐過萬噸客輪,更沒有出過國。不適應海上的航行,所以暈船,嘔吐,挺痛苦的。
董倩:我聽您介紹説是路上,腦袋上不斷飛著美國飛機那是怎麼回事?
瑜本:那是經過,在公海,經過越南附近的北部灣,北部灣美國劃一個禁飛區和禁航區,好像他説了算似的,這個就是他非法的,我們不承認這個,所以我們就從那兒照樣通過
董倩:看到飛機當時心裏有沒有恐懼的感覺?
王瑜本:老實説不在乎,我們不在乎,我們中國人也不在乎的,因為他不敢把我們怎麼樣。
不遠萬里來到非洲援建,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環境?
修建坦讚鐵路,建設者們又將面臨怎樣的困難?
《面對面》董倩專訪記錄電影《友誼之路》導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王瑜本1929年9月出生於山東龍口,曾作為攝影師赴前線參與了《百萬雄師下江南》、《抗美援朝》等紀錄片的拍攝。1957年他從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畢業後,回到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曾長期跟隨拍攝周恩來總理的國事活動。1966年文革開始後,他被迫離開了攝影機。而坦讚鐵路的修建改變了王瑜本的命運,在客輪上的他和同船的建設者們一樣,充滿了興奮。
董倩:到的目的地在什麼地方,在哪兒上的岸?
王瑜本: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這個海港,這個海港靠首都還有幾公里
董倩:看到的是什麼?
王瑜本:下了船看到的就是大卡車,把他們拉到工棚去,完了在那兒幹活幹兩年。
王瑜本:不經過城市。
董倩:直接就去工地了?
王瑜本:直接去工地了。
董倩:那也什麼都沒看到?
王瑜本:沒進首都街裏,沒進城市。
董倩:您見到的第一個當地人是什麼時候,什麼情形?
王瑜本:他們知道咱們是幫助他們修鐵路的,
董倩:六、七百人的隊伍去那兒以後,怎麼安營紮寨,住的是什麼條件?
王瑜本:住的條件,很簡陋。
董倩:幾個人一個屋?
王瑜本:一個屋?應該説幾個人一個鋪。都是帳篷,有的是帳篷,有的就是土坯。
董倩:就是瓜棚子。
王瑜本:就用樹枝什麼搭一個棚子,上面抹點泥巴就行了。
董倩:有墻吧?
王瑜本:墻啊就是籬笆,一米多高的籬笆。
董倩: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居住?
王瑜本:都一樣。
董倩:即便你們作為比較特殊的一支小隊伍,攝影師也是這樣?
王瑜本:一樣。
董倩:適應嗎?
王瑜本:慢慢適應。
董倩:伙食呢?
王瑜本:伙食剛開始不行。開始都是國內運去的,國內運去的都是大米、白麵,在海上要經過二十多天的航行,船上什麼氣候都有,颳風、下雨,受潮,到那兒又熱,容易發黴,一發黴,這就做出了饅頭和米飯就很難吃,但是你還得吃,你不能不吃,副食根本沒有。
王瑜本:開始就是生活很艱苦,伙食,吃的,生活上叫三白,什麼呢,白米、白麵、白水。再撒點鹹鹽
董倩:一天三頓都是這樣?
王瑜本:都是這樣。後來國內給貨輪運一些罐頭鹹菜什麼的。
董倩:沒有蔬菜、水果?
王瑜本:沒有,那都爛了,到那兒不行。有時候在當地買點肉。
董倩:那他們當地人不吃蔬菜?
王瑜本:他們不吃,他們不吃蔬菜。
董倩:那像修鐵路這是體力活,要各種營養補充,不吃蔬菜?
王瑜本:對不起,你各種營養得有條件啊,你沒條件,你想營養也不行啊。
王瑜本:我出國以後才知道什麼叫善良的謊言,這個就是,給他爹媽説我在這兒住的什麼賓館,吃的麵包,怎麼怎麼好,怕家裏擔心。
王瑜本:後來,就是我們中國工人在當地托什麼關係,弄的種子,蔬菜種子,養雞、養豬,這樣子,每一個單位都開始搞副業生産,有專人搞副業,這樣子我們生活逐漸地得到改善。後來,就是説我們生活很好了,各種的牲畜都有了,伙食相當不錯的了。
董倩:修建鐵路的中方單位,當時由於處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他們有沒有受到衝擊
王瑜本:修鐵路當時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沒有解放。
王瑜本:政治上解放,當時副部長一級的、司局級的,包括處長一級的,幹部絕大多數沒有解放,比如説有的幹部是周恩來總理指名要的,北京鐵路局的局長黨委書記叫趙文浦(音),他在幹校放羊,把他要回來,到坦讚鐵路去當副書記,當副組長去,就這樣去的。
王瑜本:我這個人膽子比較大。
比如説咱們那個援外人員,從國內走胸前都戴個毛主席大像章,有戴一個,有戴兩個的,老實説,應該內外有別,你在國內戴三個也沒人管你,可是你在國外不行,要考慮到駐在國對你的看法和影響;我就跟鐵路工作組的負責同志説,我説你看,都戴那麼多像章不好。
王瑜本:他説不好説,我説你不好説我説,沒下船以前我就説了,我是幹什麼的,我是哪兒的,我説我現在拍電影,我説咱們內外有別,這個電影將來要在世界範圍內,那也是瞎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世界發行,我説在世界發行,要在國內怎麼的也都行,世界發行這就考慮到影響,我説願意上電影的,請你把像章摘下來,
董倩:後來呢?
王瑜本:後來都摘了,你看我的電影,我拍那麼多片子,裏面沒有一個戴毛主席像章的。
董倩: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最後達成共識了?
王瑜本:他要上電影。
董倩:想讓自己的娘看見。
王瑜本:對,很可能這樣子,想讓自己的家裏人看看他,我在那兒老實説,在那兒沒有極左思潮。
坦讚鐵路開工於1970年10月,這條1860多公里的大幹線要經過的地形相當複雜,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的河流、流沙、沼澤等等,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經常出沒,築路者們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王瑜本:坦桑尼亞和讚比亞的鐵路大多數是經過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沒有開發…
董倩:什麼都有裏頭。
王瑜本:什麼都有,要開發路面,開發路面要拓寬二十米到三十米這樣的寬度,因為什麼呢,二、三十米呢,因為樹倒了以後,這個樹不能軋到鋼軌,所以要開比較寬闊的,那個樹直徑有的粗點的在一米多到兩米那個大直徑,一般小的有七、八十公分,它是原始森林,裏面有很多毒蜂,野蜜蜂,我們都叫野蜜蜂,毒蜂,所以開闢路面的時候就把蜂窩給驚動了,我到那兒看選位置,我看下一次我拍哪棵樹,推哪棵樹,我選那個角度,結果一群蜂子就奔我來了,一點都不誇張,得有雙人床那麼大的面積一片蜂子把我蓋上了
董倩:那蜇成什麼樣了?
王瑜本:蜇成很狼狽,我就趴在那兒了,臥倒,那樹不是推了,有坑嘛,我就跳到坑裏用那個浮土,就把頭埋住,我就在那兒喊,旁邊還有咱們的工人,還有我的攝影師,還有新華社記者,聽著我喊,他一看,我被蜂子包圍了,他們就來救我。救我的同志來一個蜇一個,所以挨蜇以後,別人就救他們,把蜂子就給分散了,那一片蜂子就分散了好多群。
王瑜本:後來我們就幾個人,我和技術員小李我們兩個就被送到醫院去了,那個小夥子血壓降得比我還低,於是就説先搶救他,完了再搶救我。搶救我完了以後,我總覺得頭像木的,後來我們攝影師就拿鑷子,就從我頭上、臉上拔蜂子的尾巴,拔出60幾個,60多個。
董倩:光是頭?
王瑜本:哎,手上還不算,光是頭,我那個攝影師和新華社記者,不是救我們去嗎?他們也挨蜇了,他們蜇得比較少,但是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有個工人就拍他身上的蜂子,打蜂子,用衣服打,衣服裏邊有鑰匙、有夾剪,就用這個打,因為他們單衣服,滿身都青一塊、紫一塊的。
董倩:跟蜂沒事,被打的。
王瑜本:都被打得夠嗆,新華社的記者把眼鏡給跑丟了。我們在醫院待了沒幾個鐘頭,後來又送來幾個當地朋友來,非洲朋友。
董倩:也是被蜇的?
王瑜本:也是被蜇的,他為什麼?一看蜂子那麼多,他説這個樹有蜂蜜,他就把那個樹弄倒了以後掏蜂蜜,那個蜂子就把他們蜇了,他們掏出四桶蜂蜜來,你想這個蜂窩有多大。
中國援建坦讚鐵路,鋻於中國當時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水平,有些國家認為是不會修成的。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鐵路工作組經過認真研討,制定方案,展開了“502公里大會戰”。一年之內就在原始森林、低窪地段建成了502公里的鐵路,為繼續修建餘下的1300多公里創造了良好條件,節約了大量費用。而此後,建設者們遇到了這段鐵路中最困難的一段。
董倩:這個修鐵路是從兩頭往中間修,還是怎麼捋著就這麼?
王瑜本:不,先從達累斯薩拉姆修了五百零二公里,完了又修了一百五十七公里。這兩段修完了以後,才從讚比亞開始修,/因為咱們器材、建築材料用輪船運去的,用輪船運去以後,卸了船就裝在火車上,裝到咱們修的,已經修好的火車上運進去,/所以這樣子就比較方便了。這兩段修完了以後,讚比亞那段也開始修了,這兩個國家又同時進行。
董倩:像修鐵路用的這些鐵軌,還有包括枕木,這些東西都是從當地去取材還是説從我們國內去運去?
王瑜本:國內運的。
董倩:那雇傭的是當地人還是我們自己帶去的?
王瑜本:技術工人是我們。當地,雇傭當地工人。
董倩:我們也有一個教授的過程。
王瑜本:對。
董倩:這個過程在您的紀錄片裏都有紀錄?
王瑜本:有,咱們很認真地教,非洲朋友對我們也特別感激,就是説我不單給他們修坦讚鐵路,而且培養他們的技術人員。殖民主義他不教當地工人的,因為他要控制和壟斷,所以他不教的。
董倩:您作為拍攝這部紀錄片,全程拍攝,肯定知道這條鐵路的修建有多難,當地的地質條件適不適合修這麼一條鐵路?
王瑜本:應該説坦讚鐵路這條線路很複雜,有的地段應該説相當艱苦,西方國家為什麼沒有幫助坦桑尼亞和讚比亞修這條鐵路呢,一,他不願意出這麼多的投資、資本,第二,他的確修造這鐵路相當困難,其中有一段,我跟你講,我們講叫穆馬段,什麼叫姆馬段,就是姆林巴到馬坎巴科這一段,叫姆馬段,這一段是一百五十七公里,/佔全線的長度,/佔百分之八點幾,/再説它的土石方佔20%。那個橋梁佔百分之五十幾,隧道佔百分之九十幾,所以主要的工程就集中在這一段。這一段為什麼這麼難修呢,要打隧道,隧道我們工人叫它爛隧道,爛,糜爛的爛,隧道應該説都是從山裏掏洞子,把它打通,打洞子應該是石質比較堅固的好打,不塌方,不冒頂,/這很容易出事故,很容易傷人的,這是隧道,是叫爛隧道,路基叫爛路基,這兩山,加一溝,這個溝裏面都是爛泥塘,工人就在齊腰深的爛泥裏面往外掏泥,這個泥掏不盡,只能掏出一部分來,後來就用圓木,就是原始森林不是有木頭嗎,用圓木墊到裏面,在圓木上面築路基相當艱苦的,非洲又特別熱,蚊蟲又多,那個工人整天在那個爛泥塘裏泡著,有的皮膚都感染了,潰瘍了,很遭罪的。
董倩:這是最難的這段嗎?
王瑜本:最難的。
記者:你們拍攝當中的,拍的時候也很困難?
王瑜本:那拍,我們也得下去啊,你想拍勞動特寫,近景那得下爛泥塘去,那老實説很苦的,很苦的。
王瑜本:隧道也是這樣的,隧道你比如説流水,嘩嘩地流水,你穿著雨衣,戴著絕緣手套,隧道裏面需要照明,那個電經過雨淋,裏面水淋了以後就跑電,跑電了,所以我們攝影師,挨了好幾次電擊,有的時候把燈都擊掉了,很危險,就是這樣子,我們還得堅持,把工人這種克服困難,艱苦勞動的精神能表現出來,很難的。
坦讚鐵路艱難延伸,攝製組艱苦拍攝
王瑜本曾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他究竟遇到了怎樣的險境?
《面對面》董倩專訪記錄電影《友誼之路》導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就在坦讚鐵路開工的第二年,1971年10月25日,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傳到遠在非洲的坦讚鐵路工地上,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要求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這就是著名的2758號決議。在投贊成票的76個國家中,非洲國家佔了26個。在決議通過的時候,一邊是一些國家的代表默不作聲,另一邊是非洲國家的代表跳起了歡樂的舞蹈。所以當時毛澤東主席風趣地説,是“非洲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這個消息更加鼓舞了援建者們的幹勁兒,王瑜本帶領的攝製組的拍攝也越來越漸入佳境。
董倩:我有個問題要請教您,影片裏面有些航拍的鏡頭,航拍就得要飛機,這個飛機是哪兒提供的?
王瑜本:這個飛機是我們租的。
董倩:租的哪兒的?
王瑜本:坦桑尼亞的。
董倩:這個技術靠譜不靠譜?
王瑜本:技術靠譜,就是安全系數太少了,我們差一點讓高射炮給打下來。
董倩:這怎麼回事?
王瑜本:坦桑尼亞我跟你説,對咱們,包括讚比亞都是非常友好的,就是有的個別人工作不是那麼認真的,航拍他從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開始,/拍到爛泥塘那兒,姆馬段,這一段工程比較集中、比較壯觀,有橋梁、有隧道、有爛泥塘、曲線,很壯觀的,很好看的,/咱們任何國家的首都都是禁飛區,我和我的攝影師就到坦桑尼亞總統府,找他辦公廳主任去了,我們就給申請要航拍,為什麼要航拍?他説你給我寫個報告,我就給寫了個報告,我寫報告他也不懂,我也不會當地語言,我就寫了中文,他也看不懂,他説中國人好説話,他就批准了
董倩:就是他也不知道您寫什麼,他就批准了?
王瑜本:對,就寫的報告我要航拍什麼,為什麼航拍。完了他就批准了,批准了我就説明天十點鐘起飛
董倩:這他得懂?
王瑜本:我有個翻譯,10點鐘我起飛,拍好了就一次,第一次拍不好,再飛第二次,11點再飛一次,他可以,他説我給你安排,你準時起飛。我們10點鐘從達累斯薩拉姆那個首都機場起飛,但是飛機非要經過上空半徑,從鐵路的起點才能沿著線路走,這個飛機跑到首都上空了,防空部隊一看,這是哪兒的飛機,這還了得嗎?/我們飛機飛得很低,也就400、500公尺。
王瑜本:趕快集合,各就各位,準備好了,可是準備好了我們已經飛遠了,已經看不見了。在那兒等著,那天天氣也好,氣候也好,我們飛得很厲害,就沒飛第二次,第二天防空部隊的一個教官就到我們鐵路工作組,就串門去,他是中國人,就説起來了,説昨天有個飛機差點給打下來,我説為什麼?他説也不知道哪的一架飛機就飛上來了,等到集合以後他飛走了,再回來我們就開炮了,説那是我們的,他愣了,説怎麼你們呢?你們怎麼不告訴我們呢?説我們跟總統府辦公廳説了,歸他們管。大概總統辦公廳主任忘了,把這個事給忘了。
這件事王瑜本想起來很是後怕,可是不久之後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一次,這一次更加凶險。
王瑜本:157公里那個地方爛泥塘,這段修完了以後,非常好看,這樣拐過來,那麼拐過來,像一條龍似的,我就向鐵路工作組提出來,我説我要拍一個鏡頭,這個鏡頭很長,要拍兩分鐘,隧道相連,橋梁相連,一個鏡頭下來從橋進隧道,從隧道出來又上橋,又上了路基,彎彎曲曲的。鐵路工作組就很支持我的工作,就給我挂了剛從國內運去了兩節臥鋪車廂,我們又可以在上面生活,連吃帶住都可以的。
王瑜本:但是當時叫臨時運營,沒有正式運營,就是拉建築材料,後來我第一次路過這兒,我覺得很好,完了以後我又把火車退回去,又從起點開始。我告訴下邊起點的車站,我説我們沒有到下邊車站以前,你這個區間要封閉,不能放行,放行容易和我們撞車。後來他同意了,答應了,答應了以後,我們三個人,一個攝影師/後邊就是火車的挂鉤那個連接的地方,攝影機就支在那個地方,另外一個攝影師就上了機車車頭,控制機車的速度。當時鐵路工作組派了很有經驗的一個司機來協調這個工作。後來我們這個火車就從起點開始走,上了還進了隧道,看到前面有個亮點,説快到隧道口了,見到亮了,等到再一走,對面又是個火車,那是火車照明燈,兩個燈就對上了,這個時候剎車已經來不及了。
王瑜本:我那個攝影師就在車頭那兒正看著攝影機,我一看車越來越近,我就把他一把拽起來,拽起來拉到臥鋪那個人行道那兒,人行道是臥鋪車在側面,這時候兩個車就撞上了,對面那個車就鑽到我們客車的車底下去了,就把客車架起來了,沒有人員傷亡,但是對面那個車拉的修鐵路的預製塊,預製水泥板,把我們那個客車給軋漏了,把那個墻都軋漏了,把三角架軋斷了兩條腿,那個攝影師我也不拽著,把他就軋上了,很危險的。
坦讚鐵路編輯成片,竟在世界引起反響
友誼之路提前完工,但卻留下一件憾事
《面對面》董倩專訪記錄電影《友誼之路》導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在拍攝坦讚鐵路期間,1974年,王瑜本還拍攝了《中國醫療隊在坦桑尼亞》,其中的這首主題歌曾風靡一時,很多人還記憶猶新。
王瑜本:我們主要任務是完成坦讚鐵路的,醫療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交代這個任務。
董倩:是您自己要拍的?
王瑜本:對,你不能天天在鐵路拍攝,也有空閒時間,空閒時間説咱們看看醫療隊,醫療隊在這兒很辛苦,後來我就到醫療隊看了,醫療隊的同志一見我們中國人,特親切,/他們也是兩年一換班,他見不到中國人,因為咱們醫療隊去的地方都是很偏僻的鄉村。
董倩:肯定是缺醫少藥的地方。
王瑜本:當地醫生都不願意去的地方,咱們去了,他們工作條件相當艱苦的,手術臺就在一個普通病房裏邊,有時候做手術沒有電,用手電筒做手術燈,他們吃的蔬菜也是自己種的,喝的水應該説很不衛生的,都用漂白粉經過過濾才能用。後來我説這幫醫生太高尚了,中國醫生是了不得,我説咱們抽時間拍一部片子,
王瑜本:開始非洲人老實説,對我們是看不起的,覺得中國人不行,那時候外語都不行,你的醫術能怎麼樣?後來有一次他們的院長主刀,給一個人要剖腹治病,他主刀,讓咱們醫生給當助手。後來他打開胸腔以後,他就不知道下一刀該怎麼辦了,這個打開以後你又不能晾著開討論會,咱們的醫生一看院長,咱們醫生就説了,現在我主刀,你還在你的位置上,不換位,一換位就知道了,你還不行,你下來了,他應該站在助手的位置上。
王瑜本:咱們的大夫很熟練地就把手術給做完了,這個院長特別感謝咱們大夫,第一,手術很好,第二,保護了他的尊嚴,沒讓他丟面子,所以很好。
如果説坦讚鐵路是一條看得見的友誼之路,那麼中國醫療隊鋪就的,就是一條在中非人民心裏的友誼之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非洲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國外大陸,坦讚鐵路更是舉國皆知。
馬季先生這段著名的相聲《友誼頌》歌頌的就是援建坦讚鐵路的故事,它也成為文革之後電臺播出的第一段相聲。而王瑜本的紀錄片《坦讚鐵路在建設中》也不斷在電影院放映,讓中國觀眾們對坦讚鐵路的建設過程非常熟悉。
王瑜本:我都沒想這個片子會産生這麼大影響。
董倩:當時就是想把它拍好?
王瑜本:拍好,因為拍不好對不起修築工人,我給你講一個故事,這個片子在國內放映,在青島放映,一個老太太從來不看電影的,為什麼不看電影?她捨不得花那點錢,她鄰居看電影了,説大姐,我看電影看到你兒子了,那老太太説你在哪兒看到了?我在哪個哪個電影院去了,老太太跑電影院去了,買票去了,散場以後,人家都清場,散場以後清場,老太太不走,説你幹嘛呢?我看我兒子,你兒子在哪兒?我兒子在坦桑尼亞修鐵路呢,又在那兒看了兩場。
王瑜本:第二天還去看,看了以後人家説老太太,這個片子我們已經給下邊縣裏去了,説哪個縣?是哪個縣,老太太買個汽車票又到縣裏去看了兩天。
董倩:她這是看兒子,不是看……
王瑜本:看兒子,對,有兩年時間,作為母親來講,作為子女來講,應該説那種思念是很深的。
王瑜本每年都會回國10幾天,沖洗膠片,編輯片子,分別製作了5部20分鐘的《坦讚鐵路在建設中》,1974年,鄧小平把其中的一部帶到了聯大特別會議上,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對非洲人民無私的援助,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從勘測到建成,歷經8年的艱苦奮戰,1976年7月14日,坦讚鐵路提前建成通車,中坦讚三國舉行了移交儀式。
董倩:當時您看到移交儀式上,看到坦桑尼亞還有讚比亞,他們這兩個國家,他們的反應是什麼樣的?
王瑜本:在移交應該説反正大夥就歡呼,比較熱烈,歡呼、友好,這是一種儀式。
董倩:當時我特別想知道,因為您從一開始關注這件事情就和周總理一起,到最後周總理沒有看到這個移交儀式,你心裏是什麼心情?
王瑜本:本來達累斯薩拉姆那個火車站墻上留了一塊地方,準備立一塊碑,就講坦讚鐵路,當時估計周總理能去,就留那麼一塊地方,結果周總理沒去,也就沒刻,這是很大的遺憾。
回國以後,1977年,王瑜本將坦讚鐵路的5部短片精心編輯成一部70分鐘的長紀錄片,《友誼之路》,講述了6年的艱苦歷程。為援建坦讚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共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萬6千人。在修建過程中,中方有65人獻出了寶貴生命。
董倩:七十年代,1976年您回來的,回來以後再去過非洲沒有?
王瑜本:去過。
董倩:因為您跟這條鐵路拍了六年,對它怎麼也得有感情,後來有沒有再去看過這個?
王瑜本:去了。
王瑜本:去坦桑尼亞鐵路,原來住過的地方,和機車測量廠,包括在墓地我都去了,一到那兒一看,我留那個坑還在那兒待著。
董倩:您本來是想自己要是萬一希望不大,就
王瑜本:留了三個坑,我們三個人。
20多年來,坦讚鐵路促進了坦讚兩國經濟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鐵路沿線涌現了不少新興城鎮,成為各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如今30年過去了,已經享受多年退休閒適生活的王瑜本仍然關心著他曾經戰鬥過6年的地方,不僅因為他見證了坦讚鐵路的建設歷史,還因為正是坦讚鐵路讓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再次拿起了攝影機,在消沉中重新燃起希望,繼續追求他的理想。
董倩:2008年奧運聖火傳遞到坦桑尼亞的時候,熱情坦桑尼亞人民,就把聖火傳遞的起點設在了坦讚鐵路的起點,達累斯薩拉姆火車站,這個舉動意義深遠,因為它表達了坦桑尼亞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這段歷史漸行漸遠,但是兩國人民的友誼卻仍在繼續,作為這部紀錄片的導演,王瑜本為自己拍攝並且見證這段歷史而深感欣慰,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感謝您的收看。
責編:劉岩